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商代在今天的辽宁省境内就存在一个孤竹国，据说是商朝贵族建立的，商灭夏，这个地方的人就是后备，他们负责在后面运物资。所以也是立过功的，在商朝中期是北方的一个大国。孤竹国一直忠于商王朝，直到武王伐纣时期孤竹国的伯夷、叔齐两位王子还曾亲自前去劝谏周武王停止灭商的行动，遭拒绝后发誓不吃周朝土地上的粮食，最终活活饿死。周王朝建立后在今天河北北部及京津地区分封了自己的同姓诸侯燕国，燕国不断挤压孤竹国的生存空间，孤竹国不得不向北迁徙，逐渐由深受中原殷商文明影响的国家沦为戎狄部族，被中原诸侯称之为山戎。春秋时代他们一度向燕国发起报复性进攻，结果当时的霸主齐桓公出兵救燕北伐山戎。

西周时期的东北主要存在三股地缘势力。其中之一就是上文提到的商朝贵族建立的孤竹国。另一个则是西周王朝册封的箕子朝鲜：箕子是中国商朝末年遗臣，名胥余，称箕子（畿内采地之爵）。箕子与比干、微子并称为商纣王时期的“三贤”，也就是孔子在《论语·微子》中称赞的“三仁”。武王伐纣后并没对商朝后裔赶尽杀绝，倒是对箕子的贤德之名钦佩不已，于是向箕子请教人伦规范，箕子便作《洪范》，向周天子讲述定国安民的道理。司马迁《史记·宋微子世家》的记载与《尚书大传》大致相同，只是先后次序略有不同，它认为是周武王先向箕子请教，箕子告以《洪范》。夏、商、周三代的改朝换代和后世王朝有一点很不一样：后世改朝换代要么就将前朝皇室赶尽杀绝；要么好生优待，但严加监视。总之不会让前朝皇族参与朝政，封一个空有其名的爵位倒是有可能。夏、商、周三代不这样——那时华夏民族正由原始部族向文明国家过渡：商部族取代夏部族成为华夏各部族的联盟领袖，但夏部族的后裔依然被册封为商朝贵族，武王伐纣后对商朝后裔基本也延续这一政策。久仰箕子大名的周武王将朝鲜封给了他，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周武王时代的朝鲜国和今天的朝鲜半岛其实并没关系——周武王时代的朝鲜国大体在今天辽宁省境内的辽河流域一带。后来经过箕子朝鲜的开拓才逐渐将朝鲜半岛纳入其版图之内，不过箕子朝鲜的统治中心在战国中期以前一直在中国境内的辽河流域。孤竹国和箕子朝鲜基本位于今天的辽宁省境内，至于更为偏北的吉林、黑龙江两省在当时主要肃慎人活跃的地区。肃慎人的后裔经过与其他民族的融合演变在南北朝时期形成勿吉人，勿吉人又演化为隋唐时期的靺鞨人，靺鞨人后分化为粟末靺鞨与黑水靺鞨两支，其中的黑水靺鞨又演变为女真人，女真人则演化为如今的满族人。周人在列举其疆土四至时称:“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可见远在春秋以前肃慎人已臣服于中原王朝。

直到燕昭王时期东北地区基本都还在东胡部族和箕子朝鲜的控制之下，此时身为华夏战国七雄之一的燕国只控制着今天河北北部一带（包括京津地区），在燕国东部是控制着辽西平原的东胡部族，再往东是控制着辽东半岛的箕子朝鲜。这时的燕国疆域小、人口兵力少、国力弱，西方是正在崛起中的赵国，南边是传统的霸主国——齐国，这两国的存在切断了燕国向西或向南扩张的所有通道，燕国除了向东北方向开拓外别无选择。然而东胡部族虽经济文化落后，但尚武剽悍，并不是什么好对付的对手——春秋时代的燕国险些被山戎灭国的历史教训仍时不时涌现在燕昭王心头。这时一个曾在东胡对燕国的进攻中沦为人质的人走进了燕昭王的视线，此人名叫秦开。秦开有过在东胡为人质的经历，他熟悉东胡的战法和生活模式。据说他是在替东胡人贩马时脱离东胡部队的监管而逃到燕国的，燕昭王任命他为大将。公元前283年秦开率军迎战东胡，燕军自西向东，由妫水流域(今延庆境内)向密云地区的渔水(今白河)、鲍丘水(今潮河)流域推进，一路斩关夺隘，马踏平川，东胡军虽奋力抵抗，却无法阻挡燕军凌厉的攻势，只得一路退却，燕军乘胜追击，接连收复失地。在连连胜利之下，燕军士气更加旺盛，一鼓作气向东北追歼东胡。抵抗无用，一直退却到千余里外的今西辽河上游。东胡向北退却逃遁，燕国北境大展，号称拓地“千余里”。燕军又乘胜东击辽水一带的箕子朝鲜，夺取了辽东的广大地区，极边甚至伸过今鸭绿江以南。“直至满番汗为界”——燕国的边界由此一直推进到今天朝鲜半岛鸭绿江以南的清川江流域一带。

秦始皇嬴政一统华夏之后废分封行郡县——将全国上下划分为三十六郡，其中辽西、辽东两郡就位于今天东北三省中的辽宁省境内。此后历经两汉、曹魏、西晋等朝代中原王朝一直对辽西、辽东两郡进行着行之有效的管辖。只是在经历五胡乱华和南北朝的分裂对峙后辽西、辽东地区落入割据政权高句丽之手。唐代灭高句丽后进一步扩张了中原王朝对东北的影响：秦汉时期的辽西、辽东两郡只延伸到今天辽宁省境内，至于更加偏北的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在当时还基本上是蛮荒之地。唐代在东北设置有安东都护府、室韦都督府、黑水都督府、渤海都督府等行政管辖机构，唐帝国的国境线一直向北延伸到了今天俄罗斯境内的外兴安岭一带。这一时期唐朝还开辟了由东北地区通向新罗、日本以及今天勘察加半岛一带的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随着李唐王朝由盛转衰逐渐形成了藩镇割据的现象，而这些边陲地区的都督府大多原本就是册封当地部族酋长治理的，此时渤海都督府逐渐脱离李唐王朝的控制成为独立的渤海国，渤海国同新罗、日本等东北亚国家较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贸易往来。公元926年渤海国被新兴的契丹国所灭，契丹则在逐渐汉化后形成了同北宋对峙的大辽王朝，至此东北地区又处于辽帝国的统治之下。1019年日本对马、壹岐、筑前等地遭到一群驾驶50余艘船只的不明海盗袭击，事后日本人才从高丽人口中得知这群海盗来自于一个叫”刀伊“的部落——这是一支散布在中国东北地方和朝鲜半岛东北部的女真部落。1114年生活在混同江（今松花江）流域的女真完颜部在首领阿骨打的率领下起兵反辽，1115年完颜阿骨打在会宁府（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正式建都立国，国号大金。1125年金国灭辽，整个东北地区完全被金国掌控。

1234年蒙古灭金后在东北以及今天俄罗斯远东地区设辽阳行省。元末纳哈出成为辽阳行省的实际统治者。当明太祖朱元璋于公元1368年在南京登基称帝时万里之遥的东北地区看起来尚是遥不可及，然而局势的变化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到了这年闰七月丙寅朱元璋麾下第一名将征虏大将军信国公徐达率军攻克大都（今北京），元顺帝逃回漠北草原。元顺帝北逃后以纳哈出手握重兵，封其为丞相，继封太尉。这时东北地区完全被残元势力占据：元丞相也速占据热河，元辽阳行省丞相也先不花驻守开元，元将洪保保驻守辽阳，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屯兵得利瀛城，元将高家奴固守辽阳山寨平顶山，元将哈剌张屯兵沈阳古城，而实力最为强大的元丞相纳哈出的数十万人马则盘踞金山。洪武三年（1370年）秋朱元璋派断事官黄俦到辽东招降元将。次年二月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降明，于是朝廷在辽东地区设辽东卫。七月明朝置辽都卫指挥使司于辽阳，任命马云和叶旺为都指挥使。至此辽东大部为明所有，纳哈出领兵踞开元路（今开原），屯兵二十万于金山（今昌图金山堡以北至辽河南岸的吉林双辽东北一带），与明军对峙。洪武八年（1375）明朝又将定辽都卫改为辽东都司，下辖25个卫和2个州。由于辽东只设卫所而不设郡县，所以辽东都司是辽东地区最高的军事和行政机关。辽东都司的辖区南起旅顺口，北至开原，东临鸭绿江，西至山海关，囊括了今天辽宁省大部分地区。辽东都司南望青徐，北引松漠，东控海西女真，犹如一条巨大的臂膀横亘在幽燕一带的左侧，构成一道政治军事的天然屏障。

辽东都司的建立大体上恢复了汉晋时期幽州（平州）的版图，但在其北方盘踞在金山的纳哈出仍是一个巨大的威胁。纳哈出是蒙古开国功臣木华黎的后代，他所占据的金山地势险要：南出辽河流域、北扼松嫩平原。朱元璋多次遣使招抚，纳哈出均置之不理。洪武八年（1375）纳哈出入犯辽东，兵锋一度直达金州。洪武二十年(1387)明将冯胜率大军二十万于金山战胜纳哈出，见大势已去的纳哈出这才归顺于明，东北地区由此纳入明王朝的版图。在纳哈出等残元势力归顺后东北当地的土著部落也纷纷归附于明朝：当时这些部落基本还停留在原始的渔猎文明时代。中原人将他们的生活描述为”可木以下，松江皆榛莽，人无常处，惟逐水草、桦皮为屋，行则驮载，住则张架。事耕种养马弋猎。刳独木为舟，以皮毳为市，以貂鼠为贡“。一时间大明声威所及之处各部族纷纷归附。明朝人记载道：”荒服之外皆奉正朔，称臣妾。小者得列署而爵秩之，大者得宣命而君长之“。截至永乐七年（1409）明朝已在黑龙江地区先后设置129个卫所。

明永乐九年（1411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20余年中明朝派遣海西女真出身的宦官亦失哈出使黑龙江下游地区，在此设置奴儿干都司。奴儿干都司的管辖范围西起鄂嫩河，东至库页岛，北达外兴安岭，南濒日本海和图们江上游，包括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至库页岛的广大地区，大致囊括了现在的吉林省、黑龙江省、内蒙古东北部分及以西俄罗斯局部、乌苏里江以东、外兴安岭及以北。如都指挥使、同知、佥事等奴尔干都司的主要官职都由朝廷任命流官，而各卫、所的指挥、千户等职则由当地部族的首领充任土官。奴尔干都司的性质与汉唐时的都护府相似，各卫、所内部的部族也享有自治权；但都司的管辖比都护府更严密，因为下属单位不再有西域那样的国，各卫、所必须完全服从都司。

永乐十年（1412年）亦失哈第二次以钦差大臣身份巡视奴儿干。在这次巡视中亦失哈等人在满泾站左侧附近的山上修建了一座宏伟瑰丽的寺庙——永宁寺。修建永宁寺的目的旨在供奉观音以祈愿奴儿干地区与人民永世昌宁；于此同时还建碑一座，上刻“敕修永宁寺记”碑文。碑文记载了明朝建制奴儿干都司、兴建永宁寺和亦失哈巡视该地区的经过。碑身左右两侧分别用汉、女真、蒙、藏四种文字镌刻“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宣德七年（1432年）奴儿干都司都指挥使康旺致仕，明宣宗委任康旺之子康福为都指挥同知，亦失哈受命统领官兵二千余人护送康福上任。亦失哈一行来到奴儿干城后看到永宁寺已被人破坏。经询问才得知这是当地吉烈迷人干的。亦失哈弄清事情原委后从争取当地各族人民出发并没有追究、惩罚参加拆毁永宁寺的居民，而是立即组织力量重建寺院。重建后的寺庙及塑像华丽壮观超过先前。宣德八年（1433年）三月为了记述永宁寺的重建，亦失哈再次刻石立碑，碑文题为《重建永宁寺记》。它与《永宁寺记》碑一样镶刻着汉文、蒙古文、藏文、女真文四种文字。亦失哈的做法是正确的——奴儿干地区各族杂居，必须小心尊重各民族的行为习惯。奴儿干都司辖区内分布着蒙古、女真、吉里迷、苦夷（苦兀）、达斡尔等民族，他们多以渔猎为生。明政府在元代驿站的基础上，恢复了奴儿干通往内地的驿传，密切了奴儿干同明廷的政治联系、经济往来和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干线是海西东水陆城站，北起都司治所特林之西的满泾站，中经四十五个驿站，南抵底失卜站（黑龙江双城县境内），经辽东都司直达北京，全长达两千五百公里。

明代奴儿干都司的辖区内除少部分归附的蒙古部落外绝大多数是女真部族。金代的女真人曾从白山黑水之间大规模向南迁徙。蒙古灭金后生长在汉地说汉语的女真人被视同汉人，而生长在西北地区的不通汉语的女真人则被视同蒙古人，只有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女真族群仍大体保存着本民族的文化传承。明朝把女真各部分为海西女真、建州女真、野人女真三大系统，而每个系统之下则各有若干大小不等的部落。建州、海西女真原先以今天的黑龙江省依兰县为中心散布于松花江流域与黑龙江中下游东至海岸的地区。入明后这两支女真人逐渐南迁：沿着牡丹江南迁的建州女真最终聚居于浑河流域、鸭绿江以北的长白山北麓一带，向西南方向迁徙的海西女真最终分布于开原以东、辉发河流域以及如今的第二松花江中游一带。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南迁后留在原地的女真部众由于距离遥远而不常朝贡于明，被明朝称为野人女真。明朝在女真聚居地设置卫、所、地、面、站等管理机构，授予各部落首领卫所都督、都指挥使、指挥佥事、千户、百户等世袭官职。明朝治理女真各部有两大基本目标：一是利用女真的力量牵制蒙古，二是使被分而治之的女真各部无法形成合力。1403年明朝在女真各部中设立了第一个卫所——建州卫。1416年明朝又设立了建州左卫，1442年设建州右卫，至此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合称”建州三卫“。从1423年到1467年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李满住担任建州卫都指挥。李满住同时兼具明朝臣子和女真首领的双重身份。尽管像李满住这样的女真首领拥有相当大的世袭权力，但这并不改变其是明朝臣子、其所辖之地是明朝疆土的客观事实。

关于明朝对女真人聚居的东北地区的统治在当时明朝的藩属国李氏朝鲜王朝的史料中也能得到证明。建州女真所处的地理位置极为特殊：西面是明朝的辽东都司，东面则是李氏朝鲜王朝的国土。整个有明一代李氏朝鲜被视为所有藩属国中的典范：朝鲜始终对明朝奉行事大主义，而明朝也把朝鲜列为不征之国。明朝与朝鲜这种密切的宗藩关系一方面是由于李氏朝鲜王朝仰慕并积极学习中华文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两国存在共同的现实利益。整个有明一代最大的外患就是所谓南倭北虏问题——南方的倭寇和北方的蒙古、女真等游牧民族。事实上朝鲜最大的外患也是南倭北虏：早在朝鲜王朝立国之前半岛上的高丽王朝就不断遭受倭寇的袭扰，事实上李氏朝鲜王朝的开国之君李成桂就是在与倭寇的战斗中崭露头角的。由于李氏朝鲜是在推翻亲元的王氏高丽的基础上得以建国，所以建国之初的李氏朝鲜王朝与北元政权的关系是比较紧张的，因此有必要寻求明朝的保护。共同的敌人使明朝与朝鲜具备现实的合作基础，然而两国之间其实也存在竞争关系，而两国争夺的对象就是东北方向的女真部落。朝鲜王朝立国之初在对北方女真部落的关系上采取怀柔与武力并举的政策：一方面接纳归顺的女真人，授予官职、开放贸易、进行民族同化，不断扩大对女真部落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又利用明朝对女真部落重视程度不够和以及上国心态的特点使用武力蚕食女真部落的土地、扩展北部疆土。朝鲜对于女真部落的大肆拉拢引起了朱元璋的猜忌。尽管朝鲜是明朝最亲近的藩属国，但明朝也不愿意自己的小弟势力太强，毕竟东北方向的女真部族也是明朝势力的辐射范围。在当时的朝鲜史料中记载着：帝于东隅置建州卫是扼我咽喉，掣我右臂也。在当时的宗藩朝贡体系中身为藩属国的朝鲜君主只能称王，只有中国君主才能称帝，所以文中的”帝“指的就是明朝皇帝。显然朝鲜方面是把明朝设置建州卫的行为视为对自己的遏制，这也从侧面反证在朝鲜眼中建州卫就是明朝领土。

朝鲜尽管是明朝最亲密的藩属国，但双方围绕女真地区的博弈其实一直存在：早在永乐元年（1403年）女真族胡里改部酋长阿哈出向明朝称臣。阿哈出到南京朝贡时向永乐皇帝朱棣推举了斡朵里部的酋长猛哥帖木儿。永乐三年朝廷派人招抚猛哥帖木儿，于是猛哥帖木儿亲自到南京拜见朱棣。大喜之下的朱棣当即加封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卫指挥使，赐予印信、金银等物。大概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猛哥帖木儿的姐妹嫁给了朱棣，猛哥帖木儿由此成为明朝外戚。当然这也是朱棣拉拢猛哥帖木儿的一种手段。而朱棣之所以如此着力拉拢猛哥帖木儿呢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还有人想收服这位女真族首领，由此与朱棣形成了竞争关系。朱棣的这个竞争对手正是当时李氏朝鲜王朝的国王李芳远。由于朱棣先一步招抚了猛哥帖木儿，于是怀恨在心的李芳远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宣布禁止女真人在庆源府的贸易活动。 李芳远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女真各部落的普遍不满。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建州女真首领猛哥帖木儿率领部众迁徙到了凤州（今吉林省海龙县境内）一带，与阿哈出统率的胡里改部居住在一起。 既然已经向建州女真各部摊了牌， 李芳远索性以女真人劫掠朝鲜人民为借口，任命赵涓为统帅，率领大军进入辽东，杀害了毛怜卫首领把儿逊与斡朵部首领哈而非、加时仇，掠去部众数百人。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四月猛哥帖木儿在虚里、仇老等首领的随同下率领女真军队向李氏王朝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理论上女真和朝鲜都是被明朝视为自己的藩属的，如今两边大打出手就惊动了明成祖朱棣。在朱棣下达给李芳远的圣旨中写道：“猛哥帖木儿，皇后之亲也。遣人招来者，皇后之愿欲也。骨肉相见，人之大伦也。朕夺汝土地，则请之可也。皇亲帖木儿，何关于汝乎？”所谓“皇后之亲”可能是朝鲜方面翻译的错误，因为我们都知道朱棣的皇后不是女真人，实际上原话可能是“皇妃之亲”，也就是说猛哥帖木儿有姊妹入宫侍奉朱棣。这个猛哥帖木儿可不是一般人——他姓爱新觉罗，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六世祖。

宣德九年（1434年）后奴儿干都司逐渐消失在了明朝的典籍之中，事实上史籍中从未记载过明朝曾正式于某年撤销过奴儿干都司这一军政机构，可它就这样不声不响得悄然消失在明代的典籍之中，放佛从来不曾存在过一样。事实上奴儿干都司从明代典籍中逐渐消失的时代正值明王朝进入全面的战略收缩时代：在此之前明王朝曾五出漠北、七下西洋，在青藏高原上明王朝设置了乌斯藏都司，在西南明王朝已册封当地土司的方式将自己的势力延伸到今天的缅甸、泰国等国，明成祖永乐五年（1407年）交趾承宣布政使司的设置使越南一度纳入明王朝的版图，而在南洋的苏门答腊旧港也一度出现了明王朝设置的旧港宣慰司。然而明王朝进入仁宣时代后就逐渐改变了永乐年间主动出击的外交态势，转而采取全面的战略收缩：这一时期交趾承宣布政使司和旧港宣慰司均被放弃。明朝一开始设置奴儿干都司的初衷其实主要是为扫平蒙古诸部——自元顺帝北逃以来蒙古就始终是明朝最大的外患，东北地区的女真各部同样是一支彪悍的渔猎骑射民族，但由于女真各部的实力实在太小，实际上沦为明朝与蒙古争夺的对象。事实上整个有明一代在明末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之前女真各部一直是在明朝和蒙古之间摇摆不定的不确定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奴儿干都司的设置正是为强化对女真各部的管理，从而切断蒙古与女真的联系。在经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两代雄主持续不断的打击之后蒙古势力对明朝的威胁已大为下降，这也意味着奴儿干都司对明朝的战略意义的下降，也许这也是后来明朝对奴儿干都司疏于管理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明朝与之前绝大多数中原王朝一样都以中原为基础，对不适宜农耕的苦寒之地兴趣不大，而进入仁宣时代后明王朝整体上处于战略收缩状态，基本已放弃对外开拓，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奴儿干都司逐渐从明代的史籍中消失了。明宣宗以休养生民为念，不再继续发展成祖的扩张事业，这在当时的确起到了节省财力民力的作用。然而他的战略收缩政策不仅使中国永远失去了继续向北开拓西伯利亚地区的机会，同时也大大削弱了明王朝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力度——奴儿干都司逐渐从明代史籍中消失后明朝仍直接管理着今天的辽宁地区，至于其以东和以北的女真部落则以卫所制度进行统治，因此并不能说在此之后明王朝就已彻底放弃了对东北的管理，但可以肯定的是明王朝对东北的控制力度的确在此之后大为下降，而这也为日后努尔哈赤的崛起埋下了伏笔。事实上努尔哈赤在正式起兵反明之前也曾受封明朝赐予的建州左卫都督，这证明直到此时明王朝对东北的女真部族仍在进行管辖，直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正式起兵反明，东北地区至此彻底脱离明王朝的管辖。

综上所述明代的确在东北实行过行政管辖，然而在宣德九年（1434年）之后明朝对东北的管控力度呈弱化趋势：《大明一统志》中甚至将东北的女真人划入与朝鲜、日本并列的“外夷”条目。宣德九年（1434）建州左卫都督佥事范察奏报：有野人杨木答兀纠结七姓野人来袭，杀死都督猛哥帖木儿等人；得知消息的明宣宗竟说：“彼之相仇乃常事，朕岂应疲中国之力为远夷役乎” 。由此可见明朝对东北不只是管控力度薄弱，事实上在主观上对东北就不大重视。事实上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能得以崛起同明王朝对东北领土的相对漠视有关的，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后金政权的诞生反映的恰恰是明朝东北防务体系的漏洞。在1583年5月至1588年9月的五年时间里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女真。此时努尔哈赤的势力已由起兵时微不足道的“十三副遗甲”数十人，发展为一万五千余部属的强大女真势力之一。明朝对女真各部分而治之的政策使其他女真部族成为了遏制努尔哈赤发展的力量，这样迫使努尔哈赤又努力了20多年才终于统一了女真大部。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后金政权由此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纵观东北地区的完整历史不难发现：清朝绝不是东北地区最早的开拓者。事实上明朝时东北就曾是中国领土，甚至更早的时候燕国、唐朝、辽金元也曾开拓过东北。

这样看来东北很难称之为清朝入关带来的嫁妆。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说法呢？这是因为一种概念上的混淆。如果说清朝入关真是带着嫁妆来的，那么清朝的”嫁妆“并不是东北的土地而是对边疆领土的管理措施。很多人以为清朝最大的贡献在于开疆拓土，可实际上清朝所开拓的那些领土大部分之前也曾被其他王朝开拓过。新疆是清朝开拓的吗？汉唐时期就设有西域都护府。西藏是清朝的开拓的吗？元朝就将西藏纳为宣政院辖地，明代又在西藏设乌斯藏都司。台湾是清朝开拓的吗？元朝就有澎湖巡检司。所以很难说东北、新疆、西藏、台湾等地是清朝所开拓的领土。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要忘了自唐代安史之乱后西域地区与中原内地隔绝上千年，直到清代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汗国重新纳入版图。清朝与其说是扩大了中国的版图，其实不如说是完善了对边疆领土的治理管控模式。我们就以被视为”清朝嫁妆“的东北地区为例：东北是明朝领土毫无争议，然而明朝对东北管控力度如何呢？如果不是明朝在东北的治理方面存在漏洞，那么后金能发展壮大进而入关灭明吗？相比之下东北作为清朝的龙兴之地自然会强化控制力度，尤其是在经历清末东北建省和大量关内人口的闯关东之后就使东北地区成为了中国稳定疆域的一部分。清朝强化了对边疆领土的管控不假，但要说东北是清朝的嫁妆其实是牵强的。不过皇太极在入关前曾发兵征讨漠南蒙古察哈尔部的林丹汗，一举将漠南蒙古全部纳入后金（清）的版图。这方面倒可以说是清朝入关前带来的嫁妆，至于作为清朝龙兴之地的东北真不是清朝自带的，而是本来就是从明朝手中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