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墉（1719～1804），字崇如，號石庵，另有青原、香巖、東武、穆庵、溟華、日觀峰道人等字號，清代書畫家、政治家。山東省高密縣逄戈莊人（原屬諸城），祖籍江蘇徐州豐縣。乾隆十六年（1751年）進士，劉統勳子。官至內閣大學士，為官清廉，有乃父之風。劉墉是乾隆十六年的進士，做過吏部尚書，體仁閣大學士。工書，尤長小楷，傳世書法作品以行書為多。
一、從書法底蘊說開去
古人論書，尤重用墨、用筆、體勢、佈局、韻致、意趣，常態與變化，美感與力度等，非常嚴格， 十分講究。僅就用墨、必擇精品，以入硯無聲者為上品。磨墨之法，太重不好，太輕也不提倡。太快不宜，慢了又不行，要求很嚴。號稱清代書法之冠的劉羅鍋就主張“重按輕推，遠行近折，不疾不徐，用力均勻平衡”。其書法把筆蘸墨，如篙之點水，或蜻蜓掠水。揮毫落紙，則力求漿深色濃，潤若春花含雨，枯則仗風乾裂，燥而能潤，濃而能枯。於是，氣韻生動的墨色 ，在雪白的宣紙上揮灑出激越心扉的美妙篇章。
二、誤解和彷徨
“劉羅鍋”其實是劉墉（1720-1805）的綽號，字石庵，官至協辦大學士。他其貌不揚，又有點駝背，故以“羅鍋”外貌狀其形象。其實他非戲裡的樣子一以慣之，也並非為地方官與京都宰相始終如一風格。
劉墉先後擔任過安徽學政、江蘇學政、太原知府、江西鹽驛道、陝西按察使，湖南學政、江寧知府等地方官職，浮浮沉沉二十年，為民斷訟、教化、農桑上，清正剛直，“及君者，當以公勝”，以至公之心，治理天下，抗巡撫、鬥權貴、破奇案、察民情，智鬥皇上寵臣大貪官，“出頭要動如脫兔”，有“劉青天”盛譽，和閻羅、包老之稱。雷厲風行殺伐氣挺重的，老百姓和正直官員一致叫好。
升遷左都御史後，還先後當過工部、吏部、禮部尚書，一直做到宰相，位高權重。但很是令人大跌眼鏡是：黃霸入相、聲名頓減、委蛇於炙手可熱權臣和坤與乾隆爺之間，唯以滑稽悅容而已。正史、野史上反映：全無其父劉統勳（文正公）的高風亮節，凜然正氣，令人感嘆唏噓，大異其趣。
劉墉晚年為官，政治上確無多大建樹，一味中庸，一味圓融，始終奉行大智若愚的糊塗之道。最根本的客觀原因恐怕是滿族異族統治加封建專制的殘酷性。滿漢民族內心深處的心理隔閡和民族政治利益，專制淫威，具體到文字獄的刀光劍影，使眾多漢族知識分子，特別是漢族官僚心驚膽寒，誰也不敢越過號稱“十全老人”乾隆佈設的“雷池”半步。
三、極痛的知與行
老話說得好：伴君如伴虎。當年乾隆說過：“本朝紀綱整肅，無名臣、亦無好臣。”乾坤獨斷定了調子，一言談“十全老人”永遠正確，誰還敢犯顏直諫，為圖一個名臣之稱而不怕腦袋搬家？劉墉是個聰明人，他早已看出皇上壓根就不想讓人做滿清帝國的直臣“魏徵”，他認為皇上也不想做善於納諫的唐太宗“李世民”。
既然乾隆是聖明洞鑑，那麼皇上常有理永不錯，錯在臣下，屬下有理亦沒理。軍國大事、治吏風化，皇上一人說了算，錯了也是對，大事小情上怎容得他人置喙，說三道四。於是劉墉“刀切豆腐兩面光”，模稜兩可，糊塗了事，以“也好”、“亦可”搪塞、敷衍，偶爾 弄得乾隆爺不高興，滿朝文武難以接受，他也不以為意，一味像唐代模稜宰相蘇味道，時人稱“劉羅鍋”為滿清帝國“蘇味道”，“蘇模稜”。好端端一個在地方任官職的涇渭分明、敢作敢為的“劉青天”變成惟命是從，唯唯諾諾“昏庸”透頂的“劉羅鍋”了。
其實歷史地看，劉墉在此等生存環境裡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為生存只好卑躬屈膝、委屈自個兒當聾子、瞎子、三緘其口了，裝聾作啞，好無奈啊。
四、黯然神傷與寄託懷抱
既做著高高在上的宰相，而又無法做個性鮮明、大刀闊斧的臣屬，劉墉內心透著些許黯然神傷，被誤解現實世界與內心的彷徨痛苦交織，如何寄託文人的情緒，彷徨復彷徨，時時襲擾著這個大清國名臣劉統勳（大清帝國死後第一個溢為文正公）之子。當年這個“紅二代”曾寫了一首詩：
有何不了更求僧，
聾啞兼盲那解應；
聽取二松常說法，
居然北秀對南能。
既然不能積極用世，那就大量結交釋道人物，蒐集佛老典籍，沉淫其間，他曾在家書中寫道：“此與四書五經無礙，聖人因時立教，教不必同，同者道也。道如元氣，教如四時。”虔誠心態，使他焚香沐手，無有間斷地抄寫經卷。其字跡被後世譽為“黃鐘大呂之音，清廟明堂之器。”並推為一代書家之冠。
五、放逐糾結的“如歌行板”
史載：劉墉“無日不臨帖，肘不去案者六十年，耗去數萬斤油煙墨矣”。可見其功夫之深。據說劉墉常在制油煙墨高手曹素功處定製“柳汀仙舫”專用墨，因為總先利其器故寫出的字又黑又亮，別有一番氣象。
為了在精神上拯救自己、解放自己，劉墉從不抱怨，從不氣餒，改換書法方式延伸生命的追求，除業餘時間刻苦練習，以求把官場上的糾結徹底放逐，經過年輕時追求明代董其昌典雅秀逸風格，壯年移情蘇東坡穩健雄壯氣勢，晚年潛心北朝碑板，筆軟墨豐，超然塵外，好一派渾然大氣的境界。其書法作為生活重要組成部分，如詩意在官場，韻致於生活，幽默對敵友，他體會到書法用墨有幽光若水紋徐徐，洋溢於波浪之間才算懂得了濃墨之法。如將其書法運筆，把墨比作詩歌之旋律，恰如一首人生交響曲中的“如歌行板”。他沉溺於中，濃墨華滋，忘記官場的爾虞我詐和仕宦生涯的種種失望、不平和衝創。
劉墉一生中書作汗牛充棟，均用濃墨，下筆粗重而豐肥，很注重字幅結構的打疊，經常放寬一角，使黑白相當、布白有致、氣韻深厚、墨色清而不浮、明而有豔、經久而不渝、深諳濃墨的精妙之處。其實筆墨之外當另有一種寄託，別具一番胸懷。他的好友傳奇人物紀曉嵐一語中的：“心忘乎手，手忘乎筆，興趣超過規矩法度，其儀節，在人物與法則之外。”對劉墉而言，政治上的不作為或難有大作為，而想在書法上有所作為是最明白不過的。此無他求，書法才能表達“劉羅鍋”真實心跡，作為心理學上互補原理，可說是“書為心畫和心聲”。
六、聰明尤難而糊塗更難
從骨子裡講，劉墉是個剛正質樸之人，他也看不慣卑鄙、汙濁、苟且，甚至結黨營私的伎倆。然而現實生活中的官場政治使他有心補天、迴天無力；有心殺賊、無力迴天，所以只好走明哲保身的英雄末路。
清代大學者錢泳深有感觸地說：“糊塗人難得聰明，聰明人難得糊塗，須於聰明中帶一點糊塗，方為處世守身之道。若一味聰明，便生荊棘，必招怨尤，反不如糊塗之為妙用也。”
他到帝國“中央”後始終甘於寂寞，沒有結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小圈子。獨善其身、持躬清介、正人正己，清廉為本，確乎算是殊為難得深具中國傳統士大夫風骨的文化人，父親劉統勳“忠臣”名下的“紅二代”，儒家思想的一代傳承者代表。其智慧處世得到後世激賞確為情理之中。
人世間，炎涼起伏。世俗中，林林總總、紛爭不止，英烈先祖我們敬畏憑弔；漢唐盛世人們勾連遐想，或留戀古老傳奇，或忘返昔日商埠，說不盡流美故事，道不清聖明理說。
歷史需要一種抵達，從此岸到彼岸，而心是一條擺渡的船。對劉墉而言或許書法是一雙船槳，令他心有所屬，供他心弛神遊他理想中的大海。在他心中，直面的是長風浩蕩，唯心永恆。
今天人民記住了歷史中正直的他，記住了嘲笑怒罵奸臣的他。
今天后人記住了他和紀曉嵐友情和才情以及雋永的逸事。
今天愛藝術的人士記住了他濃墨宰相的書法藝術天分及清四家書法高峰地位，人們睹物思人，觀賞雄冠一代書法其中透露的清正心跡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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