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26年，雍正皇帝向全國巡撫級別以上的官員發送了一封上諭，其中重點點名了一位叫做“楊名時”的官員，說他是“德之賊也”，也就是道貌岸然的偽君子，嶽不群。然而問題在於，楊名時究竟做了什麼令雍正髮指的事呢？
楊名時，字賓實，又字凝齋，江蘇江陰人，生於1661年。30歲時，他才考中進士，等到了康熙59年，也就是他接近60歲的時候，才被康熙封為封疆大吏，雲南巡撫。可以說仕途艱難。這一方面或許是由於楊名時大器晚成，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和楊名時一生為人低調有很大關係。
今天記錄楊名時故事的史料裡出現最多的是成書於雍正九年《聖祖實錄》，而在這份材料裡，楊名時的故事基本上只記錄了楊名時幹了些什麼，但不會記載楊名時立了什麼功勞。但在史料中，我們仍舊可以看到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時，楊名時出任直隸巡道，負責處理今天河北省的各種案件。而楊名時也不負眾望，幾個月的時間就處理了河北省全省的疑難案件，一時間，老百姓稱他為“包公在世”，而康熙也親自贊揚楊名時“楊名時實好官也，不徒清官也”。
楊名時出任雲南期間，當時康熙二徵準噶爾部，雲南省成為攻打西藏的大後方，而楊名時的前任甘國璧義貽誤軍機被革職，而等楊名時上任後，非但在極短的時間裡為大軍籌備了軍糧，更為難得的是，楊名時居然沒有因為大軍過境而使老百姓受到重大影響，至少類似“農民起義”之類的事件，並沒有發生。可以說，楊名時一方面穩定了軍心，另一方面也為朝廷固守雲南邊疆提供了非常穩定的保障。
楊名時的第二個貢獻是整頓雲南鹽政。當時，雲南的鹽稅是國家重要的稅收來源之一，而在當時，土井、私鹽交雜，以至於官方很難從民間收取鹽稅。官方收不到，必然黑社會土匪橫行，而經楊名時整頓後，不但鹽稅有了保障，連當地欺男霸女的黑社會都被一併掃清了。
此外，楊名時還積極推行攤丁入畝政策，並且首創“社倉”，也就是由官府出面在老百姓青黃不接的時候借給老百姓，秋收之後還倉，中間官府按照當年的收成收取利息。而遇到災荒之年，直接就用社倉的糧食賑濟災民，而且不收利息。這個舉措有點類似於北宋王安石變法中的“青苗法”，但後世之所以無法使用，很大程度是因為官府公信力不夠，但這對楊名時來說根本不是問題，而這項舉措直接使楊名時的聲望一時無兩。
可等雍正登基後，雍正三年10月，雍正直接將楊名時革職，並且稱其未“巧宦”。這背後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
最直接的原因是，李衛愛打小報告。
根據雍正時期另一個官員彭紹升的記載，“初, 李衛為雲南鹽驛道, 遷布政使,以興利為功,恃恩使氣,陵諸大官出其上,公(名時)遇事則裁抑之, 遂用是陰間公。” 這個陰間，就是俗稱李衛“陰”了楊名時一把，給雍正打了小報告。說楊名時“偏私、結黨”。當然，打小報告本就是李衛的工作，這本無可厚非。至於李衛是不是小人，在這個問題上也並不重要。但問題在於，除了雍正信任李衛外，敲打楊名時還有其他目的嗎？
這就和楊名時的“清官”聲譽有很大關係。
按照教科書的通說，康乾盛世時，中國封建社會中央集權達到了頂峰。對皇帝來說，手下臣子最重要的品質是，效忠皇帝，而沒有屬於自己利益集團。也就是所謂的“結黨”。在結黨的問題上，貪官的“結黨”和清官的“結黨”一樣非常嚴重。在雍正看來，最好的官員是李衛、田文靜這樣的，他們一方面能幹活，另一方面由於名聲不好，便只可以效忠皇帝。
而對楊名時這種“能幹的清官”來說，一方面他們能幹，朝廷離不開他；同時也因為他們的清廉，所以結黨起來會更加肆無忌憚。而最可怕的則是楊名時這樣的官員，除了能幹以外，楊名時的理論修養也極高，甚至當時名士蔡世遠說，“實用力於正心誠意之學 , 江陰楊公也” 。可以說，楊名時就是當時“道學的脊樑”。這樣的人，雍正帝如果不防範，那他還是雍正嗎?
當然，雍正也知道革了楊名時的官無法堵住天下之口。因此在革職之外並沒有對楊名時做出其他處罰，並讓他安心著書立說。言下之意也簡單，“楊名時沒了官職，理論再好還有什麼用呢？
等到1736年，乾隆皇帝將楊名時從雲南召回，擔任禮部尚書兼國子監祭酒，侍奉皇子讀書。1年後，楊名時病故，諡號為文定，追加太子太傅。而他的著作也被列入四庫全書，終成一代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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