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大明朝最傑出的政治家、改革家張居正勞瘁而死。這位主導“萬曆新政”,大明的中興之臣，沒想到自己死後不久就遭到清算。更讓人痛心的是人亡政息，大多改革成果都付之東流。

萬曆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薊州兵變，戚家軍數千子弟兵被剿殺。

“戚家軍”的由來

“戚家軍”之名，最早大概來自於《明史·戚繼光傳》：

繼光至浙時，見衛所軍不習戰，而金華、義烏俗稱慓悍，請召募三千人，教以擊刺法，長短兵迭用，由是繼光一軍特精。又以南方多藪澤，不利馳逐，乃因地形制陣法，審步伐便利，一切戰艦、火器、兵械精求而更置之。“戚家軍”名聞天下。

在明朝的奏摺、文書、皇帝實錄等文獻當中，並沒有出現“戚家軍”一詞，多以“南兵”或“浙兵”、“義烏兵”代指，但“南兵”、“浙兵”、“義烏兵”並非專指“戚家軍。”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戚繼光到浙江抗倭，他深感明軍戰鬥力不強，一遇短兵相接，就怯懦不前，因此戚繼光想自己組建一支軍隊。適逢義烏礦工因護礦和臨縣發生械鬥，此事讓戚繼光見識了義烏人的勇猛彪悍，就在義烏招募四千農民礦工（正史記為3000，戚繼光自記4000），經過嚴格訓練後，遂成為“戚家軍”。

戚家軍的職業僱傭兵特點

明朝起初是實行衛所世軍制的，明朝軍民分籍，是把老百姓分為兩種。一種是"軍":每家世世代代要有一個人當兵或軍官。另一種是"民":世世代代均免除兵役。明朝的軍官也是世襲的，像抗倭名將戚繼光和俞大猷都是世襲軍官。軍士們一邊“屯田”生產勞動，一邊要保護國家安全和維護社會安定。這樣在平時國家無須為養兵進行專門的財政撥款，所以在明王朝前期，軍餉並沒有給國家財政造成負擔。

明朝中期，由於國家的養兵政策得不到貫徹執行和世軍制自身的缺點，衛所制度受到很大的破壞，大量士兵逃亡，衛所缺額嚴重，戰鬥力嚴重不足。土木堡之變後，北邊戰事頻繁，九鎮開始全線募兵。

嘉靖二十八年，“九邊”軍466895名，募兵約佔20%，其中山西募兵竟佔到山西軍數的67%，比列最高。這些募兵都是當地人，大都是從軍戶、農戶、官戶年輕力壯的。冬操夏練，還是半兵半農，農忙季節回家務農。募兵費用一開始是物和銀並給，後來全部由銀兩支付。嘉靖二十九年，募軍銀高達五十九萬兩，明朝財政從此匱乏。

“戚家軍”是明朝由世軍制向募兵制轉變時期的產物，它帶有僱傭兵的特色。浙兵和南兵也就是我們俗稱的“戚家軍”，浙兵北戍薊鎮後稱為“南兵”。浙兵和南兵和其他募兵雖然都是招募的形式組成的，但有很大區別。

一、南兵是客兵，是職業兵。他們是完全脫離農業生產，全年操練備戰的。

二、其他各鎮應募之兵，很多是來自軍戶，帶有強制性。而南兵是政府動以厚利，誘以成兵，南兵自願性最高。

三、南兵的月餉優於衛所軍和其他募兵。南兵的月餉銀是一兩五錢，衛所軍和募兵都是月餉糧一石。薊鎮無糧時，一石糧值六錢五分，一石月餉是南兵月餉的43%。薊鎮放糧時，一石才折銀五錢四分，才及南兵月餉的36%。

薊遼總督譚綸解釋過南兵待遇高的原因，主要是招募之軍與有軍籍的人不同：

後來的東征最高指揮官宋應昌也曾這樣對朝鮮國王說過：“留守之兵，去家萬里，遠戍異鄉，彼其心豈無父母妻子之繁，非厚利結其心，何以責其效？”

北戍南兵離家萬里，還有身家之累，待遇自然應該高於當地土兵和各鎮士兵。但這待遇上的巨大差異，卻造成了南兵和北兵關係長期不和，也對邊防的鞏固產生了不利影響。這種矛盾遲遲沒有解決，後來伴隨著南兵和北兵在朝鮮戰場並肩作戰。

戚家軍為何北戍薊鎮

薊鎮屬於明朝“九邊”防禦體系，明代薊鎮的管轄範圍大致是“東起山海，西迄居庸，延袤曲折，幾二千里”。因防禦區域在京畿，地理位置比較特殊，在庚戌之變後，成為“

金山嶺長城，戚繼光主持修建

東南沿海的倭寇基本平息後，如何抵禦北方蒙古韃靼的侵擾就成為明廷的首要問題。

隆慶元年（1567年）戚繼光奉詔北調，始任北京神機營副將，旋改任總理薊昌保定練兵事務，後擔任薊鎮兼總理練兵事務，開始了他長達16年的鎮守薊鎮生涯。

黃仁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裡稱戚繼光是“孤獨的將領”，其實在這十六年裡，無論是他的頂頭上司，還是內閣中樞，對他是賞識和支持的。“亦賴當國大臣徐階、高拱、張居正先後倚任之。居正尤事與商確，欲為繼光難者，輒徙之去。諸督撫大臣如譚綸、劉應節、梁夢龍輩鹹與善，動無掣肘，故繼光益發舒。”

這裡面張居正和戚繼光最為相知，對戚繼光最為信任，為戚繼光排憂解難最為有力。也正是背靠這些大山，戚繼光才能在薊鎮順利地鎮守和練兵，取得“邊備修飭，薊門宴然”的佳績。

戚繼光看到原有的邊兵，號令不嚴，器具不精，訓練無法，大都畏敵如虎，要想把養成的惡習糾正過來太難。因此主張招募新兵，嚴格訓練。

今邊兵惟習馬耳，未嫻山戰、林戰、谷戰之道也，惟浙兵能之。

他希望“舊練南兵萬數，先教成一營，以為師範

最早響應募南兵戍邊是戚繼光的頂頭上司薊遼總督譚綸，他是這樣解釋南兵戍邊的原因：

燕趙之士雖多慷慨，自備胡以來，銳氣盡矣，非募吳越習戰卒萬二千人雜教之，事必無成，此萬二千人者，臣與戚繼光召之可立至，用之可立效，教成之後，留之實邊，可使從者半散之歸農，可立遣無後憂。（《《穆宗實錄》》）

於是隆慶五年，“遣官選募浙兵戍薊鎮”，戚繼光練兵薊門，“以浙中舊練精兵三千為之基本”，“增募南兵二萬，月餉1兩5錢，教練三年而成”。

戚繼光鎮守的薊鎮，固若金湯，蒙古不敢來犯。

如果不是首輔張居正的去世，後面的事情可能都不會發生。

萬曆十一年（1583），戚繼光從薊鎮黯然南下，應該說此時戚家軍已經瓦解。

薊州兵變

1592年3月，豐臣秀吉共調動軍隊九個軍團共14萬人渡海至朝鮮作戰，朝鮮戰爭爆發。日軍僅一個月，就攻佔了平壤，國王李昖嚮明政府求援。明朝遂派宋應昌任主帥，李如松任主將，率遼東軍、南兵及川軍約四萬人抗日援朝（明稱為東征）。

戰爭初期，吳惟忠就帶領四千南兵，渡江入朝，是最早入朝的東征先遣部隊。這支隊伍的將領吳惟忠、葉邦榮、王必迪、婁大有等，他們都是義烏人，也都是跟隨過戚繼光的戚家軍舊將。他們所帶領的這支部隊，三分之二招募自義烏及附近，三分之一是守臺的南兵。雖然戚繼光已經於萬曆十六年離世，但我覺得萬曆二十年這支入朝的南兵，畢竟老將尚在，兵源相同，至少也還算是一支“戚家軍”的餘脈了。

那麼這支“戚家軍”在朝鮮戰場表現如何呢？朝鮮人的評價是“功最”。但他們在中國軍隊裡卻遭到了諸多不公平的對待（牽扯到是是非非太多，沒二千字說不清楚，也很難定論），至少在南兵眼裡他們是受到了刁難。

第一個平壤城先登之爭。朝鮮君臣認為是“浙兵先登”，其中猶以南兵遊擊吳惟忠和參將駱尚志“功無與伍”，而且在攻城時“皆先登焉”。主將李如松報功時，把首功給了自己部下張世爵；主帥宋應昌敘功時把首功給了自己標下的中軍楊元。

再就是首級之爭。明朝論軍功一個重要的依據是斬首的數量。平壤攻城前，為了避免士兵爭割首級影響戰局，主將李如松下令“爭割首級者斬”，主帥宋應昌也在入朝前下過“衝鋒馬步軍兵，不許斬割倭級，有下馬違令者斬”等禁令。但這些禁令並沒有得到很好地執行。聽話的南兵看到李如松的家丁馬上掛滿了首級而目瞪口呆。當天居然割了一千二百八十五個首級，這些幾乎都是北兵所為。

這就出現了“平壤之役，南人先登力戰，而得首級者，皆是北人”的不公，最讓人可氣的是李如松報功和宋應昌敘功時又以首級為先。南兵將士自上到下，無不憤懣和不滿，提起李如松，必叫他“松獺子”。王必迪更是見李如松不跪，站著斥責他是“不智、不信、不仁”之人。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中日休戰，帶著一肚子怨氣的南兵回到薊鎮。

萬曆二十三年九月二十日，兵部認為對日本的冊封即將開始，建議裁撤薊鎮、天津的防海南兵。但此前政府答應的雙糧和賞銀，在宋應昌去職後，還有不少欠餉沒有發到軍士手中。萬曆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薊鎮三協的南兵此前積攢的怨氣終於爆發，《神宗實錄》稱“防海兵以要挾雙糧鼓譟”，薊鎮總兵官王保將他們騙到演武場誘殺，製造了所謂的“薊鎮兵變”。

薊鎮，是戚繼光用力最多，傾注心血最切的地方。甚至可以說，薊鎮是戚繼光一手打造而成的軍事重鎮，而南兵就是戚繼光的旗幟和親軍。他沒想到的是，在他死後，恰恰是在薊鎮，自己的子弟兵被“縱意擊殺”。

“薊鎮兵變”是明廷對有功將士的暴力鎮壓，此舉無助於解決南兵和北兵之間的矛盾，反而對再次招募南兵抗倭造成了消極影響。王保的橫加殺戮，讓“

其實僅僅在萬曆年間，各地“鼓譟”和“兵變”的事件就很多，“薊鎮兵變”僅是冰山一角。其實大多事件，包括“薊鎮兵變”在內，大多都是因欠餉引發的“群體性事件”，用“鼓譟”定位更為準確，督撫、總兵出面安撫即可。沒想到這次竟然大開殺戒，人為地製造了一場慘案。

“薊鎮兵變”的發生，雖有人為的偶然性，但從南兵和北兵之間的矛盾、募兵制對世軍制的衝擊、募兵制對明朝財政的影響來看，又有其必然性。

參考文獻：李振林《壬辰戰爭初期南北兵關係探析》

陳學文《明代抗倭戚家軍的組建》

楊海英《萬曆二十三年薊州兵變管窺》

馬靜茹《戚繼光鎮守薊鎮前後境遇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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