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千古楷模——晏子
晏嬰是個身體力行 、為民楷模、虛懷若谷 、聞過則喜、頭腦機靈、能言善辯、善於辭令的人，他使楚時曾舌戰楚王，維護國家尊嚴。內輔國政，屢諫齊君。對外他既富有靈活性，又堅持原則性，出使不受辱，捍衛了齊國的國格和國威。 生活節儉，謙恭下士著稱。他管理國家秉公無私，親友僚屬求他辦事，合法者辦，不合法者拒。他從不接受禮物，大到賞邑、住房，小到車馬、衣服，都被他辭絕。不僅如此，晏子還時常把自己所享的俸祿送給親戚朋友和勞苦百姓。
晏嬰不死君難，棄個人小義而逐國家百姓之大“利”，以國富民強為己任，重視物質基礎、造福百姓、強大國家的行為，義於名而利於實，是司馬遷心中“義”與“利”相融合的理想境界，也是後人學習的典範。
2、天下良吏——黃霸
武帝后期，為加強中央集權而制定了極其嚴酷的法令，同時建立了察舉制度，並任酷吏以嚴刑法。昭帝繼位後，朝中嚴格遵循武帝時期的法律制度，以嚴刑峻法來控制各級官員。於是一些世俗官吏為迎合皇上旨意，就以在執法上能儘量採用嚴刑酷法作為一種有才能的表現，以能吹毛求疵作為衡量能力的標準。黃霸斷案卻崇尚仁政，反對酷刑；對疑案堅持從輕處理；主張對犯罪實行外寬內明，教化為先，把重點放在防患於未然上，所以，黃霸為官，百姓擁護，朝廷滿意，屬下悅服。
黃霸善於調用下屬，百姓之事，無論鉅細，都派人詳加調查並妥善處置，就連平民的家常瑣事，他也考慮得周到得體，黃霸還讓 驛館 、鄉里治所都餵養雞豬，以便贍養鰥寡貧弱的人。黃霸任潁川太守時，得知某鄉有孤獨老人去世，沒有後人來安葬，黃霸就親自督管此事：哪個鄉里治所的大樹可以砍伐作為棺木，哪個驛館飼養的豬可以用來祭祀等。郡內官吏依言前去，跟黃霸所說一言不差。黃霸的細心達到如此程度，可謂明察秋毫。不知內情的人都稱他是神明。奸邪之徒懼怕黃霸，只好去別的郡縣，潁川郡內的盜賊隨之日漸減少。
3、清廉忠烈——楊震
楊震直到五十歲時才在州郡任職。大將軍鄧騭聽說楊震是位賢人，於是舉其為茂才，四次升遷後為荊州刺史、東萊太守。
當他前往郡里路過昌邑時，從前他推舉的荊州茂才王密正任昌邑縣長，去看望楊震，晚上又送給楊震金十斤。楊震說：“老朋友知道你，你為什麼不知道老朋友呢？”王密說：“現在是深夜，沒有人會知道。”楊震說：“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怎麼說沒有人知道呢。”王密慚愧地離開。
後來，楊震轉任涿郡太守。他在任內公正廉明，不接受私人的請託。他的子孫 蔬食 徒步，生活儉樸，他的一些老朋友或長輩，想要他為子孫佈置產業，楊震說：“讓後世的人稱他們為清白官吏的子孫，不是很好嗎？”
4、忠君為民——諸葛亮
身為丞相，諸葛亮深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也。”他不僅帶頭廉政，樹起一面旗幟，同時還把廉政作為一項重要的政治、法律建設來抓，對蜀漢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方方面面，都產生了重大影響。諸葛亮時期的廉政建設，首先表現在對蜀漢宮城規模和惠陵規模的嚴格控制上。
在諸葛亮執政時期，年青的後主，常欲採擇以充後宮。當時負責宮中事務的董允以為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皇妃之數是一個複雜問題，涉及到皇宮規模建制等諸多問題，非董允所能決定。當時，“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鉅細，亮皆專之”。“政事無鉅細，鹹決於亮”。
諸葛亮在蜀漢上層創造了一個廉政奉公的政治氛圍，蜀國官員以諸葛亮為榜樣，為官節儉，力戒奢華，造就了整整一個廉政時代。
5、敢於直諫——魏徵
魏徵以直言敢諫而聞名，據《貞觀政要》記載統計，魏徵向李世民面陳諫議有五十次，呈送給李世民的 奏疏 十一件，一生的諫諍多達“數十餘萬言”。其次數之多，言辭之激切，態度之堅定，都是其他大臣所難以倫比的。
李世民問魏徵：“君主怎樣能夠明辨是非，怎樣叫昏庸糊塗？”魏徵答：“廣泛地聽取意見就能明辨是非，偏信某個人就會昏庸糊塗。從前帝堯明晰地向下面民眾瞭解情況，所以有苗作惡之事及時掌握。舜帝耳聽四面，眼觀八方，故共、鯀、歡兜都不能矇蔽他。 秦二世 偏信趙高，在 望夷宮 被趙高所殺；梁武帝偏信朱異，在臺城因受賄被下臣侮辱； 隋煬帝 偏信虞世基,死於揚州的彭城閣兵變。所以人君廣泛聽取意見,則宦官不敢矇蔽，下面的情況得以反映上來。”
6、救時之相——姚崇
開元四年（716年），山東發生大面積蝗災。姚崇主張殺滅蝗蟲並焚燒蟲屍。地方官員和百姓不敢捕殺蝗蟲，反而祭天祈福消災，連唐玄宗都擔心滅蝗會違背天命。姚崇列舉魏時發生蝗災不敢滅而導致草木皆盡、饑荒遍野甚至發生人吃人現象的事例勸誡唐玄宗，指出修德免災並非對災禍聽之任之，而是要主動救災，如果為了保護蝗蟲而犧牲人命並招致國家危殆，才是真正違抗天命。
黃門監盧懷慎認為天災非人力所能制服，姚崇大聲駁斥道：“撲殺蝗蟲解救百姓是善舉，如果上天降災禍，全由我姚崇一人承擔，決不推諉給別人。”姚崇為民請命的堅強決心終於打動了唐玄宗，玄宗遂下令滅蝗。最終百姓免於災難，天下太平。
7、憂國憂民——范仲淹
慶曆三年（1043年）八月，范仲淹針對內憂（官僚隊伍龐大但行政效率低）外患（遼和西夏威脅著北方和西北邊疆）的現狀，上疏《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十項改革綱領，主張澄清吏治、改革科舉、整修武備、減免徭役、發展農業生產等，內容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科舉等各個方面和領域。新政實施的短短几個月間，政治局面已煥然一新：官僚機構開始精簡；科舉中，突出了實用議論文的考核，有特殊才幹的人員，得到破格提拔；全國也普遍辦起了學校。
慶曆五年（1045年）正月，以夏竦為首的反對派攻擊革新派為“朋黨”，仁宗外放范仲淹、富弼等大臣，改革遂以失敗告終。但新政雖只推行一年，卻開北宋改革風氣之先，成為王安石“熙寧變法”的前奏。
8、身殉社稷——司馬光
司馬光為人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忠於君王、取信於人，又恭敬、節儉、正直，溫良謙恭、剛正不阿，是傑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歷史上，司馬光曾被奉為儒家三聖之一（其餘兩人是 孔子 、 孟子 ）。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法度，每一言行每一舉動都符合禮節。在洛陽時，他每次到夏縣去掃墓，一定要經過他的兄長司馬旦的家。
司馬旦年近八十，司馬光侍奉他仍像嚴父一樣，保護他像撫育嬰兒一樣。從小到大到老，他說話從來沒有隨便說過一句，他自己說：“我沒有什麼超過別人的地方，只是我一生的所作所為，從來沒有不可告人的。”他的誠心是出自天性，天下的人都敬重他，相信他，陝西、洛陽一帶的人們都以他為榜樣，與他對照，學習他的好品德。如果人們做了不好的事，就說：“司馬君實莫非不知道嗎？”
司馬光對財物和物質享受看得很淡薄，沒有什麼愛好，對學問卻沒有不精通的。他惟獨不喜歡佛教、道教，說：“佛道的微言大義不能夠超過我的書，其中的荒誕我卻不相信。”他在洛陽有田地三頃，妻子死後，他賣掉土地作為喪葬的費用。他一輩子粗茶淡飯、普通衣服，一直到死。
9、浩然正氣——于謙
永樂十九年（1421年），于謙登進士第。宣德元年（1426年），以御史職隨明宣宗平定漢王朱高煦之亂，因嚴詞斥責朱高煦而受宣宗賞識，升為巡按江西，頌聲滿道。宣德五年（1430年），以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等地。明英宗時因入京覲見時不向權臣王振送禮，遭誣陷下獄，因兩省百姓、官吏乃至藩王力請而復任。土木之變後，英宗兵敗被俘，他力排南遷之議，堅請固守，升任兵部尚書。
明代宗即位，整飭兵備，部署要害，親自督戰，率師二十二萬，列陣北京九門外，抵禦瓦剌大軍。瓦剌太師也先挾英宗逼和，他以“社稷為重，君為輕”，不許。也先無隙可乘，被迫釋放英宗。和議後，于謙仍積極備戰，挑選京軍精銳分十團營操練，又遣兵出關屯守，邊境得以安寧。當時朝務繁雜，于謙獨運徵調，合乎機宜。其號令明審，令行政達。他憂國忘身，口不言功，平素儉約，居所僅能遮蔽風雨。但因個性剛直，招致眾人忌恨。天順元年（1457年），英宗復辟，大將石亨等誣陷於謙謀立襄王之子，致使其含冤遇害。
10、一代廉吏——于成龍
于成龍上任合州時，土地極度荒蕪。而流民不附的原因，在於原主認業。為此，他嚴格規定了“凡一佔即為己業，後亦不得爭論”的原則。同時要求各縣注意為新附百姓解決定居與墾荒中的具體困難，並親自為他們區劃田舍、登記註冊，借貸牛種，申明三年後起科。這樣，“新集者既知田業可恃為己有而無復徵發倉卒之憂，遠近悅赴，旬日之間戶以千計。”獎勵墾荒是清初基本國策，但于成龍實行“禁止原主認業”先於清廷明確規定的15年前，加之他對具體問題的妥善解決，不到二年，合州人口驟增，田地開闢。
于成龍的官階雖越升越高，但生活卻更加艱苦了。為扼止統治階級的奢侈腐化，他帶頭實踐“為民上者，務須躬先儉僕”。去直隸，他“屑糠雜米為粥，與同僕共吃”，在江南是“日食粗糲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終年不知肉味。”江南民因而親切地稱他作“ 於青菜 ”。總督衙門的官吏在嚴格的約束下，“無從得蔬茗，則日採衙後槐葉啖之，樹為之禿。”他天南地北，宦海二十餘年，隻身天涯，不帶家眷，只一個結髮妻闊別二十年後才得一見。他的清操苦節享譽當時。
閱讀更多 課本沒說的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