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建堂: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黨、國家和人民的生命線

馬建堂: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黨、國家和人民的生命線

我國實現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了“兩個百年”奮鬥目標,我們仍將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仍然要牢牢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文|《中國企業家》記者 李碧雯

圖片來源|中企圖庫

“我國實現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了‘兩個百年’奮鬥目標,我們仍將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仍然要牢牢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難道30年後我們就不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難道30年後我們就不堅持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並存?難道30年後我們就不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馬建堂的三個反問振聾發聵。“絕不應該,也絕不會。”馬建堂表示,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依據,是黨、國家和人民的生命線。

在12月8日至9日,由《中國企業家》雜誌社主辦的2019(第十八屆)中國企業領袖年會在北京盛大舉行。本屆年會以“決勝2020”為主題,董明珠、劉永好、陳東昇、王石、宋志平、宗慶後等上百位企業領袖齊聚一堂,上千位行業領軍者到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馬建堂做了關於《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來之不易,是黨和人民的偉大創造,要長期堅持》的主旨演講。

馬建堂: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黨、國家和人民的生命線

以下為馬建堂的演講內容,有刪減:

探索歷程

回顧歷史,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經過28年浴血奮戰,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反動統治,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建立奠定了政治基礎。

隨後的29年,我國先後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通過了“五四”憲法,進行了社會主義建設,探索了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但是,這一探索過程是艱辛的、曲折的。

1978年中國踏上了改革開放的新徵程。改革開放的春風盪滌著關於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左”的思潮,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指引下,我們黨對所有制、分配關係、計劃與市場等重大問題的認識不斷深化,產生著一個又一個理論飛躍。思想的解放、理論的飛躍又不斷引導著實踐的革命,帶來了中國大地四十年間翻天覆地的偉大變化。

對非公有制經濟的認識,從必要補充,到重要組成部分再到內在要素,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得以確立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過程來之十分不易。

1980年,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提出的重要改革舉措之一是:“在公有制經濟佔絕對優勢的條件下,允許城鎮個體所有制經濟的發展”。這是我國對個體經濟的最早認可,也是我國重新認識個體經濟的起點。

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報告明確指出,“在農村和城市,都要鼓勵勞動者個體經濟在國家規定的範圍內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適當發展,作為公有制經濟必要的、有益的補充”。這是黨的文件第一次把個體經濟作為公有制經濟必要的、有益的補充。

1988年,七屆人大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指出,“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維護私營企業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這是黨對非公有制經濟地位新認識正式體現在憲法層面。

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這一制度的確立,是由社會主義性質和初級階段國情決定的”,“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要繼續鼓勵、引導,使之健康發展”。黨的十五大報告首次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列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第一次把非公有制經濟的地位上升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2018年11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的講話中強調,“民營經濟是我國經濟制度的內在要素,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高質量發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主體,也是我們黨長期執政、團結帶領全國人民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力量。”習總書記的這次講話是我黨四十年來關於非公有制經濟認識的最新成果,來自於我國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偉大實踐,也必將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多種所有制經濟更好的發展發揮重要的“定盤星”和“指南針”作用。

其次,對分配關係的認識,也經歷了從否定按勞分配到貫徹按勞分配原則,從按勞分配到按要素分配的重大飛躍,對於調動全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創造性,共同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功不可沒。

改革開放前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按勞分配原則是沒有得到很好貫徹的,企業吃國家的大鍋飯,職工吃企業的大鍋飯,平均主義嚴重。

1982年黨的十二大提出,要“改革勞動制度和工資制度”。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要“認真貫徹按勞分配原則”,“在企業內部,要擴大工資差距,拉開檔次,以充分體現獎勤罰懶、獎優罰劣,充分體現多勞多得,少勞少得”。這表明隨著改革的深入,按勞分配原則得到正式確立,從而極大調動了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在分配製度問題上再次實現重大突破。黨的十三大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分配方式不可能是單一的,我們必須堅持的原則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第一次明確了利息、紅利、企業主經營收入的合法性。

1997年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制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這表明黨在分配理論上首次承認生產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重要地位。

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報告又進一步指出,要“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原則”。對於共產黨人來說,承認按要素分配是多麼深刻的理論革命。

剛剛閉幕的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把“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作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同時,進一步指出要“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這是對分配製度、對生產要素構成等認識的持續深化,對於在新技術革命背景下進一步調動全社會的創造活力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此外,在對計劃與市場關係的認識,一直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經歷了從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的深化過程,思想認識的每一次飛躍,都帶來了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大解放、大發展。

改革開放之前,我們把市場經濟視為“洪水猛獸”,把市場經濟看作是資本主義,把計劃與計劃經濟當成了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1978年後,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我黨對計劃與市場的認識也不斷髮生深刻變化。

1982年黨的十二大提出,要“正確貫徹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原則”“我國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有計劃的生產和流通,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主體。同時,允許對於部分產品的生產和流通不作計劃,由市場來調節”。黨的十二大第一次提出市場調節部分儘管“是從屬的、次要的,但又是必要的、有益的。”

過了短短兩年,我黨關於計劃與市場的認識進一步深化。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進一步指出,“改革計劃體制,首先要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關於這個認識的重大飛躍,十三大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1992年初小平同志視察南方的講話進一步推動了我黨思想的解放和理論的變革。在同年召開的黨的十四大上,江澤民同志代表黨中央莊重指出,“實踐的發展和認識的深化,要求我們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從這一時刻起,市場、市場經濟不再是異己的力量,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成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黨的十九大重申,“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明確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都表明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認識更加成熟,表明我黨對計劃與市場關係的認識達到了一個嶄新高度。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必須牢牢堅持

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尚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思想的萌芽,在葉劍英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國慶30週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已露端倪。他指出:“社會主義制度是人類歷史上嶄新的社會制度,它同世界上的任何其他事物一樣,有它發生和發展的過程。同已經有了三四百年曆史的資本主義制度相比,社會主義制度還處在幼年時期。”

這一思想萌芽在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進一步發展,《決議》指出,“儘管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於初級的階段,但是毫無疑問,我國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

在這些認識鋪墊的基礎上,黨的十三大系統地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黨的基本路線,明確指出“正確認識我國社會現在所處的歷史階段,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首要問題,是我們制定和執行正確的路線和政策的根本依據”。

黨的十五大進一步明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內涵及與之相適應的基本路線和綱領,並明確指出“這樣的歷史進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時間”。

黨的十九大告誡全黨“必須認識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們對我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全黨要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牢牢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牢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這個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

習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上的重大宣示意味深長,意義重大。這告訴全黨和全國人民,儘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取得了翻天覆地的歷史性成就,儘管我們人均GDP即將超過一萬美元,但我們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必須牢牢地長期地堅持既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又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即便再努力奮鬥30年,我國實現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了“兩個百年”奮鬥目標,我們仍將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仍然要牢牢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30年彈指一揮間,難道30年後我們就不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難道30年後我們就不堅持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並存?難道30年後我們就不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絕不應該,也絕不會!因為這是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依據,是黨、國家和人民的生命線。

同時,長期地牢牢地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我國奪取改革開放40年來偉大成就的制度基礎,也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本保障。其來之不易,必須永遠珍惜、長期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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