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座灵剑山》《鹤唳华亭》《庆余年》等剧的播出，让囤积的古装剧看到了希望，但几部剧“零宣发”下的低调上线，也证明古装类型剧依旧“敏感”。然而在如此的严格管控下，古装剧的质量却在不断提升，要么追求制作精良，要么寻找内容创新。
《庆余年》近期上映，一开播，被誉为让剧本“在镣铐下跳舞”的编剧王倦就被推上了热搜，受到观众称赞；播出不到一周，豆瓣评分升至8.0，成为了近期古装剧中的佼佼者。那么，是什么让《庆余年》如此受欢迎呢？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源于《庆余年》处处透着的“反差萌”。比如陈道明、吴刚、袁泉、李小冉等“正剧演员”的加盟与剧作的诙谐风格；恢弘的背景设定与并不“高大上”服化道，以及影像风格；角色一本正经的搞笑与其中隐藏着的严肃价值观……
能将这些“反差”整合起来，并形成了良好的化学反应，关键在于这部剧的喜剧元素。于《庆余年》，“喜剧风格”不只是加分项，更是其火爆的必选项。
《庆余年》改编自网络作者猫腻的同名小说。网络文学的审美属性多让位于商业属性，在“情怀”与“爽文”之间，大多数网络作家都首选后者。《庆余年》虽然在现实意义的追求与探讨上高于大部分网络文学，但其本质仍是“爽文”。“爽文”改编成的“爽剧”通常会出现两个问题，其一是拥有“金手指”的主角，让眼前的困境变成了“过家家”的游戏，其二是相对薄弱的戏剧核心冲突难以撑起宏大的背景设定，容易陷入“假大空”。而《庆余年》的喜剧因素则刚好消解了“爽文”影视化之后，在艺术价值追求上选择“后撤”还是“进击”的尴尬处境。
喜剧元素的荒诞性，让男主“开挂”合情合理
剧情开篇，男主范闲似乎就处于“危机四伏”的环境里。尚在襁褓中，他便陷入了一场血雨腥风的追杀，一个黑布蒙眼的少年五竹，将他救出杀局；孩童时期，被管家欺负、没有朋友；滕子京收到鉴查院的任务，前来刺杀范闲……入京以后，姨娘、弟弟、长公主、太子等人更是心怀叵测，甚至想置范闲于死地。
但范闲的人物设定，使这些危机变得轻松易破。范闲自小勤练母亲留下来的秘籍，力气异于常人，又被费介和五竹两个师傅一文一武的教导着，有着百毒不侵的体魄和非凡的武艺，“战斗值”爆表。这样的“战斗值”放在一部古装权谋剧里是不合逻辑的，丧失了敌我双方相抗衡的妙处。因为再强大的阴谋与权术对上“超乎常人的战斗值”都无疑是蚍蜉撼大树。再者，抛开“战斗值”，范闲也非等闲之人。其养父是户部尚书范建，亲生父亲是天下四大宗师之一庆帝，结亲后，还可以掌控皇家内库，再加上母亲叶轻眉旧部监察院院长陈萍萍、隐藏大宗师五竹等人的保护，范闲在哪都有恃无恐、无所忌惮，可谓一路开挂。因此，范闲既无需苦大仇深、志向满怀地筹谋、挣扎，更无需“逆天改命”，他的思想观念和当时的封建皇权尚未形成完全的对垒之势。这样一个人物设定在一般的古装剧里是缺乏故事性的，在立意上容易单薄，在逻辑上也经不起推敲。
而喜剧元素的加入，使故事充满了荒诞性，让观众游离于“虚拟”与“现实”之间，不去用戏剧逻辑推敲故事，接受了《庆余年》特有的“反差萌”与“不合理”的世界设定，从而使范闲这个人物的“开挂”成了一种独特笑点，不会对故事推进有损耗影响。比如，孩童时期的范闲第一次见到师傅费介就将他打晕了过去，知道没打死之后又补了一拳。喜剧的荒诞性让观众在笑过之后，无意思考“一个男孩看到一个人长得不像好人就要把他打死”的合理性。而这个桥段反而让观众记住了这是一对“相爱相杀”的师徒，之后费介在教导范闲的过程中，师徒两个“彼此喂毒”的情节就更加容易被观众接受了。如此，也就刚好在轻松幽默的剧作风格中，成全了一个潇洒的男主形象。
什么叫“潇洒”？多一分抱负则沉重，少一分担当又太“混”。
第四集中，范闲看到满院子辛苦劳作，照顾他的仆人，他说“都回去吧，生而为人，大家没有什么贵贱分别，都是一样的，你们也应该为自己活着”。说完后，一院子的仆人诚惶诚恐地全跪在地上，以为是哪里照顾不周，怕被主人赶走，怕主人猜忌自己有二心。于是范闲变了个方式，他喊道，“都给我滚蛋，少爷我性子孤僻，不喜欢院里有人”。范闲没有再继续说教、因为没有人懂他的悲哀感。可见，他有平等思想，有对自由的向往，但他不纠结，不挑战规则。原本一场现代思想与古代价值观对抗的戏，在这里起到了诙谐幽默、突出人物性格的作用。
这份“潇洒”性格是什么促成的？一是“战斗值”的超乎常人，生来就受不了欺负，所以他不苦大仇深，不怨天尤人，也无需花费心思证明自己的“强”，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区别于寻常一路打怪升级的“爽文”男主；二是他特殊的身份背景，因为是属于阶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他不纠结，目前也没有挑战规则的需求。喜剧元素的荒诞性不但让范闲人设变得合理，也成全了人设中潇洒的部分。
喜剧元素的讽刺性，避免剧作立意“假大空”
“庆余年”三个字源于《红楼梦》的曲子《留余庆》，带有“因果轮回”的悲剧内核。《庆余年》的根本矛盾，是庆帝所代表的封建阶级与叶轻眉所代表的现代思想之间的矛盾。由此可见，无论《庆余年》的背景故事设定得多么复杂，权力斗争、世间公道、革命理想等命题有多宏大，其核心冲突，仍被浓缩在了一家人的恩怨上。倘若是常规思路创作，核心冲突撑不起宏大命题，改编就容易陷入“假大空”。而《庆余年》对喜剧元素的运用，则破解了这一问题。
大多数网络小说改编的古装剧格局相对较小，缺乏宏大叙事，一般将权谋变成某几个人的博弈，甚至是一家人的爱恨情仇。这是由于网络小说本身以“轻阅读”为主，承载不了厚重的历史内涵，无论其背景设定多么恢弘，其本身的叙事密度与现实意义都是有限的，改编剧就更难从中生出更复杂的人物关系和事件。比如近期热播的《鹤唳华亭》，其核心亦是父子在“情”与“权”之间的博弈。立意虽不算有新意，但结合当时历史环境对“忠孝”二字的严苛考察，以及凌驾于“父权”之上“皇权”，《鹤唳华亭》的戏剧冲突就真实可信，其戏剧矛盾“家庭化”是成立的。
但《庆余年》不同，范闲不是太子，属于半个现代人半个江湖人，除了他因“人人平等”现代思想，而伸张正义、打抱不平以外，皇权对他来说，没有根本性的压迫。因此，与父亲之间的“小情仇”架不起戏剧的核心冲突。这样的故事，难免只剩下“公平”“自由”几个概念性的口号，显得轻飘飘，一旦处理不当，就会拍成《九州缥缈录》。
而运用喜剧元素对剧中人物无视“理想主义”的讽刺，恰恰让概念性的价值宣扬充满了无力感，反而加深了悲剧内核。比如上文中提到的范闲不想让院内的仆人为奴为婢的照顾自己，而前后产生的态度上的转变。众人散去，依然有人对范闲的话语惶恐，怕主人话里有话，但有一人说，“还好啦，后来少爷说拿板子抽人那段，亲切了许多”。诸如此类的喜剧元素的讽刺性，《庆余年》运用了很多，大有“无意插柳柳成荫”的效果，不强调封建阶级，却更能表现强权之下世人思想已被奴役的悲哀。
叶轻眉的理想主义是什么？鉴察院中的石碑上有叶轻眉提的字，写着她对这个世界的诉求和愿望，其中一部分是，“我希望这世间，再无压迫束缚，凡生于世，都能有活着的权利，有自由的权利，亦有幸福的权利。愿终有一日，人人生而平等，再无贵贱之分，守护生命，追求光明，此为我心所愿。”
倘若换成其他的古装剧，背景依然在古代制度下，这样追求自我和平等话语还能刻在鉴察院这般重要地方的门口，那只能说是封建制度还不够森严，而这份“乌托邦式”的理想也会显得格外虚幻，甚至让人出戏。但放在《庆余年》里，却有了不同的效果。《庆余年》喜剧元素，让这份虚浮的理想主义显得愈加不合乎常理，越可笑，越有对封建制度深深的讽刺感。落了灰的石碑，代表着被帝王无视的、不被平民百姓理解的现代思维，如同一拳打在了棉花上，让理想主义有一种难以为继的无力感。“理想主义”口号越是“假大空”，就越具有讽刺性，《庆余年》的悲剧内核就越强烈，剧作立意就不至于空洞。因此，对强权统治的不满，对所谓“自由”“平等”的价值追求，最后归结到父子之间的终极较量，浓缩到家人间的爱恨情仇，就突显出了“庆余年”三个字背后隐藏的悲剧性，戏剧冲突也就成立了。
此时的范闲还没有“与世界为敌的勇气”，他尚揣着“务实主义”过着潇洒日子。那么，范闲是如何在现代思想与阶级等级中，让个人意识与身份认同相融合，是选择在庆帝统治下的既有规则中安然存活，还是选择背负叶轻眉的理想主义实现自我？这将是《庆余年》接下来要讲的故事。可以说，《庆余年》遇上编剧王倦的幽默，是难以复制的，“刚刚好”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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