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孫舍之，字子展。襄公十九年，當時正是外有晉、楚爭霸，內有公族專權的年代，子展繼專權的子孔後，成為鄭國的執政者。
《左傳》中有關子展的事蹟記錄不多，但是內容卻很多元：在外交方面，無論是幕後的籌劃，還是幕前的折衝，子展多能處置得宜；在軍事方面，無論是討伐外患，還是弭平內亂，子展都能克敵制勝；內政事務的處理亦是井然有序。
《左傳》中的子展，儼然是位內外兼顧、文武兼備的執政者。
穩健理智，精思慎行
子展的首度登場，是在襄公八年，彼時他與子駟的對話，展現出他有清晰的思路。事實上，子展不僅言語條分縷析，行事亦井然有序。
《春秋左氏傳》
鄭國的貴族子明將要到晉國去，在旅途中搶了別人的妻子。後來，妻子被奪之人殺掉了子明。子展得知此消息，便廢掉子明的兒子，立了太叔為國卿。
子展曰：“請舍子明之類。”
這樁貴族與平民的糾紛，如果不妥善處理，勢必會留下後遺症。如果子展殺掉亡妻者，必會助長子明一族的囂張氣焰；如果任由子明逃亡，又會留下隱患。子展在這件事情的處理上，展現了思考周密之特質。
子展曰：“無昭惡也。”
這是子展對子明家族所說的話——不要宣揚邪惡了。“一請舍類，一無昭惡”，更讓我們見識到子展穩健的行事風格，也彰顯出子展維護平民利益、抑制豪強的勇氣。
當國十年之後，子展這種自有定見、穩健踏實的行事作風依然。襄公二十九年，伯有針對子展“派遣印段去參加周天子葬禮”這件事，提出了質疑。
周靈王安葬時，鄭國上卿有事不能親自前往。而在伯有眼中，子展派出的印段太年輕了，恐怕無法承擔如此重任。
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雲：‘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
面對伯有的質問，子展以三次有力的反問和適時的引言，證明了自己行動的適當性。他毫不猶豫的態度，條理清晰的陳述，再次顯示了成竹在胸的處事風格。
春秋戰車作戰畫像
處理內政有條不紊的子展，面對諸侯國之間的事務亦是老練沉穩、有條有理。襄公二十五年，子展、子產帶領七百輛兵車攻擊陳國，夜裡突然發動襲擊，攻進城內。
《左傳》雲：“子展命師無入公宮……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乃還。”
對於能戰而不戰，戰則適可而收兵者，《左傳》常常詳細地記載其事以褒揚之。子展入陳——戰則適可而收兵，正是其武德之表現。從廢掉子明兒子，到派印段出使成周，子展的行事作風顯得積極而有主見，此次入陳，子展則展現出進退有據、行事沉穩的特質。
《左傳》先記錄陳國軍隊的粗暴無禮，再敘述鄭國軍隊之紀律嚴明，作者巧妙地運用了“映襯法”，突顯出鄭國軍隊“王者之師”的風範。對臣服之國的君主表現出應有的尊重，對臣服之國的人民亦提供了安全的保障，子展不僅行事有條，進退之間尤其展現出知禮、守禮的文明風度。
《東周列國·春秋篇》楚國戰車劇照
襄公二十六年，楚王興兵攻打鄭國，鄭國上下準備抵禦進攻。子產分析到：“晉、楚兩國將要媾和，楚王貿然來這裡，我們不如讓他逞個英雄。”那麼，子產為何會這麼說？
在玲瓏看來，小人的本性就是——一有機會就表現血氣之勇，並且在禍亂之中有所貪圖，來滿足他追求虛名的本性。這也是子展決定聽從子產建議、不抵禦敵人的原因。果不其然，楚軍進入南里城，拆毀了城牆，俘虜了九個鄭國人就撤退了。
楚王伐鄭，原本打算拼死抵抗的子展，在聽了子產之建議後，立即決定不與楚國對抗。他能戰而不好戰，虛心接受建議，客觀評估現實，不作意氣之爭，及時作出讓步。雖說鄭國被楚國抓了九個俘虜，但免去了一場戰爭，維護了國家的利益，全拜子展穩健理智、精思慎行之賜。
能言善道，對應得宜
上文提起過子展在《左傳》中的首次登場。襄公八年，楚國子囊率軍攻打鄭國，鄭國的重臣分成了兩派：一派想要臣服於楚國，另一派想要等待晉國前來救援。為此，子展和子駟有一段精彩的對話。
這段文字說明了處於晉、楚兩強之間的鄭國，在外交方面的困境，也呈現出鄭人在外交決策上悉心算計的情況。原文十分精彩，玲瓏不便在此引用太多。
總而述之，玲瓏認為子駟的觀點是：姑且先臣服於楚國，緩和百姓的困難，等晉國來了，再順從晉國，等待強大的國家來保護，這就是小國的本分。
然而，子展卻不同意。在玲瓏眼中，子展的意思是：小國更要看重信用，如果一個國家沒有信用，待戰爭到來之時，很快就會滅亡。不僅如此，子展還提出瞭解決方案：晉國君主賢明、臣子和睦、軍隊完備，不會丟棄鄭國的，沒有什麼比信用更能依靠的，不如先整治守備、疲憊楚軍，再等待晉國的到來。
關於子展與子駟的論說技巧，學界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在玲瓏眼中，子駟偏頗、近利，子展正派、遠視，但他們的說辭各有博採，都有高明嚴密的論說技巧。子駟的策略較投機取巧，亦有先求苟安之心態；相較於子駟，子展的外交政策則比較穩健謹慎，他的建議不但符合政治道德規範，也符合鄭國的利益。
晉楚爭霸
鄭國的地理位置十分尷尬，處於晉、楚之間，因此需要善於外交辭令之人從中周旋應對。襄公九年，諸侯攻打鄭國，鄭人派人求和，由於鄭國順服，各諸侯便在戲地結盟。
晉國的盟書中記載：“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可見大國逼人的氣焰，鄭國的盟書則先以哀兵姿態，大吐一番苦水，最後說：“不唯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可見子駟想要以楚國壓制晉國的勢力，子展順勢說出：“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晉國見狀，便不再要求修改盟書。
我們都知道，子駟一向偏楚，子展一向親晉，不過面對咄咄逼人的晉國，兩人倒是一唱一和地配合無間，以致強晉終於讓步。
除了一般言辭對話之外，子展也常以“賦詩”的方式與人協商或交際。襄公二十七年，宋盟結束，鄭伯設享禮招待趙文子，趙文子要求鄭七子賦詩明志，子展賦《草蟲》，表層意義是稱讚趙文子是君子，深層意義則是表達鄭國對晉國的不二之心。事實上，子展還有一層意思，那就是體恤百姓、為國圖存。子展賦詩的長才，不僅爭取了晉人的信任，也贏得了趙文子的讚譽。
《趙氏孤兒》趙文子劇照
襄公二十六年，諸侯討伐衛國，晉人囚禁了衛侯。同年，齊侯、鄭伯為了衛侯之事到了晉國，晉侯設享禮招待他們。晉侯賦《嘉樂》，表示對兩位國君的讚美和祝福；國景子作為齊侯的相禮者，賦《蓼蕭》，表示晉、鄭乃是兄弟之邦；子展作為鄭伯的相禮者，賦《緇衣》，希望晉侯能准許齊侯、鄭伯的請求——釋放衛侯。
然而，晉侯並不想放人，所以叔向便佯裝不解。之後，晉侯又列舉了衛侯的罪狀，國景子賦《轡之柔矣》，希望晉侯寬政以安諸侯；子展賦《將仲子兮》，表示衛侯雖然有過錯，但大家都說晉國為臣下囚禁衛侯，人言可畏！最終，晉侯同意放人。
外交賦詩可以運用賦詩的詩章，委婉地表述己意，或請求、或威脅，以間接、暗示的方式進行溝通，此次衛侯能夠順利被釋放，子展和國景子的賦詩功不可沒。事後，叔向也以“鄭七穆，罕氏其後亡也者也，子展儉而一”的評價，高度地肯定了子展能言善道、對應得宜的表現。
熟稔軍事，善於謀略
襄公十八年，鄭國子孔想要背叛晉國，然後發動楚國的軍隊來除掉大夫們，楚王聞訊派子庚前去支援，“二子（子展、子西）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次年，子孔執政獨斷專行，鄭國國內人民都很擔心，就追究“西宮之難”和“純門之役”的罪責，子孔知道自己應該抵罪，便帶領了甲士保護自己，“二子率國人伐之，殺子孔”。
襄公二十五年，“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戰車數量與當年“城濮之戰”的晉國三軍相當，展現出鄭國軍隊強大的實力，亦展現出子展熟稔軍事之特質。
由此可見，無論是弭平內亂，或是討伐外患，子展都能迅速利落地完成任務，可見其深諳用兵之道。
“城濮之戰”中晉文公劇照
除了在軍事方面的特長，子展對於國家的外交策略亦自有主張。
襄公九年“戲地之盟”後，鄭國人沒有依照荀偃的要求修改盟約，晉國便帶領諸侯進攻鄭國。晉國攻擊鄭國三面城門，半月之後在陰阪渡河進攻鄭國，駐紮在陰口準備返回。子孔見狀，準備趁機攻擊，然而子展卻表示反對。
在玲瓏看來，子展的行為是守信的表現。姑且不論子展是否為了信守盟書而拒絕出兵，依照當時各諸侯國之間的形勢而言，小國與大國抗爭是極具風險的，即使取得眼前的勝利，長期而言勢必會付出沉重的代價。
《左傳》裡晉、楚交戰寫得較為詳細的有三次，其中兩次都與鄭國有關，即“邲之戰”和“鄢陵之戰”。可見，鄭國的向背，攸關晉、楚強弱。所以除了消極地避免與大國衝突、被動地順從大國命令，子展也抓住這種利害關係，積極謀略，企圖為鄭國取得較為有利的情勢，可見，他的確是善於謀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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