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诞辰1000周年。提到这位历经北宋五朝的元老，很多人都会想到他小时候，机智砸缸救人的故事，也会立马想到他呕心沥血19载，组织编纂的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的故事。
《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时期，下至五代周世宗时期，294卷内容记录的时间跨度长达1300多年。为了编纂此书，司马光自言“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梁启超在评价《资治通鉴》时说到“亦天地一大文也”。毛泽东主席曾先后17次阅读批注《资治通鉴》并称其为“难得的一部好书”。
在这样一部“资于治道，以鉴来者”的史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司马光所要传达出来的修身心、明大义的伦理道德观念以及治国的方略。对于这样一个大部头的书，很多人可能读起来觉得有些难。不过，要想读懂这部著作，不得不先从开篇开始谈起。作为一部编年体通史，为何司马光的开篇故事，没有从某个一朝代的开始讲起，而选择了东周的三家分晋？他这样把周朝从中间拦腰截断又有何意？
《资治通鉴》开篇的“三家分晋”说了什么？
从周平王东迁开始，周天子的权威就开始逐渐衰落起来，此时的诸侯国也在纷争与战乱中。与诸侯之间的相互角逐一同发生的，是在各个诸侯国内部的权力争夺。此前，一些诸侯国国君的权力开始被架空，国家的权力逐渐由卿大夫开始掌控。这样的现象，在当时以异姓、异氏大夫占主体的晋国尤为突出。
在春秋晚期时，晋国的主要权力由赵、魏、韩、范、智和中行六家掌握，这也就是历史上的“晋国六卿”。等到了晋出公17年，六卿变为了四卿，也就是智、赵、魏、韩。在这四家中，智氏的负责人智襄子，也就是智伯，非常想吃掉剩下三家，这样就可以掌握晋国的大权。
不过，虽然智伯能言善辩、高大威猛，但是性格中也有致命的短板。一方面他好大喜功，同时又独断专行。有一次，他在和韩、魏一起宴会的时候，智伯当众奚落了韩康子。即便有智氏的大夫提醒，智伯依然不为所动、依旧早行我素。
智伯想要独吞晋国的欲望不断在膨胀。后来，他开始公然向韩氏、魏氏要土地。这两个大夫虽然不答应，但是在智伯的威逼利诱下，还是被迫给了他土地。等到智伯用同样的方式，想要找赵襄子要地时，却被拒绝了。一气之下，智伯便要发兵攻打赵襄子，还拉着韩、魏氏两方的韩康子、魏桓子一同前去。
此时的赵襄子退居到了晋阳，他的父亲赵简子生前曾留下的遗嘱，告诉他万一哪天遇到不测，不要嫌晋阳路途远，一定要退到这里。此前，晋阳的人们一直在赵简子的治理下，轻徭薄赋地生活中。所以当地的人们，也非常感谢赵氏，愿誓死保卫赵襄子。
而智伯为了攻下赵襄子竟派人放水淹城，还洋洋得意地大肆宣传自己淹城计策的高妙。他这一说，可吓坏了韩康子、魏桓子。因为他们的驻地，同样可以被水淹。两个人也开始犯嘀咕，担心智伯处理完赵襄子，就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处理自己。
就在这时，赵襄子派人来游说韩康子、魏桓子，最终三方联手，一同杀掉了智伯，而晋国也就被韩、赵、魏给分了。在周威烈王23年，也就是公元前403年，周王室正式承认韩、赵、魏三家为诸侯。
“三家分晋”背后司马光的写作“深意”
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曾经说过，历史编纂是对过去的解读。正因如此，历史编纂过程中，也流露着作者本身的价值观。
1.正名与复礼
在我国重要的两部史书《资治通鉴》和《史记》上，都有对“三家分晋”的记载。只不过，两者的叙述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在《史记》上，“三家分晋”更多是被记为赵家的高光时刻。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就记录并评述了“三家分晋”，批判的意味更为突出。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三家分晋”的故事评述中就写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由此可以看到，司马光是非常看重礼仪和名分的。这个礼制，就是西周时期倡导的社会秩序。礼制说大可大，它体现在国家的等级秩序上，礼制说小也小，它也通过衣食住行的生活规范体现出来。
按照司马光的礼制标准，我们再来看赵、韩、魏三家分“晋”的故事，就可以发现，他们的行为是对礼制的颠覆。虽然周厉王 、周幽王在位时把周朝搞得很不成样子，但是周天子的权威尚且存在。虽然东周迁都，但是说到底也只是换了一个政治中心。虽然，到了春秋时期，周王室已经衰微，五霸们如果想分分钟钟也是可以替代周王朝，但是他们都还是打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因为他们都是尊重礼制的。
在司马光看来，晋国的诸侯地位竟然被下属的卿大夫所摧毁，这样的诸侯犯上行为，是国家混乱的开始，也是国家混乱的重要原因。三家分晋的行为，是突破了礼仪制度和名分的界限，是司马光所不能接受的。因此，他在《资治通鉴》开篇就论述了三家分晋，是要再次强调礼制的重要性，只有礼仪制度在，国家才能良性运转、免于危难。
2.做人当讲仁义
司马光不仅在三家分晋故事中，批判了赵、魏、韩三家的做法，也同时批判了智伯。虽然智伯在三家分晋故事中，没有落得一个好下场，但是在司马光认为，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的。
其实，在智氏的负责人智宣子在位，想要确立自己的继承人时，就有族人提出，智伯并不合适。反对者的意见很直接，他认为，虽然智伯高大威猛、精于骑射、才艺双全，而且勇猛果断、能言善辩，但是他的不仁，是他身上最致命的问题。反对者认为，智伯的这一点就非常不适合做继承人。
然而，智宣子并没有采纳族人的意见，依然将智伯确立为继承人。而后发生的故事，就如前文所讲的那样，自视甚高的智伯从来没有把其他几家放在眼里，也从不把身边人给自己的建议、提示放在心中，对待其他几家也是从来没有讲过仁义。司马光认为，虽然智伯身上有着5个方面的闪光点，但是他不仁义的缺点，足以盖过他的其他优点。
仁义，是儒家重要的精神内涵，儒学者也一直很倡导仁义，司马光也不例外。在儒学的价值观念中，上到国家、下到家庭，都要讲究仁义。儒学认为，德才兼备是圣人、德胜才的是君子，德才皆无的是愚人，而才胜德的是小人。而这些才胜德的小人，很有可能败家亡国。
所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的开篇，就借着三家分晋的故事，批判了智伯的为人不仁。司马光把智伯的失败，归结到了不仁上。他认为，无论是为人、为官，还是齐家、治国，都要讲仁义、做仁义之事。
3.治理国家的艺术
司马光在三家分晋的故事中还写到“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他通过这样的方式，表达出了对“天子之职”的规谏，同时表现出了他对于治理国家的态度。
从周代开始的政治秩序，讲究的“礼之大节”在治理国家上的体现就是“不可乱的君臣之位”，而名器就是维护君臣关系的重要方式。虽然，经历了三家分晋之后，周天子承认赵、魏、韩三家为诸侯，带着些许无奈。但是，在司马光看来，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天子自坏”。
尽管，西周后期国家开始处于飘摇的状态，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但是面上看，这个国家的礼制还是说得过去的。历代的周天也还坚守这君臣的名分秩序，所以天下共主的局面也能维持下去。哪怕到了春秋五霸时期，一些强国和霸主，也不敢逾越到周天子头上去。但是如果周天子自己，放松了对礼制的坚持，放弃了最后的防线，那么也就开始自坏于天下了。
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虽然，从表现上看造成三家分晋、始乱终弃的是赵、韩、魏三家，是他们破坏了礼制，但是根源上是周天子自己没有了恢复礼制的威信和能力，最终才导致了诸侯的犯上作乱。因此，他在《资治通鉴》开篇通过这样的故事，来传达为政的理念，提示君主要自觉地维护纲常礼纪。
“三家分晋”列为首篇内容的时代哲思
后世看历史，永远不能脱离了当时的历史。《资治通鉴》成书于北宋时期。在我国历史上，这段时期，是儒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从当时的统治者角度来说，他们非常需要一种思想武器，来清理佛老思想对社会的影响。
看似是司马光在组织编纂《资治通鉴》，但他背后有着庞大的官方支持和强烈的社会环境影响。而作为北宋时期重要的政治官员，司马光也得在《资治通鉴》中反映和传达统治阶级的意志。宋英宗、神宗非常重视《资治通鉴》的编纂工作，尤其是宋神宗还为《资治通鉴》做序。
因此，《资治通鉴》不只是一本简简单单的通史书，更是北宋时期国家意识的体现。他们希望通过《资治通鉴》来传达和弘扬，他们所倡导的儒家精神，并把儒家精神变成一种统治力量。正因为如此，《资治通鉴》开篇的“三家分晋”就起到了宣传儒家伦理的作用。司马光在开篇通过“三家分晋”的故事来传递出，保持国家的稳定需要“以礼为纪”，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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