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华诞，70年风雨兼程，70年春华秋实。在庆祝之余，回顾历史，从油画《开国大典》四易画稿的故事展开，回首那段难忘岁月。
油画《开国大典》见证了新中国成立的过程，凝聚着全国各族人民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它记录着中国进入历史新纪元的关键时刻。自1952年《开国大典》问世，便广受关注，毛泽东在观看这幅画时，给予高度评价，连连称赞“是大国，是中国”，他自豪地说：“我们的画拿到国际上去，别人是比不了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1953年，《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上刊登了《开国大典》，并印制为年画进行发售，至今仍可以在中小学课本中看到此画作，可谓是家喻户晓。
油画《开国大典》展现的是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那天的场景，主要构图以红色为基调，红毯、红柱、红灯笼以及广场上无数飘动的红旗，呈现出一种庄严与隆重的氛围，近景呈现的是在天安门城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站立在麦克风前，手拿讲稿，正在庄严地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背后是各界人士代表，站立于第一排的是国家副主席，依次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第二排左起第一人周恩来总理；第三排左起第一人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远景除了广场上的人群，夺目的便是那碧蓝的天空，开国大典当日是阴天，但董希文为呈现出开国大典“庄严而热烈”的场面，特意采用了“风和日丽”、“富丽堂皇”的效果来处理。
油画《开国大典》的问世也是几经周折。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开始筹备建党30周年绘画展，经过几个月的征集，近百件绘画作品汇集于博物馆，在筛选中博物馆工作人员发现没有一件突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盛大场景的作品。直至195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展出一批表现新中国的作品，并将这个任务交给中央美术学院来完成，《开国大典》便在这次任务中创作而成，37岁青年画家、知名教授董希文从构图、调色、运笔、着色，再到画作最终完成，着实费了一番功夫。首先，他突破资料的限制，大胆构图，选择了从天安门城楼向南看的角度，将天安门城楼上、广场上的场景以及大片碧蓝的天空都呈现在观众眼前，彰显出磅礴壮阔之势。在草图绘画中，更是突破限制，按照左实右虚的布局，将画面的左边定格在天安门城楼上，众多国家领导人站立于城楼，右边则为布满人群和鲜花、红旗的广场，从而加大了左右两边一近一远的对比效果，增添了盛典的热闹氛围；同时为了突显广场的宽阔景象，董希文更是大胆地将原本在毛泽东右前方的一根大红柱子去掉，广场的景象顿显阔大，为整幅画面增添了不少恢宏的气势，就连著名的建筑大师梁思成看到油画后，都不住地称赞：“画面右方的柱子没画上去，在建筑学上是一大失误，但在艺术上却是极大的成功。”
为了能集中精力进行创作，董希文特地在北京胡同租了一间房，用作“创作室”，在精心的创作中，董希文还将西方油画与敦煌壁画的画作技巧结合起来，从而开创了具有中国风格的油画先河。在创作过程中，著名油画家艾中信等人前往画室参观，在对《开国大典》的构图进行讨论中他们发现，原本身材高大的毛泽东，由于站位靠前，显得不够高，大家一致认为，为了突出国家领导人的形象，有必要将毛泽东的形象加高几分。虽然只是加高不到一寸，但修改过程十分复杂，首先用稀料将原画慢慢洗去，再重新绘画，董希文在进行整个修改工程可谓是小心谨慎。从开始创作，到部分修改，长4米、宽2.3米的巨型油画《开国大典》在历时三个月的时间终于创作完成，作为一幅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情景的绘画作品，它定格了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刻，更是形象地见证了中华民族的新纪元。
《开国大典》艺术性地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重大历史盛况的场景，在新中国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抹色彩。但油画《开国大典》从它问世的那天起，便与画中人的命运紧紧相连，在一次次的政治风云中，被迫删除、修改、复制。《开国大典》不仅仅定格了1949年10月1日那一天，更是从它数次的修改中记录了一段段中国人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的历史。2011年7月份，在扩建后的国家博物馆的展厅里，人们看到两幅《开国大典》油画，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两幅画里的人物是不同的，名画背后隐藏的故事也是让人久久回味。
《开国大典》陈列于中国革命博物馆仅3年，1954年发生了“高饶事件”，《开国大典》作为共和国成立的历史见证，也受到此次政治波及。高岗作为画中的人物元素，站立于画中第一排最右边，中国革命博物馆要求董希文修改《开国大典》，将画面上高岗的形象抹掉。《开国大典》作为时代的产物，自然被时代所左右，董希文为了不使油画损坏，经过多次试验后方才动笔，删掉了位于最边上的高岗，而未损坏画的整体结构。这一版的《开国大典》于1959年，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陈列于新建成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之中，同时也被选用制作纪念邮票，广为流传。
时隔十九年，油画《开国大典》被再次推到浪口风尖上。“文革”开始后，《开国大典》的作者董希文被下放干校，其作品也未能避免。1972年，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三十周年，中央“文革”组开始筹办美术展，《开国大典》油画的修改提上日程，中国革命博物馆特意将董希文调回北京，进行《开国大典》的修改工作，将刘少奇从画面上删除。从整个画面而言，刘少奇的站位十分突出，进行删除工作，整个工程将十分复杂，不仅要抹去一个人的痕迹，还要进行一定的修补，填补删除的空白，同时还牵动着周围的布局。董希文作为原画的作者，自是不愿对画稿进行改动，且当时董希文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癌症晚期，为了能让作品继续挂在展厅，为人欣赏，董希文不得不抱病进行修改。为避免稀料外渗，董希文先将一块与刘少奇形象大小相当的布覆盖于画面上，再进行涂抹，然后慢慢将刘少奇的形象慢慢从画布上刮去，最后在空白处进行一些处理，补全原本只有半张脸的董必武。
希望余生之年亲手将刘少奇恢复，董希文心里多了一层牵挂，时常对学生说“真希望再有20年……”他在等，等着有一天能亲手重现经典。
在删掉画上刘少奇形象不久，中央“文革”小组下令对一批五六十年代有影响力的革命历史画进行“刷新备用”，油画《开国大典》又一次成为被“刷新”的对象，这一次要“刷新”的是站立于周恩来身边的林伯渠，原因并未说明，但据推测，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脱不了干系。而这时董希文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了，改画的任务实在难以完成。于是改画的任务便交给了董希文的学生靳尚谊，一面是老师的爱作，一面是组织交给的任务，靳尚谊一度陷入两难的境地，为了尊重历史和自己的老师，靳尚谊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由他和画家赵域按照原图重新临摹一幅《开国大典》，在新临摹的油画中再进行修改。他们边临摹复制边向重病的董希文请教，最终第四稿《开国大典》问世，但还未来得及同观众见面，“四人帮”就倒台了。1973年1月8日，58岁的董希文带着遗憾离世，没等到《开国大典》恢复原貌。
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为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中国革命博物馆提出恢复油画《开国大典》本来样貌。但由于董希文原版画稿经多次改动，实在难以恢复原貌，其家属为了保证董希文原创，也不同意在原版画稿上改动，最后博物馆再次邀请靳尚谊在第四版，即复印版上恢复原貌。但靳尚谊当时忙于其他事务，便推荐了闫振铎、叶武林两位青年画家，他们在《开国大典》的复制品上还原了刘少奇和高岗的形象。至此，《开国大典》终于恢复了原貌，如今我们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览厅中所看到便是恢复后的版本，而董希文的原作则珍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画库之中。
今天，当欣赏《开国大典》油画的艺术价值的同时，更多的是品读那个特殊年代，回望历史，砥砺前行。
（谭备战 陈改革 作者单位：河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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