（本文为林屋公子《周朝八百年》系列026）
尽管主流观点倾向认可，镇江烟墩山出土的青铜器“宜侯夨簋”，反映的就是吴国分封的史实。但实际上一直存在不同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仍然需要重视。
首先就是对于其中“虞”字的释读。“虞”是宜侯夨之前的封国，但如果这个字根本不是“虞”字，那么其与虞国、吴国的关系自然也就切断了。事实上，确实有学者认为这个字不是“虞”。早在宜侯夨簋被发现后不久，陈梦家先生就将此字释读为“虔”，现代学者曹锦炎先生又认为此字是“虎”，均认为与虞国无关。当然，笔者倾向于认可此字正是“虞”，这件青铜器正是虞国青铜器。
然后一个问题是，虞侯夨所封的“宜”，到底是在哪里呢？从出土地看，丹徒烟墩山是春秋吴国的重镇“朱方”，今天镇江还有“朱方路”，这也是学者主张宜国就是吴国的一条重要证据。但即使“宜国”就在此处，也不能证明就是吴国。郭沫若先生就认为，宜国是被吴国灭亡的一个邻国。何况，宜侯夨簋在丹徒的西周大墓出土，就能证明虞国的分支宜国一定活跃在江南地区吗？
当然不行！众所周知，越王勾践剑出土于湖北江陵望山1号楚墓，今天还成为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但不会有人认为春秋越国已经进入了湖北境内。学者对这件青铜器有两种猜测，一是认为这是越王勾践嫁女于楚的媵器，二是认为这是楚国攻越战争的战利品。所以如果丹徒只出土一件宜侯夨簋的话，其实很难说明丹徒就是虞侯夨转封的宜国所在地，因为“宜”这个字本身就和吴、朱方没有关系。
黄盛璋先生就认为，周王赐给宜侯的人民有“郑七伯”，那么“宜”一定在“郑”附近；周王是在阅览“伐商图”后才分封宜国的，说明宜国也应该在中原一带，这个地方很可能是战国时期著名的韩国宜阳（今河南宜阳）。也有学者认为“宜”字不是“宜”，比如唐兰自己就先释为“宜”而后释为“俎”，王晖先生据此认为“俎”即春秋的“柤”，在江苏邳州一带。不过，他们虽然质疑了“宜”（或“俎”）的地望，但并没有否认吴国是太伯之后。
其实，就算是认为宜侯夨是出自“虎方”的曹锦炎，仍然指出“1982年出土的母子墩青铜器，其内涵接近烟墩山出土的铜器，表明确有一支周人势力南下江南。但其进入长江下游的时间能否早到西周康王时，却是需要重新考虑的”。李学勤先生也曾怀疑宜侯夨簋不是吴器，但其在1985年的《宜侯夨簋与吴国》一文中，认为烟墩山附近的一些本土墓葬，相继出土周式青铜器，证明宜侯夨簋在此出土并非偶然，证明了周人文化与土著文化的合流。
这里介绍一下出土周式青铜器的本土墓葬。在江苏句容的茅山风景区游客中心附近，有一座先吴文化博物院（原江南土墩墓博物馆），展示了江南土墩墓的历史文化。所谓“江南土墩墓”，系苏南宁镇一带集中在西周春秋时的一种人工土墩，这种土墩是一种平地起封、无墓穴葬具的墓葬，在过去的地方志里长期被当作是“藏兵洞”“炮墩”“烽火墩”“风水墩”“古战堡”。
与之类似的是太湖一带存续于西周中期至战国前期的石室土墩墓，区别在于墓葬砌有长条形石室。叶文宪先生从其延续的时空判断，土墩墓为吴人墓葬，石室土墩墓为越人墓葬。
区别于同时期中原墓葬的“不封不树”，土墩墓明显为江南一带的特色墓葬，可以视为一种土著文化。对于土墩墓出土大量西周青铜器，学者遂解释这体现了吴国上层为周人贵族，下层为土著居民的现象。但这种“周文化”究竟对吴国影响多大呢？考古学家李伯谦认为：“吴文化的主要内涵还是应由当地某种新石器文化、早期青铜文化发展演变而成。”他的观点是吴文化发展更多具有本土性。
历史学家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中，有一章《边缘人群华夏化历程：吴太伯的故事》对此事有最精彩的分析。王先生认为，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中原与江南实际上就存在双向交流，不仅是中原影响江南，同时江南也影响中原。所以在西周江南地区发现中原文化因素，不能证明周人抵达江南。土墩墓不管是否出土商周青铜器，但整体均为本土系墓葬，至于出土的青铜器，可能是从中原流落到这里，也可能是出自当地贵族的仿制。
为什么当地贵族要占有、收集甚至仿制中原青铜器？这当然体现的是他们对华夏文化的向往。特别是土著吴人无意中获得“宜侯夨簋”时，他们拥有了中原虞侯封于宜这一历史记忆。春秋中期，吴国开始强大并通于上国，晋国大夫巫臣敏锐捕捉到这一动态，施展“联吴抗楚”的战略。此时吴国急需得到华夏认同，他们拿出“宜侯夨簋”的历史记忆，希望寻找自己失落的族源；而夨国、虞国早已相继灭亡，华夏国家也就乐于把太伯奔吴这一传说移植给吴国。
王明珂先生认为吴国是攀附的太伯后代，这种观点其实也有前人提过，如陈桥驿先生就认为“吴为周后说是完全不可信的，是在吴成为中原大国的吴王夫差时代造出来的”。不过其观点比较简单粗糙，比如吴为姬姓的出身，早在寿梦、阖闾时代就具备了，并非夫差时代才有。而王明珂先生分析就要深入具体得多，他还列举了许多“假借祖先传说”的例子，其中就包括同时代华夏边缘的秦、楚、越以及汉晋时期的匈奴、鲜卑羌，等等。
王明珂先生主张的是西方后现代族群理论，与当年顾颉刚的“古史辨”有异曲同工之妙。
王先生自己就认为“由历史记忆、历史心性分析来探索史实，可以开创许多新的历史研究内容，或延续、补充过去中断的研究传统——如过去古史辨派学者对于传说古史的研究”，所谓“历史记忆”，就是文献与口述历史；所谓“历史心性”，就是“历史记忆”所循的选材与叙述模式。这也类似顾老主张的“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故对于族群攀附的问题，他们认识也是一致的。
当然，这只是一种供参考的理论方法，对于具体结论则未必需要尽信，但无论如何，对于我们理解古史传说会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吴国国君到底是不是太伯后代？因为早期史料的匮乏，实际上很难证真或证伪；但不管他们是不是太伯后代，实际上在春秋中后期，都已经完成了华夏化的塑造。我们在一方面探求“历史事实”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到，“历史记忆”是如何被书写与流传的，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历史心性”，这才是历史研究的全部。
林屋公子，文史作家，主攻先秦秦汉史。系今日头条签约作者，悟空问答签约作者，澎湃历史专栏作者，网易历史专栏作者，百度ta说合作作者，全历史合作作者，出版有《先秦古国志》《先秦古国志之吴越春秋》《山海经全画集》实体书三种，作品散见于《国家人文历史》《北京晚报》《醒狮国学》《百家讲坛》《威海晚报》等报刊杂志及自媒体。感谢阅读，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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