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你有了孩子，你的孩子將是你的首選，”公司會排在第二位，所以你還能工作嗎？”

今年31歲的崔文貞將自己懷孕的事告訴了公司老闆，卻收到了老闆這樣的回覆。

“他一直在重複這個總是。”崔文貞委屈的說，“我被老闆的反應震驚了。”作為韓國首爾的一名稅務會計師，一年中最忙的時候，她的老闆給她佈置了更多的工作。

當她抱怨時，老闆說她缺乏奉獻精神。“他對我大喊大叫。我的身體開始抽搐，眼睛睜不開。”她那張長滿雀斑的臉皺了皺眉頭說。

她被送進了醫院，在醫院，醫生告訴她壓力帶來了流產跡象。住院一個星期後，文貞回來上班，她的孩子保住了，但老闆正在盡一切可能迫使她辭職。

她說這種經歷並不少見。韓國在過去50年中從發展中國家轉變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之一，其文化是努力工作、長時間和專心致志地工作。韓國的經濟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賴於低工資的工人，這些工人大多是女性。

據韓國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韓國2018年總生育率降至0.98，低於上一年的1.05，創歷史新低。“商業韓國”網站稱，韓國由此成為全球唯一一個生育率跌破1的國家。“韓國的孩子不夠了。”CNN如此驚呼。

《日經新聞》網站指出，韓國人口下降的速度可能比預期要快。去年，韓國統計局預計2028年開始人口將下降，但一些韓國媒體現在預測2024年將成為分水嶺。

如果生育率繼續如此低迷，很有可能這個國家將會消失。

“因為她想結婚，但我還沒準備好”

今年35歲的首爾男青年樸正浩（化名），在摩根斯坦利擁有一份高薪工作，父親是鐵路公司的二把手，他半年前與女友分手，“因為她想結婚，但我還沒準備好”。

他說並不是自己眼光太高，反而是因為社會給他的壓力，覺得自己還沒有達到能結婚的水平。

《朝鮮日報》稱，就業、房子、教育是韓國年輕人的三大壓力源。據統計，2018年4月，20歲至29歲的韓國年輕人失業率高達11.2%，高失業率引發一系列連鎖效應——找不到工作，意味著沒有收入；沒有收入，就沒錢買房結婚；不結婚又談何生子。

“我在一個需要結婚的年齡邊緣線上了，但我想再等五年。”今年28歲的崔炫容（化名）2016年從美國大學留學回來後，花了近兩年找到他口中“還算滿意”的工作，說到結婚，他說還沒來得及想。

現在他是韓國現代集團旗下物流公司的項目副經理，月薪400萬韓元（約2.5萬人民幣），“這個工資水平算得上前10%了”。

“在韓國，‘從底層做起’是一件很難的事。”一畢業就想進大公司，幾乎是每個應屆畢業生的願望。“因為對你之後的職業發展有幫助，比如下一個公司看你上一份工作在LG，就認定你是個聰明人。”

知名的大公司像是LG、三星、現代等等，都有嚴格且繁瑣的招聘流程，面試前有一項“人格測試”，考察兩方面——個性和才能。只有成績達標了，才踏入了兩輪面試環節的門檻。

第一輪面試再刷下一半的人。面試課題在現場公佈，應聘者有20-30分鐘準備，然後帶著幻燈片，直接進行掐表10分鐘的演講。

大公司每年開放兩次招聘，但每個崗位只提供10個名額。2018年現代汽車集團旗下的現代鋼鐵，只開放了10個銷售崗位，而求職者有五萬名。

“我各大公司都試過，做過幾場測試都不太記得清了，可能是我不走運吧。”

貧困的青年一代

崔炫容已經是韓國年輕人裡的精英分子，更慘的或許是以安貞愛為典型的“貧困青年”，一批最容易被科技替代的底層勞動力。

每晚九點，都是貞愛父母賣炒年糕的路邊小攤最忙碌的時候，她下了班後一定會過來幫忙。

28歲的安貞愛已經工作八年，卻依然只有月薪130萬韓元（約人民幣7700元），幾乎與最低工資標準持平。

從韓國保健社會研究院的一份報告書來看，收入低於中間收入50%水平的人口定義為“勞動貧困層”，而韓國19~34歲青年中推測約有47.4%屬於“勞動貧困危機階層”，隨時會淪為貧困階層。

貞愛的收入雖然沒有低於中位收入的50%，但一旦出現失業或生病等預料之外的情況，隨時都可能淪為貧困階層。

八年裡她先後換了四份工作，分別是課後輔導老師（月薪4200元人民幣）、百貨商店辦卡員（月薪7700元人民幣）、公共機關諮詢臺員工（月薪7200元人民幣）、蟑螂藥生產工廠工人（時薪33元人民幣）。

在百貨公司做辦卡的工作人員時她最開心了，不僅工資在幾份工作裡最高，“而且還會發5萬韓元夏季休假費，過節也會發禮物，不像現在的公司，中秋節連一份紫菜或金槍魚套裝都不發。”

但以不穩定的勞動作為第一份工作踏入社會後，從此便難以擺脫這一身份。貞愛也發現，在韓國，工資並不一定會隨著時間逐漸增長。

問到為什麼不把百貨公司那份工作做下去呢？因為根據法律規定，百貨商店必須僱傭工作滿兩年的勞務派遣員工為正式職工。

但從未有人做滿過兩年時間，因為這是百貨商店的“潛規則”，工作期間她從未聽說有誰做滿過兩年成為正式工的先例。一年零八個月後，貞愛辭去了工作。

貞愛說：“真希望一個月能賺到170萬韓元（約一萬元人民幣）”。她的夢想是出國旅行，但至今連護照都沒辦過。

而那些或穩定或不穩定工作著的人，還被韓國盛行的“加班文化”所困。在經合組織追蹤的37個國家中，韓國的工作時長排名第三。

2017 年韓國人均工作時間為每年2024小時，即每週38.9小時（墨西哥43.4小時排名第一，哥斯達黎加每週41.9小時排名第二）。德國和丹麥的工作時間最少，為每週工作26和27小時。

2018年7月，韓國政府通過了一項法律，將每週最長工作時間從68小時減少到52小時，希望韓國人下班後還能有一些私人時間。該法律首先要求超過300名僱員的公司執行，中小企業必須在2021年內達到這一標準。

工作、房子壓得韓國年輕人喘不過氣，而“先立業，再成家”逐漸變成這一代年輕人願意遵循的模式，沒有了經濟基礎，他們不得不暫緩結婚和生子。

“不是每段關係都以婚姻結尾”

經濟壓力等客觀因素之外，低生育率的另一重要原因，來自人們內心觀念的改變。畢竟生育能力是一項女性獨享的權利，韓國女性希望能“自己說了算”。

對於她們來說，婚姻不再是一個那麼有吸引力的選擇了，或者起碼不是個必選項。

1994年的鄭藝琳（化名）現在是電影行業的藝術指導，她一直拒絕長期戀愛。

“我談過四段戀愛，每段都不超過5個月，我不明白為什麼每個人都想擁有一個長期的戀愛對象。不是每段關係都要以婚姻結尾，這明顯就是一個老掉牙的制度。”

顯然韓國社會還無法把婚姻只看做簡單的個人選擇。傳統的亞洲家庭中，許多內部的角色是捆綁在一起的，特別是對女性而言。

一般來說，婚姻、生育、育兒和照顧老人需要一步步打通關，你的遊戲人生才算完整。然而，西方的個人主義思想正日漸影響著韓國的年輕女性，她們不想再揹負這些沉重的“包袱”。

但是“男尊女卑”思想已經是滲透到韓國社會血管裡的毒液。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助理教授錢嶽的研究顯示，2006年，韓國25歲至54歲的已婚女性中，46%是全職家庭主婦。而已婚婦女(其中許多人擁有工作)承擔了80%以上的家務，但她們的丈夫只承擔不到20% 。

人口危機動搖韓國根基

面對愈演愈烈的“人口危機”，文在寅政府深以為憂。“人口危機不僅影響經濟發展，還會動搖韓國根基。”韓國總統文在寅說。他認為如果再不行動，將對國家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害。

目前，韓國政府正在多管齊下，大力促進生育積極性。包括縮短每週最長工作時間，從原來的68小時減少至52小時；允許撫養8歲以下兒童的父母每天少工作一小時，以便騰出時間來照顧孩子；為每個家庭提供看護兒童的補貼，比如首爾每月為養育5歲以下兒童的父母提供約88美元的補貼；增加全國各地的日託中心數量並延長開放時間；針對單身人士開展各種職業培訓等等。

儘管政府在努力應對“人口危機”，但專家對前景卻比較悲觀。“現在沒有什麼有效措施能提高總生育率。”鄭在勳說。趙成鎬認為，超低出生率的趨勢很有可能會繼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