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素以善于吸收、因时而变著称，这既是他的长处，也最为人所诟病。他自己也承认他是一个“流质善变”的人，并说自己“太无成见”。颇有意味的是，作为老师的康有为却又“太有成见”，总是以不变应万变，所以故步自封、顽固不化。
梁启超常“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所谓我操我矛以难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他的不断变化，既有前进，也有退步，呈出一条略带回环的曲线。总的来说，是以上升的趋势顺应潮流，趁势而变、因时而行。
最令人称道与难能可贵的是，梁启超之变，不是见风使舵、趋炎附势，不是为了一己私利与个人好恶的小人之变，而是基于民族的进步、大众的福祉，站在时代前沿，凭着个人的赤诚与良心，以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的内在召唤，承担一个本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道义、责任与担当，追求真理与正义，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所以梁启超只有公仇，没有私仇；只有公敌，没有私敌；他既不盲从，也不谄媚，更不屈服；他是近代史上最无私心之人，既不追名逐利，也不擅权渔色，一辈子活得光明磊落、坦荡无畏。
在中国近代重量级人物中，我心中最为服膺敬佩者，当数梁启超。原因就在于他的多变与善变，为了真理与进步不惜解剖自己、否定自己，于天真中透出成熟，激情中蕴含深刻，超脱中见出执着，永远保持着一份独有的冷静与清醒，吸收世界先进文明营养，站在时代潮流前列，与历史同步。
有人做过统计，梁启超一生约有十变（也有七变、八变、十二变之说）。
舍科举旧学，倡导变法维新，为第一变；
由改良渐趋革命，为第二变；
游新大陆后，由赞同民主共和一退为拥护君主立宪，再退为倡导“开明专制”，此其第三变；
面对清廷“皇族内阁”假立宪的行径，为革命派前赴后继的起义暴动所感染，认为革命比改良更能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是其第四变；
从倒袁转向附袁，又由附袁起而反袁，为第六变、第七变；
而第八变，则与乃师康有为彻底反目，参与荡平张勋的拥清复辟；
第九变，弃政从学，孜孜于著述与教育；
最后一变，与严复、康有为、章太炎等近代启蒙思想家殊途同归，由传播倡导西学，复归儒家哲学，鼓吹“东方文明”。
作为一代产生巨大影响、著作等身的国学宗师，梁启超的学问欲远甚于政治欲，哪怕涉足政坛，也没有中断学术研究，停止发表学术论文。
他一生几乎每天都在做学问、写文章，且才思敏捷，下笔成章，一气呵成，不必修改，留下了一千四百余万字的皇皇巨著，内容涉及史学、文学、哲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新闻学、宗教学、金融学、科技史、国际关系、图书文献学、中外文化交流等诸多学科。特别是在构建近代史学理论体系及全面总结有清一代学术发展史方面，成就最为突出。
他不仅参与了中国近代后期的几乎所有政治活动，并且从戊戌变法到1928年国民党统一中国，这三十年间所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在他的著述中都得到了全面反映。
他的著作，即使撇开中西汇通、古今纵横、影响深巨不论，仅就数量而言，也远远超过了朱熹、王船山等人，成为中国自古以来著述最多的伟大学者。
这些文字，实属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但因数量过多，涉猎太广，较为深厚，至今仍未能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既然研究不够，遑论吸收消化？
梁启超兴趣广泛、能力超群、求通求达、求新求异，在革命与专制、中学与西学、开明与保守、民主与专制之间变化、矛盾、徘徊不已。
但是，他一生也有诸多不变之处——对社会、对人生始终抱有强烈的改造欲望，时刻葆有刚强的毅力与旺盛的激情，其爱国之心、立宪之志、新民之道更是持久不变！正如郑振铎在《梁任公先生》一文中所言：“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并未变动的，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
精力充沛、正当盛年的梁启超本可为这个世界作出更多贡献，留下更多财富。然而，由于过度辛劳，积劳成疾，小便带血，身患肾病。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与世长辞，年仅五十六岁。
借西方文明之火，以传统文化为薪，锻铸新型国民，这像一根红线那样贯穿着梁启超人生之始终。他的毕生成就，既在学术、事功，更在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呼唤新国民。他认为中国乃“少年中国”，他自己也是“少年中国之少年”。
（梁启超）
他历来主张欲革新国家，必先革新国民的精神和思想。开展国民运动，最重要的就是塑造“现代青年”：“养足你的根本智慧，体验出你的人格人生观，保护你的自由意志。”
他至死都在进行着启蒙广大民众的努力，号召国民关心国家、关心社会、关心政治，开辟新中国，建设新世界。
梁漱溟曾在《纪念梁任公先生》一文中写道：“当任公（梁启超之号）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到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赶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惠及当时一代人，而且长期持续着，施及今天乃至未来。
本文摘自：《千古大变局——近代中国的11个寻路人》曾纪鑫，九州出版社
时至晚清，老迈昏聩、日薄西山、风烛残年的老大帝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本书即以影响近代中国的关键人物洪秀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严复、慈禧、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袁世凯、宋教仁为载体，兼及林则徐、魏源、徐继畬、郭嵩焘等人，叙述国门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进攻下被迫打开，历经血与火的碰撞，中华文明逐渐走出几千年自成一体的封闭怪圈，与世界融为一体的艰难历程，从而对近代中国历史进行多侧面乃至全方位的探究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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