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0年進入老齡社會，預期到2035年之前進入超級老齡社會，我國用一代人的時間完成了從年輕社會到老年社會的轉變。快速老齡化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未富先老。
11月22日剛剛公佈的《國家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中長期規劃》（下稱《規劃》），是我國應對老齡化的綱領性文件。《規劃》首次提出“穩步增加全社會的養老財富儲備”。2019年也可稱為我國養老財富儲備“元年”。
儲備養老財富首要的是完善我國三支柱的養老保險制度，尤其是剛剛起步的第三支柱。
人口老齡化下的養老困境
近日在清華大學舉行的第五屆中國銀色經濟與健康財富論壇上，北京大學匯豐金融研究院對外公佈了《中國養老金投資白皮書》的主要研究成果。
截至2018年，中國60歲以上人口占比為17.9%，遠超全球數據12.8%，而出生率近年一直處於下降趨勢，即使開放二孩政策，對出生率的提振並沒有太大作用。老齡社會根據65歲以上人口的佔比情況分為三個階段：進入老齡社會（65歲人口達到7%）、深度老齡社會（65歲人口達到14%）和超級老齡社會（65歲人口達到20%）。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00年，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達到7%，0~14歲人口比重為22.9%，老年型年齡結構初步形成，中國開始步入老齡化社會。2018年，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達到11.9%，0~14歲人口占比降至16.9%，人口老齡化程度持續加深。
清華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楊燕綏表示，我國將於2025年以前進入深度老齡社會，到2035年進入超級老齡社會。在2000年進入老齡化社會時，我國人均GDP為900多美元，而發達國家已達1萬美元。發達國家從進入老齡社會到超級老齡化社會一般花了60年左右。
白皮書稱，2020年後，中國養老體系的負擔將明顯增加，而國家層面的基本養老保險也將承受更大壓力。
美世諮詢最新發布的2017年全球養老金指數顯示，全球平均分為59.9分，最高分瑞典為78.8分，最低為阿根廷38.8分，中國為46.5分。
美世諮詢認為，中國養老金指數偏低的主要原因是，養老保險覆蓋率偏低、收入流形式補充養老保險的比例偏低、法定退休年齡偏低、在保人群投資組合的多樣性不足、成長性資產的比例偏低、與參保人群的溝通程度偏低等。
做強私人養老金儲備
我國養老保險體系三支柱失衡的狀況較為明顯。
上述白皮書的執筆人之一、招商銀行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總經理白海峰說，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的發展現狀並不盡如人意。第一支柱承擔了我國養老需求約80%，第二支柱承擔了剩餘約20%，第三支柱仍然處於空白狀態。
截至2018年末，我國養老金體系的累計結存總計9.53萬億元，分別為：基本養老保險基金5.81萬億元，佔比61%；企業年金基金1.48萬億元，佔比16%；全國社會保障基金2.24萬億元，佔比23%。
白海峰分析稱，以企業年金為主的第二支柱從規模上看，在2017年僅為第一支柱的25%左右。第三支柱即個人養老金才剛剛開始起步，規模微乎其微，地位並未顯現。
北京大學匯豐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巴曙松表示，從規模上看，中國的養老金還有很大發展空間，根據經合組織（OECD）數據，2017年養老金的資產比值（私人養老金佔GDP比重）超過100%的國家有7個，都是發達國家；美國達141.1%，排在第五位。中國的養老金資產佔GDP比重1.6%，遠低於OECD國家和地區平均數50.7%，也低於非OECD國家及地區的平均數19.7%。
《規劃》提出，通過完善國民收入分配體系，加大財政支持力度，促進企業財富積累與合理分配，鼓勵家庭、個人建立養老財富儲備，穩步增加全社會的養老財富儲備。
楊燕綏表示，養老金制度的改革應該從國家、企業、個人三支柱到兩個賬戶管理改變。有條件的企業可以把額外的養老金作為福利打入個人賬戶，整個社會運作是企業賬戶和個人賬戶，這樣才能結構合理、高效運行，惠及老人。
我國去年5月推出了稅延養老保險的試點，效果並不如預期。從整體來說，我國對第三支柱的制度設計，尚缺少明確的政策激勵和規範。然而，即使如此，資本市場已經對養老金融市場也表現出濃厚的興趣。
白皮書稱，截至今年11月7日，養老FOF（Fund of Funds，基金中的基金）推出1年左右，總規模已達214億元；已成立的養老目標FOF產品達69只，其中目標日期型養老FOF有42只，目標風險型養老FOF為27只。
已成立的目標日期型養老FOF，覆蓋了2030~2050年前後退休的人群。目標日期介於2035年~2040年的養老FOF規模總數達到42.5億元，佔比69%。
白海峰表示，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這個區間的人群較為旺盛的養老投資需求。未來中國養老金投資體系的改革方向應該境內外結合，實現多元化投資與全球配置。
《中國養老金投資白皮書》研究稱，未來以養老金第三支柱為代表的長期資金將成為我國資本市場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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