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影響最深的三大學派莫過於，深入人心的“儒家”、受上流社會追捧的“道家”、入世平民化的“佛家”！如果說“儒家”、“道家”是中國兩千多年本土化的產物，那麼“佛家”則是個“舶來品”。尤其是到了現如今，佛教在中國人日常生活當中存在感非常強，即便不讀佛經，不懂佛學，也時常能接觸到它。比方說許多城市都有佛寺，在影視劇、武俠小說當中，經常能看見行俠仗義的少林派。開車的時候，許多人喜歡在車裡掛上印著如來佛祖、觀音菩薩的平安牌，有些上了年紀的人喜歡在自己的書桌案頭擺上一尊彌勒佛。那麼當我們在生活中接觸到佛教的時候，有沒有想過起源於印度的佛教是怎麼進入中國的？為什麼會在中國分佈的如此廣泛？中國社會又為什麼能接納佛教呢？今天就來聊聊這個話題。

佛教東傳的脈絡

首先我們先來梳理一下佛教傳入中國的脈絡。佛教傳入中國，應當不晚於漢朝。在那個時候，佛教在國內還只是零星分佈，少數國外僧人通過口頭講解的方式，在中國傳播佛教經文，佛教僅僅在洛陽、彭城等少數城市初具規模。三國時期，佛教在東南部的吳國發展狀況較好，已經引起了孫吳統治集團的注意。到了西晉，佛教開始被上層士大夫接納，形成了士大夫佛教。到了東晉16國時期，南北方各大政權的王室和貴族基本接受了佛教。也是在這一時期，高僧“慧遠”完善了一套簡單易行，適合中國社會文化環境的修行方法。比如“唸誦阿彌陀佛”這樣的辦法，使得信眾能方便的修行佛學，讓普通百姓也接納了佛教。這個時候，佛教算是徹底融入了中國社會。

佛教僧人為佛教融入中國做出的努力

那麼傳播佛教的僧人們又從何而來呢？他們為了傳播佛教，做了哪些努力？從來源上看，在華的僧人可以分為中外兩部分，外國僧人當中的代表人物有中國佛教史第一人“安世高”，傳說安世高是安息國的王子，為了虔誠的佛教信仰，而放棄了王位。在公元184年來到中國，定居洛陽。漢代的安息國大致就是今天的伊朗，雖然安世高的王子身份並不能確定，但系統規模的翻譯佛經，確實是由他開啟的。本國的僧人來源則比較複雜，有普通百姓、寒門庶族、名門大族，甚至還有皇帝公開宣稱自己皈依佛教的。

從傳播發展佛教的方面來看，僧人們也做了很多努力，首先就是佛經翻譯，佛教起源於印度，是徹徹底底的舶來品。因此佛經翻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翻譯的形式有國外僧人口授的翻譯，也有通曉外語的中國僧人直接翻譯外國佛經。國外僧人的翻譯受到漢語水平的影響，翻譯質量參差不齊。比方說，剛才提到的安息僧人安世高，雖然他對中國的佛經翻譯事業影響深遠，但他的翻譯質量實在是稱不上優秀。譯文當中甚至有大量的北方方言和自由發揮的東西，影響了譯文的質量。

到了東晉時期，出生於西域龜茲國的僧人“鳩摩羅什”來華，他是歷史上最傑出的譯經家之一。他翻譯的佛經不僅內容準確，而且文雅、流暢。人們熟悉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由他翻譯出來的，以至於到今天《金剛經》、《法華經》依然在用“鳩摩羅什”的譯本。中國本土的僧人翻譯佛經的水平也參差不齊，例如西晉高僧“法護”，追求翻譯的精確專業，但這也造成了他的翻譯比較晦澀難懂。而某些翻譯者追求的是易讀性，喜歡用儒家、道家思想中的名詞術語來翻譯解釋佛經。這種方法叫“格意”。這個做法就說明當時本土的僧人還不能準確理解佛教經文的含義，依然要藉助中國傳統思想來理解佛教的奧妙。這種翻譯方法直到東晉末年，鳩摩羅什與高僧慧遠有了接觸，才衰落下去。

其次是出國求取佛教經文。中國僧人去往國外取經，最膾炙人口的例子，大概就是唐代玄奘法師前往印度拜佛求經，這個故事直接成為了《西遊記》的起源。不過在佛教傳播的早期，中國僧人去往國外的故事也不少見。這其中的典型事例就是西晉時期的僧人“法護”。據記載，他出生於敦煌，熟練掌握了中亞各個國家的語言。曾經周遊中亞36國，在那裡獲得了大量的佛經。回國之後的法護在長安被譽為“敦煌菩薩”，他翻譯的佛經多達上百部。法護的存在，使得當時的長安取代洛陽，成為了北方新的佛教重鎮。他的學派門下弟子多達千人，一位翻譯家，帶動了一個佛教學派的興盛，可見佛教早期傳播過程中取經、譯經的重要性。

取經、譯經之後，就輪到佛經的整理了。這是當時僧人傳播佛教的第3個努力。佛教流派有大乘佛教、小乘佛教，每個流派都有許多各自的經典。這些佛經在中國經過了幾百年的流傳，一個佛經往往會有多個譯本，優劣有別。除此之外，甚至還有一些假的經書也在市面流傳。因此整理註釋佛經就顯得十分有必要，在這方面做出突出貢獻的，是東晉的高僧“道安”，他寫成《綜理眾經目錄》，對佛經的年代、翻譯的時間、經文的真偽優劣，做了系統的梳理，算是中國佛學研究的第一人。

以上三個努力方向，還都和佛經本身有關。除了佛經的傳播之外，僧人們還有第四項努力，就是完善修行的戒律。就像今天的明星藝人會擁有大量的粉絲一樣。當時著名的僧人周邊也會聚集起大量的信眾弟子。根據粗略統計，法護和尚的學派就聚集了多達千人。道安和尚在襄陽時也有信眾數百人跟隨。這些僧人遊離於社會法則之外，甚至引起了當局的注意，成為了部分士大夫攻擊佛教的矛頭之一。為了約束這樣一大批人的行為規範，戒律的存在顯得十分必要。為此，道安翻譯了佛教戒律的經典，並且自主創立了大量戒規制度，包含焚香、講經、飲食等方方面面的內容，用來約束佛教信眾。據說道安創立的戒規使用相當廣泛，其中最廣為人知的一條就是用“釋”字作為僧人法名的姓。這項戒律現在還在使用。

佛教融入中國成功的三大原因

那麼佛教東傳，古代中國人又是如何接受佛教的呢？根據古代中國的社會結構，我們可以把受眾分為士大夫、王室和百姓三類。佛教融入中國，是從士大夫和王室開始的，最終覆蓋到普通百姓身邊。先來說說“士大夫佛教”的形成，士大夫泛指擁有一定知識文化基礎，能夠在官僚體制中謀得一官半職的文化人。士大夫佛教始於西晉時期，在東晉蓬勃發展，那麼士大夫群體之所以能接受佛教，李夫子認為有三個原因。

首先，佛教在那時還是比較高深的哲學，相對於文化水平較差的普通百姓，受過教育、有一定知識基礎的士大夫，更容易理解接納佛教思想。第二，魏晉時期盛行的玄學與佛教有一定的相似之處，這為士大夫接納佛教提供了思想基礎。玄學形成於曹魏晚期，是一種“形而上”的哲學，由道家思想發展而來，探討的大多是天人關係、有無之辯、名實關係之類的議題。而佛教的某些概念與玄學的確有相同類似之處。比如說在探討天人關係的問題上，道家經典《莊子》中有個名句，“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就是說天地與我共存，萬物與我為一，要保持這種無我狀態，感受宇宙天命。

而佛教則倡導通過進入無為狀態來關照萬物，這是非常相似的狀態。這種概念論點上的相似，在玄學佛學間並不少見，而且佛教的一些看法說得更透徹，往往能夠填補玄學的理論空白。因此，熱衷於玄學的士大夫自然而然的對佛教就產生了興趣。而士大夫一手捧著《道德經》、《莊子》，一手捧著《佛經》時，士大夫與佛教的融合就開始了。當然士大夫們接受佛教還有第3個原因，與魏晉時期社會動盪，戰爭、政變頻繁有關，生命在這種環境中顯得格外的脆弱。在這種時代背景下，清淨的佛門成為了他們從心靈上躲避亂世的落腳點。

那麼士大夫佛教的影響力有多大呢？這就要提到第二個接受佛教的人群——“王室成員”，有了士大夫為跳板，東晉時期迅速出現了王室佛教。整個東晉時期，都由士大夫中實力強勁的門閥大族把持朝政。也正是因為士大夫能夠接近皇帝，甚至左右皇帝的判斷，東晉的王室便有機會接觸到佛教。王室開始資助寺廟的修建，供養僧人集團。例如東晉簡文帝，不僅自己皈依佛教，還出資修建精舍，也就是佛寺，以供僧人居住。

上流社會接納佛教之後形成的新局面

士大夫、王室接納佛教之後，漢人上層的社會和政治生活開始出現新的局面。首先是許多士大夫或是皈依佛門，或是成為了當時名僧的信眾。例如東晉權臣，琅琊王氏家族的代表人物王敦，他的弟弟就皈依了佛門。法名“竺潛”，又名“竺道潛”，他拜了當時精通佛法的知名人士“劉元真”為師，研習佛法。王氏的後人王羲之與當時的高僧“支遁”也是來往密切。琅琊王氏家族是東晉豪門望族之首，為東晉的建立立下了汗馬功勞。王氏家族的子弟投入佛門，這表明東晉時期士大夫對佛教的接納程度之高。

其次是僧人能與王室建立起直接親密的聯繫，這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長安名僧“博遠”，西晉八王之亂的時候，河間王司馬顒劫持了晉惠帝，名聲不好，司馬顒崇拜博遠，博遠也毫不在意司馬顒聲名狼藉，經常與他徹夜長談。後來到了東晉，王室普遍支持佛教，像“慧遠”這樣的名僧交際範圍就更加廣泛。他不僅與東晉的權臣關係密切，甚至與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統治者們也有頻繁的書信往來。

最後是佛教、玄學與儒家思想的融合，這也是兩晉時期佛教的一個重要特徵。根據文獻記載，高僧支遁曾經為《莊子》做注，並且頻繁參與名家、大士的辯論，這種辯論也就是後世所稱的“清談”，是上層士大夫們選取一個玄學議題，反覆辯論的活動，既有學術性也有社交性。而支遁等僧人不僅能夠參與到清談中，甚至在談論出現僵局、爭執不下時，還會被推舉作為辯論裁判、調停紛爭。從資料中可以發現，佛教思想和佛教的辯論方法，在清談中被頻繁使用。

儒家與佛教的相互融合

至於儒家與佛教又是怎麼融合的呢？這與漢代流傳下來的天人感應有關係。儒家認為日食、地震之類的災難是對統治者的警醒，皇帝需要為此自責。到了東晉時期，面對災難，皇帝還會請僧人們來做法祈福。東晉簡文帝時期，官員觀測星象，發現火星飛入了北斗星南邊的天空，簡文帝擔心，這是有人要篡位的徵兆，於是命令地方官員趕緊去山上問候僧人“竺法曠”，諮詢怎麼祛除火星的影響，保住皇位。這是皇帝藉助僧人力量的最早記載。

剛才說的無論是士大夫還是皇帝，都是地處南方的東晉王朝的情景。而在北方，由於幾個少數民族政權的統治者比較尊重文化，而且據說某些僧人有特殊能力，所以佛教在北方高層人物中傳播也較為順利。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佛圖澄”。“佛圖澄”不僅佛教學術修養深厚，而且法力高強，深受統治者的信賴。據說有一天，佛圖澄和後趙皇帝石虎，坐在室內講經，講著講著，佛圖澄忽然大吃一驚，“糟糕，幽州要發生火災了”，於是抓起酒杯向著幽州方向噴去，這噴了一陣子，他放下酒杯，笑著對石虎說：“現在火熄滅了。”石虎覺得這也太過神奇了。當時他們距離幽州不近，佛圖澄又怎麼會知道幽州發生火災？還能遙控滅火呢？於是他派兵前去幽州查看，士兵從幽州回來之後向石虎報告，說“幽州確實發生了火災，只是忽然天降大雨，把火撲滅了，不知為什麼雨中還帶著酒的味道”。這種充滿神秘主義的故事在佛圖澄的傳記中並不少見。

佛教如何在基層百姓中普及？

那麼通過以上種種努力，佛教已經在士大夫和王室階層廣為流傳了，但是整個中國最龐大的人口基數始終是普通老百姓，如果佛教想要紮根中國，那就必須要讓數量眾多的百姓也信仰佛教。那麼百姓們是怎麼接受佛教的呢？這就要歸功於另一位關鍵人物，東晉時期的“慧遠”和尚，他被認為是中國淨土宗的初代祖師。慧遠和尚，是高僧道安的弟子，也是廬山僧團的創始人。在他之前，佛教提倡艱苦修行，才能往生極樂。這裡面做法十分複雜，對人的耐性、思考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而慧遠主張一系列簡單易行的法門，老少皆宜，無論是聰明還是愚鈍，一概全收，這才讓佛教得以在百姓中普及開來。

為此，慧遠把修行方法確定為“唸佛”、“禪定”、“佛像崇拜”，明確了一個具體的可感知的崇拜對象，讓修行方式簡單可操作。“唸佛”，就是念誦“阿彌陀佛”，這種方法要求不高，只要信徒能在三個月內不去想物質享受，保持靈魂的潔淨，在一個清靜的地方唸誦阿彌陀佛，7天之後，佛就會出現在面前，向信眾宣講佛法。“禪定”就是排除意識中的雜念，保持清靜的狀態，擴大感知範圍，接近真實的智慧。慧遠認為這樣能淨化靈魂中的迷惑、慾望，暫時達到解脫的境界。“佛像崇拜”是慧遠和他的廬山僧團最特別的地方，慧遠經常使用佛像，並格外強調它的重要性。這對於俗家信眾來說，佛就在眼前，便於集中精力、排除雜念。正是通過這三項修行方法的制定，讓佛教的發展在慧遠這裡完成了，從高高在上的皇帝到普通百姓的滲透，這也成了後來漢傳佛教“淨土宗”的基礎。

佛教紮根中國並非一帆風順

士大夫群體從西晉開始接納佛教，以士大夫為跳板，王室也接受了佛教。這樣佛教完成了對上層階級的融合，而對於普通百姓，慧遠制定了系統化、可操作的修行方式，讓文化基礎比較差的普通百姓也能便利的修行佛教，完成了佛教在百姓中的傳播，也完成了佛教對中國社會由上而下的融合。大家可能會覺得佛教進入中國好像一帆風順，很容易啊，其實不然。

在當時佛教的傳播既遭到了士大夫的攻擊，也遭到了道教的攻擊。其中士大夫對佛教的攻擊尤其引人注目。為什麼攻擊佛教的不是別人，偏偏是上層士大夫呢？這是因為士大夫作為知識分子，他們的政治生涯、精神生活，都依託於傳統的本土文化，而佛教的價值觀與傳統的儒家、法家思想衝突太大，這很難不引起士大夫們的注意。而且僧人集團脫離社會生活，出於維護國家穩定的需要，他們也會對佛教產生非議。

中國本土文化與佛教文化的碰撞與論戰

當目光聚焦在上層士大夫集團，我們一起看看當時關於佛教的論戰。表面上看，這是佛教與士大夫間的唇槍舌劍，但是仔細分析，你就會發現，這裡邊可以看出，佛教正在努力尋求對接中國傳統文化的可能，只有做到這一點，佛教才能在中國本土長久下去。

論戰的第一個焦點是政治經濟上的分歧。

在家修行的信徒是必須受傳統社會秩序約束的，而出家修行雖然脫離了現有的社會體制，但佛教教人順從，也能達到服從皇帝的效果。而且在中國之外，也有很多君主也資助佛教。在辯護的同時，慧遠與反對佛教的大臣“桓玄”積極溝通，在一定程度上做出妥協，讓某些不適宜修行的僧人還俗，減少僧人數量，降低對經濟治安的影響，與朝野達成一致。

論戰的第二個焦點是功利主義的分歧。有些士大夫認為，佛教理論是完全無法在現實生活中被證實的，而且佛教既不能讓皇帝延年益壽，也不能讓國家風調雨順，建立佛寺還要耗費不少錢財，還會讓百姓們平生恐懼，每天擔驚受怕，實在是看不出佛教有什麼積極作用，這是很符合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論點。一種思想流派，如果想要在中國社會生根發芽，就必須要在實際中有所作用，要能服務於社會治理、百姓教化。因此，如何回應這一項攻擊，對佛教信徒而言也至關重要。針對批評，佛教的護教者們提出，佛教有許多清規戒律，嚴格約束著信眾的言行舉止，而且佛教經典要求信徒們修身養性，提高他們的德行。這就是佛教能服務於社會的地方。

佛教主張一個社會不再有殺戮和紛爭，這和儒家對太平盛世的追求是一致的。而且當時北方一些少數民族的頭領，像後趙政權石虎這種人，本來是很殘暴的，但是在佛教法師的感化下，在殺人上面還是有所收斂，這還不能算是佛教的實用之處嗎？

不過護教者巧妙的借用了一個說法，讓佛教與中國產生了模糊的關聯。這就是孔子說的“禮失求諸野”，也就是說外國文化未必就比中國差。中國曾經出現的美德，隨著戰亂已經逐漸消失了，但他們在國外或許還有殘留。而且聖人留下的學說不是一成不變的，孔子得到的最高評價不就是“聖之使者”嗎？他能根據時代不同做出變化。佛教和儒家學說內在有相同之處，都是聖人為了拯救人類留下的思想，只不過看上去是兩個不相干的辯題罷了。所以士大夫們不應該排斥佛教。

除了士大夫之外，基於文化排斥的心態，當時還出現了佛教與道教的衝突。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道教上層領袖與信徒是比較富裕的上層階級，而且他們與王室、上層士大夫也有著密切關係，所以為了爭取上層的支持，道教與佛教發生了對抗。公元300年前後，北方少數民族侵入中原地區，這大大刺激了士大夫對外來事物的排斥心理。佛教作為文化中的舶來品，必然會遭到他們的攻擊。攻擊最猛烈的是道教信徒王浮，他曾經與僧人博遠多次辯論，但卻總是敗下陣來，心懷怨念的他偽造了一部名為《化胡經》的經典，聲稱佛教源出老子，它不過是道教中一個墮落腐化的分支，並不適合中國。因為最純粹的道教現在依然存在，而且就沒離開過中國。

佛教的回應也針鋒相對，信徒們不僅從文獻考據上指出《化胡經》是偽造的，還沿著道教的思路指出佛陀能變化出各種形態。老子也是佛的化身之一，更有信徒乾脆也偽造了佛教經文，試圖把孔子、老子都放進佛教的理論體系中，這種形式並不足取。但在這裡確實能發現，佛教在嘗試與儒家、道教這些中國傳統文化調和，給自己來一些本土文化思想的加持，哪怕是強行的扯在一起。

論戰的第四個焦點是道德層面的分歧。傳統觀念認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攻擊者指出，僧人們竟敢剃去頭髮，不婚不娶，甚至有些僧人自殘自焚身軀，這簡直是違揹人倫。作為最堅定的護教者之一，高僧慧遠指出，根據佛教的規矩，凡是需要報效朝廷，尤其是需要服兵役的人，還有那些沒有徵得父母同意的人，都不能剃髮為僧。不過佛教的反駁還不是被動的。在一些佛教擁護者來看，篤信佛教、出家為僧，居然是弘揚孝道的理想方式。東晉著名的玄學家“孫綽”，就認為孩子出家為僧，通過修行，證道成佛，是光耀門楣的事情，不僅改變了孩子自己的地位，也能抬高父親的地位。

和傳統孝順父母的方式相比，皈依佛門顯然要更加高明。而且儒家傳統裡也有比孝順父母更高的價值。有句話叫“移孝作忠”，往往是要大臣拋棄對家庭的義務，對君王盡忠。一般情況“移孝作忠”都是要臣子死的。這樣一來，對家中的父親就沒法再盡義務，就成了不孝了。相比之下，僧人修行，如果說是孝行，沒有問題，如果非得說是不孝，中國傳統中也有類似的例子，何必五十步笑百步？所以佛教在道德上無可厚非。

佛教的務實精神

以上4點士大夫與佛教之間論戰的幾個攻防，從中可以發現士大夫對佛教的攻擊，不僅有思想上的分歧，更多還是提防僧團全新的社會組織。同時從佛教的辯護中也能發現，佛教在不斷嘗試與中國文化調和。護教者們順著士大夫的思路，試圖在中國傳統的文化體系中尋求佛教，契合中國的證據。無論是支持朝廷、減少僧人，還是將佛教思想與德治相結合，將釋迦牟尼解釋為孝子，都是在尋求合作，而非挑起爭端。因此這雖然是論戰，但是從佛教的傳播上來說，卻是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融合的過程。正是這一務實的做法，讓佛教在東晉滅亡之前，真正在中國紮下根來，成了佛教融入中國最重要的一環。

那麼21世紀的今天，佛教依然在中國有很深的地位，上至富商名流、下至普通百姓，都有信仰佛教之人，我們通過佛教東傳成功的努力和付出，不難發現，務實是最重要的，今天的中國，儒家已逐漸淡漠，道教玄之又玄，唯有佛教依然還散發著蓬勃的生機，不得不引人深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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