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的历史记载，一般都从三皇五帝说起。
三皇指的是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他们生活的时代远古，或在四五千年至七八千年以前，乃至更为久远，基本无迹可寻。
五帝为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五帝时代下承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夏朝，时间约在距今4000年到5000年之间，我们常说的“中华有五千年璀璨文明”，就是从黄帝时代算起的。
但是，西方学者认为，中华文明只能从商朝算起，即中华只有3500年文明而已。
这是为何？
他们说，文明必须具备四大要素：城市、文字、青铜、神庙和祭坛。
实际上，一开始，他们也不承认商朝存在过的。
但殷墟被发掘出来，商朝发达的文字体系，精致的青铜器皿、华美的服装，以及车马、宫殿，一下子呈现出来，突如其来的征服了他们。
不过，与殷墟被发掘出来相似，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也被发掘出来了。
现在，二里头遗址已被视为夏文化探索最重要的遗址。
并且，二里头遗址也出土有青铜器、玉器、陶器，也有车马、宫殿的遗迹。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徐炳昶先生认为，二里头遗址有大型宫殿，还有很多的墓葬，出土有青铜器、玉器、陶器，已经是一个文明社会了。它的时代、地理位置和我们文献记载的夏相吻合，即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
然而，仅仅因为缺乏文字，夏朝始终得不到西方承认。
美国、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倒是提及到中国的夏朝，但并不如像商朝、周朝之后的朝代更被认可。
想想真是觉得不甘心。
要知道，《史记》和《竹书纪年》都清清楚楚地载有夏朝帝王的世系表，除开夏禹不算，从启到桀共十三代，传了十六人，历四百七十一年。
这些帝王分别是启、太康、仲康、相、少康、予、槐（芬）、芒（荒）、泄（世）、不降、扃（局、禺）、胤甲、孔甲、皋（吴、皋苟）、发（发惠）、履癸（桀）。
整个夏朝的发展，帝王世系清楚，脉络分明。
怎么可以否认它的存在呢？
而且，我们可以看中华文化的传承，从5500年以前的内蒙古红山文化，第一次发现玉器，发现龙形象，到4000年前开始在中原地区的山西陶寺文化发现龙形象。再到3500-3800年前河南二里头文化的玉器和龙形象等等，都是一脉相承的。
因此，很多爱国学者不服气，穷尽一生追索着夏朝文字的踪迹。
考古科学家李学勤和李伯谦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找出了许多“刻画符号”，并且，他们认为，有些“刻画符号”还可以“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均可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字”。
因此，郑重发表声明，声称自己发现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夏代文字。
实际上，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发现夏朝文化遗址200多处，其中已有30余处展开了深入的考古发掘。
除了二里头遗址的“刻画符号”，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的余人杰声称自己发现了湖北盘龙遗址刻在铜板上的夏朝文字。
山东大学教授刘凤君也声称自己发现了早于甲骨文七八百年前的昌乐骨刻文。
考古专家裘锡圭相对比较慎重，称大汶口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跟汉字相似的程度是非常高的，他们之间似乎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甚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的张居中在河南贾湖遗址发现了十几个距今已有7000年刻符，它们是刻在龟甲上的象形符号，与4000年后的商朝甲骨文非常相似。
甘肃大地湾遗址出土的陶器上，也发现了7000年前的彩绘符号，与1000年后半坡遗址的“人面鱼纹”陶器刻符相似。
1982年，考古学家在发掘山西省襄汾县的陶寺遗址时，还就一个残破陶壶的两个符号展开过激烈的辩论和考证。
那两个符号是用朱砂书写在扁壶的正面鼓腹部上——该破陶壶因此被命名为朱书扁壶。
其中的罗琨先生和何驽先生对这两个符号的解读最有意思。
罗琨先生说，这两个符号写的是“易文”二字，是人们歌颂尧帝——伊祁放勋的功德。
何驽先生则说，这两个字其实是“文尧”，“文”就是“文德”；“尧”就是尧帝……
可惜的是，不管国内学者争论得多么激烈，西方学者并不以为然。
他们认为，不管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的“刻画符号”，还是余人杰发现的湖北盘龙遗址刻在铜板上的“夏朝文字”，抑或山东大学教授刘凤君说的昌乐骨刻文，还是裘锡圭说的大汶口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以及贾湖遗址龟甲上的象形符号、甘肃大地湾遗址的彩绘符号、山西陶寺朱书扁壶的两个符号等等，仅仅只是符号而已，并不能称之为文字。
字与符号的最根本区别是什么呢？
字主要用来表意，一个成熟的文字，无论它在什么场合，它所表达的意思是特定的。
殷墟甲骨文之所以被认为是成熟文字，就因为它有5000个以上的单字，表意能力非常准确。
符号则不同。最简单的符号，就与结绳记事的功能相同，比如画一个小三角符号，它在这个场合表示的可能是着重号，在另一个场合表示的却是别的意思。
一句话，西方学者认为，所谓的“骨刻文”、“陶寺朱文”、“夏代水书”，都和贾湖刻符、双墩刻符、半坡陶符、青墩刻符、庄桥坟刻符等等一样，全是符号，不是文字。
不得不说，从西方学者这一苛刻的角度来看，夏朝真的缺乏成熟的文字来表征它的文明。
那么，夏朝真的不存在系统的文字吗?
如果有的话，为什么一直找不到呢？
国家博物馆的一尊名为“作册般青铜鼋”的商朝青铜器，上面记述有商王的射礼的过程。
考古学家对青铜器上的“作册般”这三个字若有所思。
首先，大家原以为源自《周礼》的射礼，其实在商朝早就有了。而这个名叫“般”的人，应该是商朝的史官。这说明商朝是有专司记史的官员的。最主要的是，“册”字的象形意义是连成排的木片，这就意味着商朝有竹简，即商朝的史官记史，并不刻在甲骨上，而是记在竹简上的。
《尚书》中记载的“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说的就是殷商先人用书册载史的事。
现在我们看到的商朝的甲骨文，都是祭祀或占卜用的祭文、卜辞，并不是记史的文字。
而记史的文字，都是记载在装订成册的竹简上。如果，能发掘出这些竹简，那么，就有可能看到记载在上面的成汤灭夏的这段历史。
商朝人信鬼神，喜欢祭祀、占卜，因此在龟背、兽骨上刻下了文字，所以能保存至今。
但是，竹简比不上甲骨，比不上青铜，极容易腐烂。
另外，夏朝不爱祭祀，不爱占卜，那么夏朝的文字，都是记载在竹简上的，这，也是我们一直找不到夏朝文字的主要原因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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