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周青铜器里，大约很难找出比“盉”的造型更让人眼花缭乱的。和爵、觚、觯等对稳定的器型不同，它的类型特别多，彼此间差异很大。李云朋曾经整理研究了目前所见的两百余件商周青铜盉，居然能分为两大类，一共八型，每种型下面有若干亚型，亚型下面又分为若干式。根津美术馆收藏的商代左、中、右盉，这种造型是“独一份”，突然出现，以后再也没有这种式样。
“独一份”意味着它很珍稀，不过，更令人唏嘘的也许是这三件大盉的漂泊，这样一个中国商代王族的专有重宝，在一个特殊的时段出现后就被带出国境，也许，它们会这样一直漂泊在异国他乡。
（一）根津嘉一郎的收藏
1860年，初代根津嘉一郎出生于现在日本的山梨市。37岁时，他把事业重心移到了东京。他的事业越来越大，到了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根津嘉一郎收购并重振了经营不善的东武铁道，被誉为“铁道王”。
也许是为了通过茶会融入政商界，也许是根津嘉一郎本就对茶会非常感兴趣，他常常参加上层人士的茶会或自设茶筵。茶会不但需要准备体面、珍稀的茶道具，还会展示书画等古美术。因此明治三十年起，根津嘉一郎常常出入各地的“入札会”（即竞买会）购买文物，他的兴趣原本在于瓷器、书画等茶道所用到的相关器物，后来他的收藏越来越多，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时，他整理并记录了自己偶尔的收藏，共计五百多件。明治四十年（1907年），当美术商、古董商、收藏家们建立东京美术俱乐部时，根津嘉一郎以一千三百股（共发行三千股）成为大股东。
根津嘉一郎
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较为强盛，民众有一部分注意力转向古美术，像东京美术俱乐部这样的艺术团体比较活跃。当时通过兴办实业而发家致富的企业家们一方面保持着对中国和日本古代文物的喜爱，另一方面对俵屋宗达的松岛图屏风等日本重要文化遗产流失海外表示担心。有实力的收藏家们纷纷出手，守护这些珍宝留存国土。昭和三年（1928年），山中商会在京都展销从中国天龙山等地盗运来的大批佛像，原本不感兴趣的根津嘉一郎听说山中商会要把它们卖给美国之后，改变主意购入了四十二个佛头。今天我们还能在根津美术馆看见这批佛头的一部分。
松岛图屏风，17世纪，俵屋宗达，现存弗利尔美术馆
根津嘉一郎在晚年出版的《青山庄清赏》中说：“我的收藏并非只是满足个人的兴趣，而是认为东亚的艺术品应该保存在东亚，特别是日本。”这句话更应该被理解为“日本的艺术品应该保存在日本”，因为昭和十二年（1937年），根津嘉一郎将购买的一部分中国佛头赠送给了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博物馆。
根津嘉一郎用他积累的财富购买了东京都腹地南青山区的土地，这就是现在根津美术馆的所在地。1940年，初代根津嘉一郎去世，次年，二代根津嘉一郎建立了根津美术馆，展出留下的四千余件藏品。之后因为战火波及，1954年根津美术馆重建。如今的根津美术馆则是由日本著名建筑师隈研吾设计建立的“新新馆”，2009年开馆。
（二）商王武丁与左、中、右方盉
根津嘉一郎一边为日本的国宝流失海外而痛心，一边却努力收罗从中国流失的国宝。在日本，根津美术馆和泉屋博古馆是最重要的两大中国青铜器收藏基地，而根津美术馆的青铜器收藏，许多来自殷墟盗掘。
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在中药材龙骨上发现甲骨文，认为是“殷人刀笔文字”，此后数年，甲骨收藏迅速升温。大约十年后，罗振玉才获知甲骨出土地点为“滨洹之小屯”，认为那里就是文献上所说的殷墟。但殷墟正式开始考古发掘，已经是1928年的事情了。在这之前，殷墟私掘滥盗情况已经极其严重，正式考古发掘之后，殷墟青铜器仍然大量被盗卖。
1934年，考古学家石璋如到达殷墟侯家庄商王陵区进行发掘，村民告知曾出土三件“高射炮”，卖给了日本人，这就是现在收藏于根津美术馆的左、中、右三件方盉，根津嘉一郎总共花费了三万大洋。1935-1936年，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举办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日本将包括方盉在内的四十五件收藏送去参展，方盉被选为第一周的“最佳展品”。 根津嘉一郎为此非常得意。如今，它们是根津美术馆的镇馆之宝。
当年是谁挖出了它，又偷偷卖掉了它，与它一同被盗掘出土的还有哪些器物，它们当初是如何摆放在陵墓之中，如今已经不得而知。对盗掘者而言，它意味着亮闪闪的大洋，他们肆无忌惮地破坏了这些宝贵青铜器的埋藏环境，也就极大地破坏了“讲述商王故事”的可能。假如它像妇好的墓葬一样保存到现在，能够由考古学家对它的出土情况进行系统考察分析的话，那我们对于商代文明的了解就会更深。
包括容庚在内的许多研究者都指出，这三件方盉出土于殷墟侯家村西北冈M1001大墓。朱凤瀚在仔细分析西北冈大墓的打破关系、出土文物后认为，M1001大墓很可能是商王武丁之墓。商王武丁，就是妇好的丈夫，是商代最杰出的统治者之一，《晏子春秋》称武丁为“天下之盛君”。
西北冈大墓分布平面图
这就使这三件方盉的意义更加重大。如果朱凤瀚的判断正确的话，那么，它们就是商代最辉煌时期的见证。武丁在位59年，商王朝连连征战，《甲骨文合集》的2100多片战争卜辞中，武丁时期的占1715片，包含战争60多次。战争一方面消耗了大量资源，另一方面可能也通过掠夺而补充了资源，因此大肆征战的武丁反而令“殷道复兴”。
武丁时期也是商代青铜器铸造的高峰。从武丁后段开始，青铜器装饰出现了雷纹地的“三层花”，这是青铜器鼎盛期的标志。武丁时期的青铜器开始出现铭文。一般字数较少，但书法己经比较成熟，有的带有艺术性，这是周代金文的开端。
妇好墓出土青铜器的铭文
武丁时期也是商代祭祀最兴盛的时期。《尚书·君奭》中，周公对召公说“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一般将甘盘注释为武丁的贤臣，但这位贤臣是和伊尹、伊陟、巫咸、巫贤并列的，因此他的身份很可能是一位大巫。武丁时，巫所代表神权地位极高，陈梦家的统计指出，殷墟甲骨出现的120位贞人里，属于武丁时期的就有73人。武丁在祭祀时使用大量牺牲，最多时达到千人、千牛、五百羊。
带上这样的时代背景来看左、中、右三件方盉，所形成的感受就不一般了。那是商代最繁荣时留下的证据，只有在那样强盛的年代中，才会有形制如此巨大、花纹如此繁密的重器。它的通高达到了七十多厘米，流传下来的所有商周青铜盉中，比它更大的非常少见。三件方盉器形制类似，都是方体瘦高，四个袋状足组成腹部，柱状足跟，都以云雷纹衬地，盉盖、盉身分布着面积大而显眼的兽面纹，整个盉的表面被密集而略显粗犷的纹饰占满。在细节上，三盉又有诸多不同，比如鋬内分别铸有左、中、右铭文，表明其有严格的摆放位置。鋬铸出鸟、龙的造型，器身中部环绕着龙、鸟、鱼纹（商代的龙纹可能本为蛇纹，本文暂时以龙来统一称呼），相应地，流部也分别装饰为龙首、鱼口等造型。
鋬的造型
庞大而精细的三件方盉宣扬着“天邑商”的威严和信心，也展现着君王的强力。那是一段早已尘封的岁月，只有寥寥一些器物能证明。这就是左、中、右三件方盉存在的最大意义。
（三）读盉
对于商代，我们知道的并不多，即使已经发掘了妇好墓，即使已经研究了上百年甲骨文。这三件盉，除了它出自安阳武官村西北冈 1001号王陵，除了它气势恢宏、制作精美，我们还能从它本身读出什么内容吗？这比较困难，只能作出一些尝试。
这种管状流在顶上的封口分裆盉，原型来自新石器时代的陶盉，因此这三件盉表现的是青铜盉的早期形态。盉后来可能承担了水器的功能，不过大部分的盉还是被当做酒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容庚作《商周彝器通考》，将盉归入酒器，王国维以盉为调酒厚薄之器，郭宝钧也认为青铜盉是“古时和酒温酒的器”。这三件大盉，制作如此繁难，应该不会作水器使用。
盉身的纹饰，最突出显眼的仍然是商代主流纹饰兽面纹。在根津美术馆的展牌上标注的是“饕餮纹”，这种称呼在上海博物馆等国内博物馆里已经弃用，因为它和饕餮全然无关。三件方盉的兽面纹各有不同，差别主要在于角部。
盉盖不同的兽面纹
为何左、中、右三件方盉会特意标出不同的铭文，又设置不同的流、器身中部有不同的动物纹饰。我们可以根据商代文化特征来猜测，这三件方盉分别代表着不同部族的祖先神。
首先，无论商代是否像于省吾、胡厚宣所说是一个鸟图腾的时代，它有浓厚的图腾意识残余，这是无可非议的。无论是流传的“天命玄鸟，感而生商”的传说，还是大量有动物纹饰的青铜器，都说明动物在商民族心目中还具有保护神或者能够通神的意义。从持续到东周时期的各种鸟兽尊来看，这种动物崇拜的影响是比较深远的。
其次，动物崇拜之后，通过灵魂崇拜和生殖崇拜，逐渐转化为祖先崇拜。从商代晚期的卜辞可以看出，商民族对于祖先神极其重视，殷墟时期先是进行集合示名的合祭，祭祀对象是父子相继的直系先王，商代末年的周祭制度更加大面积地祭祀先祖、先妣，按其世次轮番致祭。这些祖先祭祀仪式规模大、持续时间长，非常隆重。商代的祖先神有很大可能以动物形象出现。生为人类，死后灵魂回归动物，这从妇好墓屈腿如鸟的“鸟人”玉饰就能看出来。
再次，商代的政治组织形式有王权至上的因素，但《逸周书》说“汤放桀而复薄，三千诸侯大会”，可见还保留着一部分部落联盟的民主平等色彩。张光直发现王亥等商先公的祭日为辛日，而商名相伊尹祭日为丁日，指出商代王族存在十个日干氏族，王晖在考察商代祭祀等情况后，也肯定了十干氏族的存在。这些氏族之间区分的关键，应该在于不同区域下形成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差异，并以不同的动物崇拜表现出来。
商王的地位虽高，但其他部族、方国的首领并不都是商王的直接下属，不完全受商王控制，二者不是简单的君臣关系。晁福林认为，商代王权受到方国联盟、神权（体现在贞人权力上）、族权（子姓族众权力）的限制。可以推测，商代是不同部族的联合体，王权在最强的两到三个部族之间轮换，因此才会出现那么多“兄终弟及”的继承方式，才会出现那么多王位继承上的纷争。在这样的情况下，商王在祭祀祖先神时需要一同祭祀其他主要部族的祖先神，因此盘庚迁都而支持者不足时，他才会恐吓说将他们的劣迹祷告给他们的先祖，让先祖抛弃他们，给他们降灾。
各个不同部族的不同祖先神，以不同的动物形象出现在商代的祭祀重器上。它们是鱼，是龙，是鸟，后来又增加了牛。这就是青铜器上包括兽面纹在内的动物纹饰的意义，它们是不同部族祖先神的形象。这三件不同的盉，以其各自区别的动物纹饰形象，通往不同的祖先神灵。
妇好偶方彝
崇拜鱼的部族、崇拜鸟的部族和崇拜龙的部族，它们试图以三件青铜方盉的方式留下永远的记号，并把这些记号埋葬在武丁的大墓里。三千多年后，这三件方盉重见天日，出乎意料的是，它们并没有重新驻扎在这片先祖们征战和生活过的热土，而是漂泊过海，停留在根津美术馆的展厅中。这个美术馆和三件方盉的家乡没有一丁点关系，方盉每天所面对的，大多也不是这些商代部族传承下来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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