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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14日，微博炸了。
雪莉自殺霸屏熱搜，一夜間，人間再無“水蜜桃”。
41天后，韓國女星具荷拉再被曝自殺家中，一時間又是輿論譁然。
而在不久前，這個91年的女星才剛剛發過ins說晚安，還在直播中悼念雪莉說：會帶著你的那一份一起活。
而2019年12月3日，雪莉荷拉屍骨未寒，韓國新人演員車仁河卻再次被發現於首爾江南區的家中身亡。
死亡前一天這個年輕的男孩子還在認真地準備著工作，貼心地問候粉絲說“大家小心感冒”。
短短50天，韓國娛樂圈傳來了三次噩耗。
抑鬱症，家暴，性侵，潛規則...這些冰冷如劍的詞仿若家常便飯般，一次一次凌虐著這些本該鮮活的藝人。
而對於韓國來說，藝人的“集體自殺”早已是不痛不癢。
早在2008年，韓國就已經爆發過一回“自殺效應”，那個時候韓國娛樂圈接連曝出藝人自殺，一夜之間，韓國幾乎人人自哀。
當時著名演員崔真實、樸容河、鄭多彬等先後自殺。
而僅在05年到18年之間，韓國有隙可查的自殺藝人，就已高達30餘人。
韓國，可能是世界上明星自殺率最高的國家。
作為中國的90一代，很多人的曾經裡都有過“韓流”的影子，舞臺上青春靚麗的少女組合，還有甜蜜滿級的韓劇歐巴，都是那些年追過的青春。
韓娛就像一個冰冷的造夢機器，無數的人帶著夢想前來，卻永遠不會知道，他們即將面臨的，是怎樣一條不歸路。
真相永遠不會被雪崩掩蓋。
你看不到的舞臺下，是一整個殘酷的底層人間。
最近，央視新聞頻道欄目《世界週刊》的一檔特別節目火了。
節目名叫：韓娛的“自殺魔咒”。
“奴隸合同、地獄式工作模式、不成正比的付出與回報、被迫整容、嚴控飲食、網絡欺凌…”
央視的報道，血淋淋地揭露出殘酷的韓國娛樂圈職業生態。
首當其衝的就是奴隸合同。
在韓國財閥籠罩下的娛樂圈，所謂“紅與不紅”，不過資本開的一場血腥玩笑。
2017年，韓國組合JJCC前成員麥亨利退出組合後，曾曝光過這樣一則簽約內幕。
麥亨利稱，每一個藝人出道，都要先從練習生做起，然後被迫與經紀公司簽訂高達十年的奴隸合同，揹負上鉅額的訓練費用和違約費。
這也就是說，一個練習生很有可能訓練10年才被公司安排出道，接下來還要依照合約為公司賣命7-15年。
而這樣的奴隸合同在韓國娛樂圈廣泛存在。
一旦簽約，經紀公司對藝人將有絕對控制權，被簽約下來的藝人形同經濟公司買下的商品，不但要進行大量的繁重工作，還要“服從”經紀公司所有安排，稍有抵抗，等待的就是鉅額賠償金和“資不抵債”的雪藏。
麥亨利曾公開過自己的一日行程：
“早上六點鐘起床，先跑兩小時，然後去練舞，然後跟著組合去參加公司安排好的各種節目演出。如果工作結束得早，他回去以後還得練舞練到凌晨1點，才能休息。”
而被迫整容和性接待，更是奴隸合同裡令人心驚的真相。
韓國男子組合Super Junior的申東熙曾在採訪中爆料，自己被經濟公司要求割雙眼皮。
“我們經紀公司的總監要求我做雙眼皮手術，僅僅是因為我的眼神令人不舒服。”
除了強迫整容，經紀公司還會嚴格把關藝人們的飲食。
無肉飲食，超強訓練，魔鬼體罰.....嚴苛的體重控制和巨大的心理壓力下，韓國藝人患厭食症和抑鬱症的比例，更是世界前列。
而極端案例，便如自殺身亡的韓國女星張紫妍。
年僅 26 歲的她，陪睡人數多達 31 人，次數高達上百次，經濟公司為了方便接待上層“客戶”，甚至強迫她結紮，並買下一座樓圈禁。
她因為不願意一天被十幾個人蹂躪，被老闆關在公司暴打幾小時。
圓桌派曾經做過一期節目，其中一個嘉賓就曝光過自己在韓國有一次高端飯局，被經紀公司安排來陪酒的藝人和模特不計其數。
而據相關統計，韓國 45.3% 的女藝人被要求陪酒， 62.8% 的女藝人被曾要求進行性接待。
而平均年薪40萬，更是揭露出韓國娛樂圈掩蓋在資本下的貪婪嘴臉。
2017 年 1 月 6 日，韓國稅廳發佈數據顯示，去年共有 15423 名演員進行個人收入申報，平均年收入為 6800 萬韓元（人民幣 39.5 萬元），而這樣的“高薪”藝人不過只佔全部6.4%。因為生計問題而去打小時工的藝人足足達到36%。
入不敷出，才是是韓國藝人的真實現狀。
而在藝人拿著微薄薪水的另一面，是經紀公司的囂張暴利。
網上曾有人用過真實案例對比，鄧超在跑男跑一期的薪水，韓國的劉在石需要在《Running Man》裡跑一年。
super junior曾經火遍亞洲，而成員李赫宰，要用鼎盛時期的七年時間才可以買上房子。
能在首爾買一個小小的公寓，對於長期住在公司集體宿舍的韓國藝人來說，已經是非常幸福的事。
而在韓國一個名為《拜託了梳妝檯》的美妝節目裡，有一期嘉賓是KARA女團的許齡智。
曾一度是韓國國內頂尖的流量的她，梳妝檯甚至比不過中國一個普通白領。
、
中國藝人韓庚就曾經在韓國以男子偶像組合出道，後來回憶起這段漂韓時光時，亦是幾度落淚。
高壓力，高風險，低待遇。
韓國娛樂業就像一個巨大的明星加工廠，藝人就如一個個躺在流水線上的零件，被迫接受著一道道“改造”和上層資本貪婪的掠奪。
韓國藝人不會是這場吸血狂歡唯一的受害者，在一洋之隔的中國，同樣盛行著貪婪的人心。
在高以翔出事之前，何炅就曾經在一檔職場類真人秀《令人心動的offer》中揭露過演藝圈的“吃人合同”。
“投資一場選秀節目名義上籤約幾個新人，再捆綁上高額違約金，火一個就算白賺，剩下的人再用雪藏來坐等賺取高額違約金。”
這一套流程是演藝圈心照不宣的“暴利產業”。
割一個人頭最低入賬50萬，再繼續簽約新人，滾雪球般一本萬利的買賣。
在高以翔出事之後，網友曾在網絡上質問過同期拍攝的藝人黃景瑜等人，為何不站出來為高以翔作證。
而事實的背後，是你看不到的勒索與控制，絕不是幾個流量藝人可以與之抗衡的。
與其說高以翔的悲劇是藍臺的不作為，不如說是整個就業環境利益至上、急功近利的悲劇。
一個演藝圈工作人員就曾經自曝過：
為壓縮成本壓榨人力，開拍一場戲背幾場人命官司，是當下整個行業“不為人知”的共識。
開機一天燒一萬，是橫店大夜的傳統由來。
製作方為了節省人力、物資物料、場地器具及藝人出場費等等成本，多半會選擇透支壓縮拍攝時長，16小時乃至48小時高負荷工作，是橫店工作人員的日常班次。
在這些通宵工作的劇組裡，猝死的那幾個場務、燈光、道具等工作人員，早已是不為人知的犧牲品。
“只要人沒死，就往死裡拍，你不做，我不做，明天就有他人做。”
壓縮人工，成了製作方心中的最佳策略。
網上曾有人這麼點評到：
高以翔的背後，是千千萬萬倒下去的高以翔；
我們的悲哀，歸根到底，也是兔死狐悲的悲哀。
被娛樂圈犧牲的演員
是千萬社畜的真實縮影
知乎上曾經有人說道：我們這一代人，是註定996 的一代。
《圓桌派》裡曾經有一期講的職場壓力：為什麼這個時代越來越多年輕人想要安穩的生活？
回答是：維持現狀之不可能。
正如蔣方舟在這集《圓桌派》中所說：
“現在對很多年輕人來說，一眼望得到頭的一種生活，是一種很有安全感、很奢侈的生活，你必須要麼非常努力，要麼非常聰明，你才能勉強過上一種平庸的生活。”
如果說娛樂圈是吃人的舞臺，那麼現實社會里，更多年輕人在淪為“沉默的炮灰”。
在高以翔出事前不久，某大廠剛剛曝出新聞，將清退35歲以上員工。
理由是，35歲的人多半有家庭拖累，個人精力與職場性價比均比不過更“便宜好用”的新人。
而兩個月前，38歲的浙大學霸剛剛從美國Facebook總部大樓一躍而下，當場死亡。
大公司壓力、簽證困境，以及職場困境，輕而易舉的就擊潰了一個年輕人最後的體面。
而好友的同事，最大的心願就是公司活的比自己久，每天睜眼可以不用欠銀行幾百塊。
而我們所處的環境，還在不斷宣揚“壓力福報論”，把“996”、把唯工作至上，強行捆綁到每一個疲憊不堪的年輕人的肩上。
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人，是沒有談“累”的權利的。
小心翼翼地發洩，精打細算地緩解，連喪一場都要考慮著空間和時長。
在青年抑鬱症的論壇裡，有這麼一句話：
“擊垮我們的，從來不是那些所謂大事，日復一日的“催促”，才是殺人於無形的刀。”
《奇葩說》裡曾有這麼一句名言：
我們這個社會，把年輕人像燃料一樣，投入社會這部機器。它只問這些年輕人，能為這個社會做些什麼，卻從來不問，這個社會能為年輕人做點什麼。
在一千多年前，杜甫就有詩云：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我們只希望，社會能多點寬容，價格之外能看到更多人的價值；生存之後，還能給生活留一絲盼頭。
用演技打磨演員而不是流量；
用價值衡量人而不是價格；
是我們在這個涼薄的社會，最後希冀的溫柔。
最後，送給所有正在路上或即將上路的小夥伴一句經典的名言，來自可口可樂的CEO Beian:
“如果生命是一場不停丟擲五個球於空中的遊戲，這五個球分別為工作，家庭，健康，朋友和心靈。你很努力地擲著每一個球不讓它落地，很快你會了解工作是一個橡皮球，如果你不幸失手落下它，它還會彈回來的。但是家庭、健康、朋友和心靈這四個球是用玻璃做成的。一旦你失手落下，它們可能會少了一角，留下無法挽回的記號、刻痕、損壞甚至碎落一地。它們將無法再像以前那樣。
你必須瞭解這個道理，並且為了平衡你的生命而努力。”
你我皆凡人。
如果生活太苦，還請你深愛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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