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经济增速下行趋势暂时难以彻底扭转，但不会显著失速。经济增长的上下空间均相对有限，预计2020年经济增长会落在5.8—6.0%的增长区间；今年要把握好逆周期调节的力度，财政政策宜保持总量扩张，结构优化，适度提高赤字率、提高地方专项债规模
王军 /文
岁末年初，关于2020年中国经济是否应当保“6”的争议骤然而起。以新发展理念为统领，以高质量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这一争论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侧面回应。笔者认为，保“6”短期看比较重要，中长期来看不是很重要。
在新旧动能转换仍在进行中、转型升级仍处于关键时刻，2020年的中国经济仍有一定的下行压力，需求不足的情况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期，未来经济增速下行趋势暂时难以彻底扭转，缓慢下行仍是主基调，但不会显著失速，经济增长的上下空间均相对有限，预计2020年经济增长将会落在5.8—6.0%的中速增长区间，将如期实现预期经济目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这意味着，保持一定的速度是顺利实现各项重大目标任务的前提和基础，是明年的工作底线。因此，考虑到现实情况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的需要，2020年的GDP增速预期目标应当且可能确定为6%左右。
2020年的政策发力点
要完成上述目标，从短期来看，侧重于需求面的宏观经济政策仍需因时而变，优化调整，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持续发力：
一是高度重视稳就业，始终将之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重视运用适当财政工具，除加厚、织密社会保障的防护垫和保护网外，加大力度开展适应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需求的劳动力技能培训。
二是取消限制消费的诸多临时性、行政性措施。例如，减少或消除影响购车、出行的规定，改善道路、停车等基础设施，优化限购、限行的相关措施，加快新能源汽车对汽油车的替代，鼓励共享出行的发展。短期可尝试在特定时期内，对特定居民，如老年群体、学龄前儿童、城市及农村低收入困难群体等，以发放消费券的形式，提振短期消费。中长期还需通过持续提高居民收入、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办法来鼓励消费，促进强大的国内市场建设。
三是基本稳定房地产投资、稳定预期，避免房价下跌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循环。
四是继续为企业特别是小微、民营企业减税降费，有效控制其税费负担和各项经营成本不要出现反弹，持续降低融资成本，继续释放企业发展活力。
五是做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要把握好逆周期调节的力度，财政政策宜保持总量扩张，结构优化。“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适度提高赤字率，进一步提高地方专项债规模，以补短板的基建项目为抓手扩大投资，巩固已有减税降费成果，着力推进结构性减税整体减税降费。货币政策宜保持总量稳健，结构宽松。增强信贷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引导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如果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可及时加码货币宽松，适度降准、降息以强化逆周期调节。
六是对两大市场主体建立起长效稳定的激励相容机制，既要提升企业家信心，又要提升公务员动力，全面调动企业家和政府官员“担当有为、干事创业、投资兴业”的积极性，通过健全法制和保护产权来进行“纠偏”，通过稳人心、稳预期实现稳政策、稳增长。
七是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长远利益考虑，为从根本上提升对制造业的需求、提升消费能力，尽快全面放开落伍的生育限制政策，实施鼓励生育的基本国策，尽快稳定生育率水平。
经济增速大概率回落5%-6%区间
但就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趋势可能还未结束，仍将有可能继续下台阶。“十四五”期间将大概率回落到5-6%这一区间之内。
之所以有这样略显悲观的判断，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中长期理由：
一是“全球化红利”消退。中美经贸摩擦料将长期化、复杂化，两国间的战略性博弈将贯穿整个21世纪上半叶。二是“人口红利”消退。2014年开始，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出现绝对下降，2018年新生人口仅1523万人，同比减少200万人，高龄少子同时出现。三是“结构化红利”消退。随着第三产业或服务业快速发展并成为经济增长第一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不断下降。仍处于低端服务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相较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还是处于劣势，经济增长与服务业比重形成喇叭口走势：服务业比重越高、发展越快，经济增速越低。四是以防风险为首的“三大攻坚战”不支撑高速发展，相反，某种程度上制约中长期经济增长。当然，这是我们落实新发展理念，实现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所必需的。
在市场普遍关注的宏观经济政策导向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几个重要的突破性、首创性表述。例如，首次提出“科学稳健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这也许意味着逆周期调节不会盲目大水漫灌、过度刺激；首次提出“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笔者理解这“多重目标”应当包括“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而不仅仅是指经济增速；首次提出“确保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这可能意味着未来不会简单地追求经济增速，而是兼顾质与量的平衡，甚至更加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一个重要佐证是，在重点工作的摆布上，把三大攻坚战和民生问题放在前面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一言以蔽之，宏观调控将重“量”更重“质”。
同时，会议所提出的“保稳定”，笔者认为主要是指保就业的稳定，人心的稳定，预期的稳定，而绝非速度的稳定。事实上，自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高质量发展”以来，我们已经在着力淡化对于速度和规模的过度追求，体现新发展理念、反映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性指标体系应当是全国上下、各级政府部门的指挥棒，而不是单一的所谓速度指标。笔者预计，2020年的GDP增长预期目标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由官方提出和发布，未来应逐步转向由研究机构和智库经研究提出，并定期进行调整，以合理引导社会预期。
需要实现“新五化”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强调新发展理念的指导思想地位和指挥棒作用，把高质量发展的总要求贯穿各项工作的始终。会议通稿中，无论是对形势的判断、问题的表述、规律的认识、优势的概况，还是工作的部署，通篇贯穿着新发展理念的落实和高质量发展的总要求。可以说，新发展理念是未来中国经济工作的指挥棒，而高质量发展则是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今后中国经济的理想状态可能是：增长速度适度下台阶，而发展质量效益则上档次。
对高质量发展浓墨重彩的强调，表明中央对经济工作的认识已经跳出了传统的关注总量、速度、增长这一层次，而是更加注重经济发展质量，更加关注新发展理念，更加看重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同时也说明，强调高质量发展，一定会进一步淡化经济增速目标，进一步放弃简单粗暴的刺激和扩张，不会盲目的大水漫灌，而会更加注重保持战略定力，不会为了稳增长而稳增长，更不会为了一个数字而乱了方寸、失了定力。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长期来看，为抵御内外部冲击、从容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更多地从供给侧来解决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诸多结构性、体制性问题，通过结构性改革，不断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持续培育增长新动能，寻找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曲线。而要完成增长动力切换，顺利开启第二发展曲线，需要实现“新五化”。
第一，数字化，通过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完成新旧动能转换，真正实现以创新驱动，科技引领，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和双轮驱动；
第二，服务化，围绕居民吃喝玩乐、生老病养等消费升级领域，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挖掘消费分级与消费下沉带来的市场洼地红利或发展不均衡红利；
第三，新市场化，坚持“竞争中性”原则，打破垄断，消除所有制歧视，解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公平对待、公平竞争问题，减少政府对于市场的直接、过度干预，更大力度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活民间投资；
第四，法治化，尊重和保护产权及知识产权，对两大市场主体建立起长效稳定的激励相容机制：既要提升企业家信心，又要提升公务员动力，全面调动企业家和政府官员“担当有为、干事创业、投资兴业”的积极性，通过健全法制和保护产权来进行“纠偏”，通过稳人心、稳预期实现稳政策、稳增长；
第五，精细化，除宏观层面要注重精细化治理外，应以提升效率、激发活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为出发点，各行各业都要弘扬工匠精神和极客文化，依托数字化时代的各种技术手段，精益求精，精耕细作，精雕细刻，挖掘潜力，激活存量，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
如果能实现这“新五化”，中国经济的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将得以充分展现，中国经济将在经济增速平稳回落的同时，真正迈入以结构优化升级为标志的高质量发展新时代。
作者为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编辑王延春
閱讀更多 大勢看財經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