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都知道——黃旭華和他設計的核潛艇的故事

大海都知道——黃旭華和他設計的核潛艇的故事

▲黃旭華在觀看導彈核潛艇模型(文匯報首席記者鄭蔚攝)


【引言】這是一場不同尋常的會見,至今讓人難以忘懷。

2017年11月17日上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親切會見參加全國精神文明建設表彰大會的代表和全國道德模範代表。習近平看到93歲的中船重工719所名譽所長黃旭華院士和82歲的貴州省遵義市播州區平正仡佬族鄉原草王壩村黨支部書記黃大發年事已高,站在代表們中間,就握住他們的手,請他們坐到自己身旁。

這感人的一幕,通過電視傳遍了千家萬戶,溫暖了全國人民的心。“習主席握著我的手和我聊天,我覺得他就像和家人說話一樣親切。”黃旭華告訴文匯記者。

黃旭華在大會上的激情發言,激起了全場一次又一次熱烈的掌聲。當得知他為了我國第一代核潛艇的建設隱姓埋名、30年沒有回老家時,很多同志的眼睛溼潤了。黃旭華走下講臺,鮐背之年的著名電影藝術家田華激動地對他說:“您看,我雙手都紅了,是為您鼓掌鼓的!”

今年,正是我國核潛艇事業走過六十年的日子。黃旭華為中國核潛艇事業貢獻了六十年,他是我們共和國的英雄!

1958年,中國核潛艇事業的元年。

就在那一年,34歲的黃旭華奉命進京,參加“核潛艇總體設計組”工作。

這六十年來,中國核潛艇几上幾下,從最初的孕育構想到如今已有多代多型核潛艇“征服五洋任所之”。

這一個甲子的時光,只夠黃旭華做一件事:為國家設計最好的核潛艇。中船重工董事長、黨組書記胡問鳴說,黃旭華在核潛艇研製崗位上堅守了六十年,非常難能可貴。如果說,我國核潛艇的第一任總設計師彭士祿領銜解決了中國核潛艇“有沒有”的問題,那麼,第二任總設計師黃旭華使中國核潛艇真正具備核反擊的實戰能力,使中國核潛艇成為大國的“定海神針”。

第一章 深潛就是戰鬥力

1、偉大者善夢

30年前的4月20日,中國核潛艇首次出海執行深潛任務。

深潛有多難?

曾任中國海軍核安全局副局長的楊連新向記者講述過美國“長尾鯊”號核潛艇沉沒的故事:

1963年4月9日上午8時,美國大西洋西岸新罕布什爾州朴茨茅斯港,“長尾鯊”號攻擊型核潛艇啟航。它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魚雷攻擊型核潛艇,其設計的下潛極限深度為300米。在“雲雀”號潛艇救援艦的保駕下,它將進行首次大修後的300米下潛試驗。

就像大多數海上的突發災難一樣,剛開始的時候,風平浪靜,一切正常。

在指定海域,艇長約翰·哈維中校充滿自信地下達了“下潛”的命令。9時02分,“長尾鯊”潛入200米深的溫躍層。溫躍層內海水的溫度和密度發生劇烈變化,“長尾鯊”原本清晰的通話聲開始含混起來,“雲雀”號收聽到的水下電話變得斷斷續續。

7分鐘之後,“長尾鯊”號發動機艙的一個冷卻管焊頭斷裂,發生洩漏。沒有了冷卻水,核反應堆迅速自動關機。核潛艇失去動力,開始下沉。哈維艇長立即命令自救,緊急啟動備用的常規電池動力系統,用壓縮空氣排出核潛艇水櫃內的壓艙水。“雲雀”號上的揚聲器裡,傳出了“長尾鯊”上壓縮空氣全力噴射的“嘶嘶”聲。

9時15分,“雲雀”號艦長緊張地通過水下電話詢問哈維中校:“你們還能不能控制住潛艇?”

無人應答。

1分鐘後,“長尾鯊”號發出了遭遇嚴重危機的信號:900。又過了1分鐘,“雲雀”號接收到一個短語:“超過測試深度———”

9時19分,“雲雀”號監測到了大海深處傳來的一陣具有高能內爆特性的低頻噪音,這是“長尾鯊”號留在世間的絕響。

大海不動聲色地關上了藏在深處的那道看不見的生命之門,迅疾而絕情,海面上風和日麗,波濤依舊。

11時04分,美國海軍大西洋潛艇司令部收到一份來自“雲雀”號的報告:“‘長尾鯊’可能超過測試深度,潛艇爆炸……正在進行擴展搜索。”

次日上午,美國海軍作戰部長在五角大樓悲痛宣佈:“‘長尾鯊’號沉沒,100多名艇員全部罹難。”

“為什麼設施完備的專業潛艇救援艦就在邊上卻無法救援?”在中船重工719所,記者請教曾在黃旭華領導下從事核潛艇設計的資深專家宋學斌。

年逾八旬的老專家雙手張開虎口比劃說:“我們計算過,在極限深度,核潛艇只要有這麼碗大一個破損,就難以救援了。”

水深每下降10米,就會增加一個大氣壓,極限深度之處就是幾十個大氣壓。巨大的壓力將海水通過破損處壓進潛艇,這力度遠大於核潛艇用高壓空氣將水艙中的海水排出的能力。

“長尾鯊”號至今仍沉睡在2300米深的海底。“深潛才有戰鬥力。”黃旭華院士告訴記者。

二戰中,反潛一方從空中和海面搜尋敵方潛艇,主要靠可見光觀察和各種聲吶。而如今,搜索核潛艇的手段更多了:佈滿太空的間諜衛星,無時無刻不在窺視著大洋,核潛艇的紅外信號、尾跡信號,甚至是微弱的電場和磁場信號特徵等,都會暴露水下核潛艇的蹤跡。

深海,甚至大洋深處的海溝,才是核潛艇最有效的安全屏障。只有深潛,才有隱蔽性;有了隱蔽性,才有安全性;有了安全性,才有突然性,才能防不勝防、一擊制敵,令侵略者不敢進行戰爭冒險!

“300米深,是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核潛艇研製的世界水平,美國和蘇聯研製的核潛艇深度大都在這個深度上下。”黃旭華說。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海軍尚以近海防禦戰略為主,那第一代魚雷攻擊型核潛艇主要的對手是誰? 只能是來犯的敵水面艦艇及水下潛艇,甚至是來犯的敵戰略核潛艇。

來犯者潛多深,防禦者也必須潛多深。

“如果,你和來犯的核潛艇不在同一個深度上,怎麼發現、鎖定和攻擊目標呢?”宋學斌說。

“雖然當年我們的科研力量和工業水平在今天回首看去都還是剛剛起步,但我們制定的第一代核潛艇設計目標並不低。”黃旭華告訴記者。

客觀地說,我國在六十年前要研製核潛艇,不僅當時國家尚不具備基本的工業製造基礎,而且毫無研製核潛艇的科研技術儲備。而這個雄心,僅源自一個不能落後捱打、再被帝國主義侵略欺辱的民族夢想!

偉大者善夢。夢想成真的國之重器,只能屬於善夢的偉大者!

2、“深海同舟

“1988年我們進行了首次深潛,但我們不是到了上世紀80年代才想起來深潛的,早在我國第一代攻擊型核潛艇研製初期就有了深潛的目標。”黃旭華說,“我們設計時就提出,我國第一艘魚雷攻擊型核潛艇‘401’艇應該既是試驗艇,又是戰鬥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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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海軍博物館中已經完成光榮歷史使命的“401”潛艇(鄭蔚攝)

1970年12月26日,我國第一艘核潛艇“401”艇神秘下水。下水時,艇上核燃料尚未安裝就緒。“核潛艇下水後,首先要進行繫泊、設備聯調、啟堆,完成繫泊試驗。繫泊試驗成功了,核潛艇才能出海,進行航行試驗。航行試驗的主要內容是核動力堆的性能以及核動力和應急動力的轉換試驗,以及潛艇的操縱、導航、聲吶、武器等各個系統和噪音測試試驗,等等。”黃旭華說,“‘401’艇下水以後,我們所的主要任務就是配合核潛艇總體建造廠和潛艇部隊解決試航、試驗中發現的一切問題,提出不斷完善的方案,力爭儘快完成該型核潛艇的設計定型,使我們的核潛艇儘早形成戰鬥力。”

“我們三方經過4年的共同努力,完成了將近600次的核堆啟堆、提升功率、發電、主機試車等繫泊試驗;以及20多次、累計6000餘海里的出海航行,完成了水上、水下高速巡航200多次,不斷優化設計,終於在1974年‘八一’建軍節這天,將‘401’艇正式交付海軍,編入人民海軍的戰鬥序列。”

黃旭華清楚地記得,海軍司令員肖勁光代表中央軍委宣佈了《第一艘核動力潛艇命名》的命令,首任艇長楊璽親手升起的“八一”軍旗,在碧海晴空中迎風招展。被命名為“長征一號”的“401”艇緩緩地駛離軍港碼頭,在眾人的注目禮中,潛入波濤之中。

人民海軍由此跨進了“核時代”。

“‘401’艇解決了中國‘有沒有’核潛艇的問題。但那時因為‘文革’的破壞,不少設備還達不到我們期待的水平,還有的設備可靠性比較差,”黃旭華說,“我們在後續的‘402’‘403’艇上又不斷改進。到了上世紀80年代,我們的‘404’艇終於可以向‘極限深潛’這個目標衝刺了。”

時任“404”艇副艇長、退休前為海軍某潛艇基地副司令員的薛法玉告訴記者,當年美國“長尾鯊”號深潛遇難的事大夥都知道,所以海軍和719所、核潛艇總體建造廠為這次深潛做了周全的準備工作,不但事先全面檢修設備,還為操縱系統、反應堆安全、生化、電氣設備等方面準備了28套500多條應急處置的預案。

他說:“黃旭華留給我的印象是文質彬彬,非常低調,一看就是知識分子,但他的工作非常嚴細。比如,同一個設備,我們海軍的習慣說法和他們719所專家說的不一樣;同一個動作,核潛艇總體建造廠的師傅和我們海軍的叫法又不一樣。大家說的到底是什麼意思,一定要弄清楚,千萬別搞錯了。我們海軍把專家說的‘通海閥’叫‘注水弇’;我們海軍說的‘通風閥’,就是專家說的‘通氣閥’;要拉緊一根固定核潛艇的纜繩,船廠師傅用當地方言說是‘帶緊’,我們海軍習慣說‘收緊纜繩’。這些語言上的區別,他都會在開會時一一問清楚,全都記在筆記本上,避免了來自五湖四海不同單位的同志在溝通時因為誤會而貽誤生產。”

“在深潛前的準備工作中,他要求把核潛艇的主要設備,如通海閥門、蒸汽管等八大系統的關鍵部位都掛上牌子,寫清楚這個設備正常情況下應該怎樣、應急情況下如何處置,海軍艇員是誰在操作,719所是誰在監控保駕,核潛艇總體建造廠是哪位師傅負責維修,都一目瞭然。”

但是準備工作越充分、越周全,大家的精神壓力也就越大。時任核潛艇總體建造廠廠長助理王道桐說,他當時是船廠派到深潛現場的總負責人,船廠在深潛試驗前還為參加此次試驗的十幾位同志拍了“生死照”,以防萬一失敗後做個“最後的留念”。而參加深潛的年輕艇員也一腔熱血,有幾十位甚至寫好了遺書。

艇員董福生在悄悄留下的給妻子的遺書中寫道:“嫁給軍人不容易,嫁給幹核潛艇的軍人更不容易,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我不能陪你走完一生,一輩子欠你的情。希望你不要難過,把孩子帶好,再組織一個幸福的家庭……”他告別妻子,但沒有告訴她去幹什麼。勝利返航後,這封萬一深潛失敗才寄出的遺書就一直珍藏到如今。

“404”艇艇長王福山請黃旭華去幫助做艇員思想工作,緩解一下過分緊張的情緒。上艇後,黃旭華也感覺到氣氛有點沉重。他問艇長:“你們是怎麼做思想工作的?”艇長說:“我們強調這次任務光榮啊。”黃旭華說:“完了。你們老說‘光榮’,這些小夥子會以為就是讓他們去‘光榮’的。不怕犧牲是崇高品質,但我們深潛不是要他們去犧牲,是要完成任務、要拿到深潛的數據再回來。”他當即對艇長說:“作為核潛艇的總設計師,我對核潛艇的感情就像父親對孩子一樣,不僅疼愛,而且相信它的質量是過硬的,我要跟你們一起下去深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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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旭華和他設計的核潛艇合影

核潛艇的總設計師親自參與深潛!這在世界上尚無先例,總設計師的職責裡也沒有這一項。很多領導得知後,都勸年已64歲的黃旭華不要親自參加深潛了。

黃旭華堅持這麼做。他說:“首先我對它很有信心;但是,我擔心深潛時出現超出了我現在認知水平之外的問題;而且,萬一還有哪個環節疏漏了,我在下面可以及時協助艇長判斷和處置。”

中國人有句形象地表達“生死與共”的成語,叫作“風雨同舟”。黃旭華的深潛,是現代版的“風雨同舟”,比什麼都有說服力:別緊張,兄弟,咱核潛艇的總設計師和你“深海同舟”!

深潛的決心下定了,但黃旭華還必須得到另一半的支持,就是他的妻子李世英。當黃旭華把深潛決定告訴夫人時,其實他內心多少有幾分對妻子難言的愧疚。和丈夫同在719所工作了幾十年的李世英,是一位懂俄語、英語、德語的專家,深知深潛的重要和風險。她面不改色地寬慰黃旭華說:“你當然要下去,否則將來你怎麼帶這支隊伍?我支持你。你下去,沒事的,我在家裡等你!”

這位身材瘦弱的女專家,讓人知道了什麼叫愛侶間的“深明大義”,世界上真難以找到另一位在精神上更適合黃旭華的知識女性了。那個大連海運學院畢業的高材生,當年在黃浦江畔遇見了英俊瀟灑的黃旭華,接過他送上的“定情禮”——兩塊手絹和一個筆記本,心房就立刻被幸福淹沒了。

3、“先例”成“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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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潛艇總體建造廠的技術人員在調試我國第一代核潛艇上的設備

1988年4月20日下午,南海碧波萬里。執行深潛任務的“404”艇駛離軍港,前往200多海里外的試驗海區。

極限深潛分兩個航次進行:21日上午先進行了適應性預下潛,下潛至193米時起浮,潛艇一切正常;29日上午9時,進行極限深潛,要求達到極限深度。

艇上共有本次試驗副指揮長、北海艦隊副參謀長王守仁和技術負責人黃旭華等100多位勇士。下潛不久,突然出現了水聲通訊不暢的問題。艇內氣氛頓時緊張起來,於是邊排除故障邊等待。

部隊有唱歌的傳統。為了緩解緊張的氣氛,這時有人唱了《血染的風采》。在指揮艙二層的黃旭華笑著說:“這首歌我也喜歡,但現在唱太悲情。我們是去做試驗的,不是去犧牲的。我們要唱就唱《中國人民志願軍戰歌》,‘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氣勢雄壯,充滿信心。”

上午11時,接到繼續下潛的命令,“404”艇如同一條鯨鯊向預定的深度潛去。薛法玉回憶說,從水深200多米開始,核潛艇的耐壓殼體受到深海越來越強的擠壓,有的艙門打不開了,艇身還不時傳來“咔咔”的聲音。

這“咔咔”的聲音是從哪裡來的?黃旭華告訴記者,核潛艇通常是雙殼體的,外殼是非耐壓殼體,不會變形;而內層是非常堅固的耐壓殼體,耐壓殼體在海水的強壓下會發生變形。當潛艇的耐壓殼變形時,連接內外兩層殼體之間的結構件就會承受很大的拉力。如果焊縫有一絲不牢,就會被拉開;如果焊接得好,雖然焊縫沒有拉開,但結構件也會拉動整個外殼變形,同樣會發出在深海聽來令人驚悚的響聲。

薛法玉至今記得,深潛時,潛艇用於觀通的升降裝置固定支架被一點一點地壓彎了;而當潛艇從海底上升起浮至海面時,這鋼鐵做的固定支架竟然又一點一點地被拉直,可見極限深度的壓力有多大!

“一塊不到撲克牌大小的耐壓殼體上,要承受一噸多重的壓力。”黃旭華說,所以這“咔咔”的聲音在深海里聽上去就格外“瘮人”! 而且,有幾個艙室的填料函出現了滲水,能聽到“滴滴嗒嗒”的漏水聲。

核潛艇有沒有危險,還能不能繼續下潛?薛法玉記得黃旭華那時格外沉靜。黃旭華和艇上幾位領導一商量:核潛艇狀態良好,沒有問題,繼續下潛。

保存在我海軍某潛艇基地軍史館中的一段當年留下的影像資料,永遠留住了這歷史性的一刻———艇長王福山報告:“280米到了!”當時已經是某潛艇基地司令員的楊璽沉穩地下令:“極限深度就快到了,咱們各個崗位認真操作,不要緊張,有點響聲是正常的。”

記者問黃旭華:“您當時真的不緊張嗎?”

黃老笑了:“我當然也緊張,我要對全艇100多個人的生命負責啊,我可能是艇上最緊張的人!但我不能讓人家看出我緊張,我一緊張別人就更緊張了。

好在之前我們準備工作做得很充分,在每個艙室的關鍵崗位都有人盯著關鍵設備,每個關鍵部位都安上了記錄潛艇結構承壓變化的應變片。”

為穩妥起見,“404”艇再往下潛是每5米一停,各艙值班人員依次向指揮台報告:“報告指揮艙,一艙檢查機械設備、水密狀況,A!”

“A是什麼意思?”艇上有的領導不明白。

“別管它,沒事,可以繼續下潛!”黃旭華胸有成竹地說。擔心潛艇萬一出問題,不良情緒會迅速蔓延,黃旭華事先就讓報告人員當潛艇接近極限深度時,將一定範圍內的數值對應“A、B、C”這三個字母,“A”表示一切正常,可繼續下潛;“B”表示應力接近臨界值,應小心下潛;“C”則表明超過臨界值,必須停止下潛。

核潛艇的深潛為什麼特別危險?它的深潛與常規潛艇的深潛有什麼不同?

1965年就到黃旭華的潛艇設計部門工作的資深專家黃慶德告訴記者,常規潛艇深潛到海底時,可以關閉動力設備,靠蓄電池供電,它沒有必須時刻與海水保持交換的通海部分。而核潛艇恰恰相反,核潛艇的動力是核反應堆,反應堆一旦啟動,除了戰時受損或故障停堆,是不能停的。現在的核反應堆壽命已經與核潛艇的壽命等同,加一次燃料棒,就可以工作到核潛艇退役。核潛艇的戰略威懾力也來源於此。因此,核潛艇的核反應堆是一刻不停運轉、也一刻不停地需要海水來降溫的。核潛艇即使坐在海床上一動不動,它的通海部分依然必須對大海保持暢通,以進行海水交換。如果沒有海水持續不斷地為核反應堆降溫,就會釀成類似2011年日本福島核電站1號反應堆因無水降溫而發生爆炸的可怕事故。

這是核潛艇深潛最難的關鍵點。通海部分的波紋管更是核潛艇最“脆弱”的部分,雖然黃旭華他們已經通過精心設計使波紋管有足夠的強度,但真的潛到極限深度的海底,它還能不能經得住幾十個大氣壓的考驗?誰也沒有試過。

薛法玉說,大海深處的溫度和海水錶面的溫度是不同的。當時海水錶面的溫度在18℃左右,但深潛到極限深度時就只剩幾個攝氏度了。而且,大海深處的鹽度也是與大海表面不同的。這溫度和鹽度的不同,使得它對通海設備的壓力,以及帶來的金屬熱脹冷縮的收縮率也是不同的。始終不能關閉核潛艇的通海閥,這意味著核潛艇最堅固的耐壓殼體和最脆弱的通海設備要同時承受著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

人民海軍每個核潛艇兵都是最了不起的人!

中午12時10分52秒,指揮艙裡深度計的指針顯示,核潛艇穩穩地潛到了極限深度,還略有超過。各艙值班艇員的報告聲依次響起,扣人心絃。

此時,艇體不再發出“咔咔”聲,幾處滲水處也並未加劇。核潛艇的耐壓殼體和通海系統安全可靠,全艇機械設備運轉正常,我國自行研製的第一代魚雷攻擊型核潛艇達到了設計目標,符合實戰需要。

我人民海軍潛艇史上一個深潛的最高紀錄誕生了。“起浮!”指揮員一聲令下,核潛艇沉著地緩緩升向盛滿陽光的海面。

當水手長報告核潛艇已經重新回到水深100米時,艇上所有人的激情和興奮再也憋不住了,幾乎同時爆發出一陣足以掀起巨浪的歡呼!

恰好艇上的《快報》請黃旭華題字,激情澎湃的黃旭華一揮而就:“花甲痴翁,志探龍宮;驚濤駭浪,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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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旭華(後排左一)與首次深潛的同事合影

719所的深潛隊長尤慶文按照黃旭華事先的佈置,深潛中專門負責照看主循環系統的波紋管,他還抱著錄音機錄下艙室的聲音和下潛的指令。錄音顯示,深潛過程中耐壓殼體和結構件發出的“咔咔”聲達11次。

“回來後,我們根據錄音找到每一處發生‘咔咔’變形的部位,分析它的成因,制定對策。”黃旭華說。

當深潛成功的喜訊傳回武漢的719所,外表始終平靜的李世英突然放聲哭了,釋放出壓在心頭已經太久的“幾十個大氣壓”。

時隔三十年,黃旭華向記者講述妻子失聲大哭的往事時,依然淚眼婆娑。

“原來,她心頭的壓力比我還大。”黃旭華說。

原來,世間有一種“神仙眷侶”,不是不食人間煙火,而是同甘共苦、有難同當。

“404”艇和後續艇,成為我國第一代魚雷攻擊型核潛艇的定型艇。

從此,我國核潛艇的總設計師隨同首艇一起深潛,成了719所的“光榮傳統”。

後來也成為新一代核潛艇總設計師的宋學斌,年逾古稀還參加了新一代核潛艇的深潛試驗。

不久前,當黃旭華向記者講述“深潛”這段往事時,將自己的人生都歸結到他當時寫的那首詩裡:“我的人生都概括在那首詩的兩個字裡了,一個是‘痴’字,一個是‘樂’字。六十年‘痴’迷核潛艇,再艱難困苦也‘樂’在其中,所以能百折不回。”

“痴”,是初心進入極致的狀態;“樂”,是一種無我之我的大境界。在別人看來波瀾起伏、跌宕輝煌的人生,原來可以概括得如此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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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4月30日,黃旭華深潛歸來

第二章 千錘百煉,方成國之重器

1、“當無名英雄?小事情!”

曾經承載著無數中國人厚望的“401”艇,如今靜靜地停泊在青島的中國海軍博物館碼頭上。海軍博物館館長康海東告訴記者,閱盡40多年的大海波濤,“401”艇已經卸去了武備和核堆,完成了光榮的歷史使命。

它是中國核潛艇事業的第一座里程碑。它是當之無愧的大國重器。

大國重器,無一不源於民族自尊自強的偉大夢想。若無強國夢想,何來在“一窮二白”的條件下咬著牙鑄就大國重器的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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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海軍第一代魚雷攻擊型核潛艇英姿(鄭蔚攝)

時光回溯到六十年前,時任上海船舶工業管理局設計二處潛艇科長的黃旭華,突然接到去北京出差的通知。走進了海軍艦船修造部和一機部船舶工業管理局聯合組建的核潛艇總體設計組,他這才知道是“天字第一號”絕密工程選中了他。當時設計組只有29人,分為船體組,以及動力、電氣三個專業組。

黃旭華至今記得,報到時領導找他談話說了三條:一是“你被選中,說明黨和國家信任你”;二是“這項工作保密性強,這個工作領域進去了就出不來,即使將來萬一犯了錯誤,也不能離開,只能留在裡面打掃衛生,因為出來了就洩密了”;三是“一輩子出不了名,當無名英雄”。

黃旭華毫無猶豫。“一輩子出不了名,當無名英雄”,這與“黨和國家信任你”相比,算得上什麼啊?當年,他加入地下黨,不就是無名英雄嗎?“黨和國家信任你”,是那個年代的年輕人最為看重的榮譽,更與黃旭華本人的特殊經歷分不開。

黃旭華生於1924年2月,是廣東海豐縣田墘鎮人,排行老三,原名黃紹強。父親黃樹榖與母親曾慎其都接受過西醫教育,以診所和藥房懸壺濟世。黃樹榖是內科醫生,而曾慎其是田墘鎮上有名的助產士。黃旭華自幼記得,無數個夜晚,只要有人來敲門請母親去接生,母親總是放下一切拿起藥包就走。那時接生助產的費用,完全依產婦的家庭情況而定,給多少是多少。有些貧困家庭拿不出接生費的,她也從不計較,安慰產婦家人說,“沒關係,等孩子長大了,叫我一聲‘義姆’(方言:乾媽)就行。”就這樣,她老人家有了無數個“乾兒子”。1995年,老人家享壽102歲仙逝時,有幾十個連黃家人都不認識的“乾兒子”前來戴孝送行。

黃樹榖先生在當地行醫助學,頗具聲望。日軍侵佔海豐後,想借助他的聲望,威逼他當維持會長,被一口回絕。一日本軍官氣得把指揮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嚇得邊上的孩子哇哇大哭。曾慎其見狀急中生智,趕緊拿出一疊錢塞給領路的漢奸。漢奸貪財,與日本鬼子嘀咕了一陣才惡狠狠地離去。

父親的愛國情操和剛毅品性,母親的慈愛和豁達,都深深影響了黃旭華。少年的他,就參加了當地的民間抗日宣傳隊,在《不堪回首望平津》中扮演一名逃難的小姑娘。“我們演得特別認真,臺下看的人也很動情。演著演著,臺上臺下就越來越激動,抓到漢奸後,臺下無數的觀眾含著淚水一起高喊:‘殺!殺!’那時我就想,長大了,我一定要為國家做一點事情。”黃旭華回憶說。

1938年,黃旭華為了求學,翻山越嶺,整整步行4天才找到了為躲避日寇而搬遷到揭西山區的聿懷中學。但即便是在山區的草棚子裡上課,日機也常來偵察轟炸。日機一來,老師就拎起小黑板,領著學生鑽進甘蔗地或山洞裡。這從天而降的奪命炸彈,竟然是一個從小在漁耕社會長大的農村孩子最早見識的“現代化”! 這樣的震驚、恐怖、無助和悲傷,哪個少年學子能忘得了?

1939年夏天,黃旭華回到老家,正逢日機多次轟炸海豐。黃家的老屋就在海邊,黃旭華和他的兄弟妹妹站在屋頂上,一次次眼睜睜地看著天上日機五六架一群,依次從空中俯衝下來,把停泊在海邊的一艘艘漁船炸燬。

這炸彈的衝擊波徹底顛覆了他的人生。父母原來指望他們聰穎的三兒子長大後子承父業,黃旭華也很想學醫,但此時的黃旭華說:“學醫只能救人,我要救國。”

“我的人生,就是在日本飛機的轟炸聲裡決定的。”年已九十有四的黃旭華,一字一句地對記者說。

黃旭華於是決定將自己的原名“紹強”留給自己的二哥使用,給自己起名為“旭華”,寓意為:“中華民族必定如旭日東昇一般崛起,我要為中華民族的強大做貢獻。”

為求學來到廣西桂林後,他寫信告訴父親,自己將名字改為“旭華”。父親回信埋怨說,你們兄弟都是“紹”字輩的,你爺爺才是“華”字輩的,你怎麼能隨便改成爺爺這一輩的呢?

“我爺爺叫黃華昌,是個武秀才。國難當頭,他一定理解我‘匹夫有責’的心情,我就不改回去了。”他說。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在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還有什麼比這更大的事情!

當年,那些駕駛著現代化的飛機在中國的城市和鄉村上空肆意投彈掃射殺人無數的“大日本皇軍”,大概怎麼也想不到,他們原本以為用最現代化的殺人機器可以粉碎中國軍民的頑強抵抗和中華民族僅剩的尊嚴,卻讓中華民族自尊自強的信念更為堅定!

“當無名英雄,是小事情!”黃旭華風輕雲淡地說。

1956年年底,黃旭華因公出差廣州,順道回老家海豐田墘鎮三天,探望父母兄妹。

此後三十年,對父母而言,黃旭華只是一個會按月給他們寄生活費的神秘的北京信箱號碼。

“我的小學同學、中學同學、大學同學,從此都沒有聯繫了。此後三十年裡,他們不知道我,我也不知道他們。”黃旭華說。

大海都知道——黃旭華和他設計的核潛艇的故事

▲黃旭華和家人合影

2、“騎驢找馬

國無防不安。

上世紀五十年代,美蘇啟動爭霸世界的戰車。1954年1月,世界上第一艘核潛艇“鸚鵡螺”號在美國下水;1957年8月,蘇聯的第一艘核潛艇“列寧共青團”號也下水首航,這意味著美蘇兩國不僅形成了陸海空三位一體的核戰略格局,而且具備了第二次核打擊能力。

別以為有了原子彈就是核大國,有了核潛艇才是真正的核大國。今天世界公認的五個領先的核大國中,英法已經宣佈放棄陸基和空基核武器,只擁有海基核武器——核潛艇,作為核打擊和核反擊的大國重器。

1958年6月27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央原子能事業三人領導小組成員聶榮臻元帥向中共中央呈報了一份《關於開展研製導彈原子潛艇的報告》。兩天後,周恩來總理、鄧小平總書記分別對這份絕密文件進行了批示並呈送毛澤東主席。毛澤東籤批後,中國的核潛艇事業正式啟動。

鑑於當時中蘇兩國的關係,最初我國曾希望核潛艇事業也能得到蘇聯的支持和幫助。然而,無論是中方參觀蘇聯核潛艇工程,還是請蘇聯提供核潛艇的技術援助等要求,都遭到了蘇方的漠視和回絕,蘇方還提出了“成立聯合艦隊”“在中國建立與蘇聯核潛艇通信的長波電臺”等一些中國領導人認為無法接受的建議,被激怒的毛澤東留下了穿越時空的名言:“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

關於1959年秋天中蘇高層這次互不讓步的會談,赫魯曉夫在他名為《最後的遺囑》的回憶錄中寫道:“在我訪問中國期間,毛澤東曾經向我提出要幫助他們製造核潛艇,我對他這種異想天開只是一笑置之。”

赫魯曉夫先生當然可以對中國人的“異想天開”一笑置之,但中國人不,中國人從小學過一句成語叫“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更何況,中國人最初想造“兩彈一艇”也好,後來改為“兩彈一星”也罷,都是“逼上梁山”。

這“兩彈一艇”或者“兩彈一星”,都不是中國人發明的。1950年,我國的放射化學家楊承宗回國前,法國傑出的科學家約里奧·居里對他說,看見你要回國了,我有幾句話要告訴毛澤東主席。你們要保持和平,那麼你們必須反對原子彈。你們要反對原子彈,必須自己要有原子彈。

“同理,我們必須擁有核潛艇。我們只要還有一艘戰略核潛艇潛在海底,帝國主義就不敢按下核按鈕。”黃旭華說,“正是這個信念激勵著我們克服一切困難,一萬年太久,必須只爭朝夕地完成核潛艇的研製任務。”

但是,當時中國人誰也沒有見過核潛艇。之前,黃旭華雖是上海船舶工業管理局的潛艇科長,但當時蘇聯交由我國“轉造”的都是常規潛艇,而他在上海交大讀造船專業時學的是民船設計。

曾有人建議,將已經引進的蘇聯常規潛艇中間剖開,加一個核反應堆,但後來很快發現沒這麼簡單。“我們認為還是要從情報入手,從國外報刊資料的點點滴滴中尋找蛛絲馬跡,弄清核潛艇究竟是什麼。”黃旭華於是提出了他的“騎驢找馬”理論:“我們沒有馬怎麼辦?那就先騎上身邊的驢子找起來!核潛艇在任何國家都是絕對機密,要在文獻中發現有價值的材料非常不容易。所以我說,我們找資料既要用‘放大鏡’,沙裡淘金,追蹤線索;又要用‘顯微鏡’,去粗取精,看清實質;更要用‘照妖鏡’,鑑別真假,去偽存真。”

就在黃旭華他們艱難地摸索時,1960年年中,蘇聯突然宣佈中斷對中國所有的技術援助,還撤回了全部專家。當時,我國國民經濟又遭受嚴重困難,中央軍委提出了“兩彈為主,導彈第一”的原則,中央又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在經過了長達8個月的極為慎重的反覆醞釀後,1963年3月,中央對核潛艇做出了最後決策:在保留一部分核潛艇技術骨幹的同時,核潛艇的總體研製工作暫緩進行,習慣上說就是“下馬”。

“我當時聽到要‘下馬’,心裡確實不好受。但我堅信中國不能沒有核潛艇,所以我們終有一天會重新‘上馬’。好在我們也不是‘馬放南山’,而是從原來的‘快馬加鞭’變為‘厲兵秣馬,下馬牽行’。”黃旭華說,“我們保留了一部分技術骨幹,繼續進行核潛艇關鍵技術的研究和突破。”

那時,國家進入生活困難時期,伙食很差,一個人一個月也只有1斤肉、3兩油。大多數科研人員因營養不良而全身浮腫,而每個人的辦公費才8分錢。但即便如此,留下來的科研人員依然“不改其志”,啃著鹹菜窩窩頭搞科研。

“當時我們留下來的團隊中懂核的人很少,在‘下馬牽行’的日子裡,核專家就給大家上課,反應堆物理、熱工、自動控制、動力裝置等,就是為了讓大家儘快摘掉‘核文盲帽子’,等核潛艇重新上馬後可以快馬加鞭。”黃旭華說。

這段歷程重要嗎?重要的。人生和事業誰沒有個高峰低潮?落寞時更見人的意志和品性。從沒有系統學習過核工業、沒見過核潛艇的黃旭華和他的同事們,甘坐冷板凳,拼命地汲取新知識。當歷史再次向他們伸來機遇之手的時候,黃旭華他們的胳膊更有力了,思路更活躍了,胸懷也更寬廣了。

1964年1月,時任國防部長林彪簽署國防部任命書,任命彭士祿、黃旭華為國防部第七研究院第十五研究所副總工程師。

那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我國國民經濟也出現了全面好轉,核技術也逐步成熟,核潛艇的科研團隊得到了壯大。

大海都知道——黃旭華和他設計的核潛艇的故事

▲第一代核潛艇的四位老總聚於核潛艇前。左起:趙仁愷、彭士祿、黃緯祿和黃旭華(趙仁愷供圖)

1965年的春天,對黃旭華來說,是七院副院長於笑虹將軍的一個電話帶來的。還在春節裡,於笑虹就讓黃旭華和錢凌白到他家商量工作。黃旭華向他彙報了核潛艇研製的最新進展,於笑虹將軍讓他倆代表六機部向中央起草一個核潛艇工程應儘快上馬的報告。

那年春暖花開的時節,周恩來總理主持召開第11次中央專委會議,正式批准核潛艇研製重新列入國家計劃。

於是,北方那個“荒涼的半島”上,原已停工多年的核潛艇總體建造廠重又熱火朝天地開始施工建設。中央決定成立719所,黃旭華和尤子平擔任副總工程師。而719所正與核潛艇總體建造廠隔山而居。

3、水滴線型?水滴線型!

半個世紀前“荒涼的半島”,如今已是一座繁華的濱海都市。

我們的採訪車從核潛艇總體建造廠出發,沿著濱海公路前往當年的719所。車過燈塔山,只見夕陽點燃了遠處海平線上的晚霞,絢爛無比,所有人精神為之一振。

“那時候,我們幾乎每天下廠。要是趕不上一天一班的小火車,就只能自己走著去。中間要翻過那座山,山上風忒大。當地人有句俏皮話:‘咱這裡一年只刮兩場大風,刮一場就半年。’”黃旭華笑著回憶道。

年已古稀的柏喜林曾是核潛艇總裝建造廠的運行值班長,他回憶說:“那時每個人的糧食定量裡,一個月才1斤大米、2斤白麵,其它都是苞米麵和帶著糠的高粱米。那高粱米還是陳糧,做成高粱米餅子吃上去又苦又澀。它顏色是黑紅色的,所以幾個南方來的師傅管叫它‘豬肝’。”

曾在核潛艇總體建造廠擔任軍代表的楊連新至今記得,有一年春節將至,當地副食品商店門口喜洋洋地貼出一張大紅紙,上書:“歡度春節,每人供應紅方一塊”。

“紅方”是啥? 東坡肉嗎?

楊連新搖搖頭:“醬豆腐。”

可見當時物資匱乏的程度已經超出了今人的想象。

但人的幸福感真的不是和物質水平畫等號的。冀維新是清華大學1960級讀了6年的工程物理系高材生,清華畢業就直接上島。記者問年已77歲的他:“清華畢業沒有留在北京,直接分到東北這荒僻的半島上,您是怎麼想的?”

“高興啊。我家裡條件不好,是拿著國家給的18塊5的助學金才讀完清華的。工程物理系學的是什麼? 就是核工業,所以我覺得專業很對口,是報效國家的機會來了。你可能想不到,當時我們廠裡還有很多高幹的孩子,連耿飈的兒子都在我們廠裡幹啊。”老人家爽朗地說。

那一代知識分子,說起自己能上清華,都歸功於“國家培養”。“我們畢業時最看重的是什麼?是專業對不對口。最怕的是‘專業不對口’,只要專業對口都好說。”他說。

“我們從進廠起就接受保密教育,對外不能說我們是核潛艇總體建造廠的,只能說‘保密廠’。只要你說出‘保密廠’這三個字,別人就敬你一等。別人覺得你能在保密廠工作,一定是又紅又專、家庭成份還特別好的那種現在說來忒靠譜的人。”當年的那份自豪感,至今猶在。

半個世紀前,黃旭華家住的那棟望海寺903小紅樓還在,唯一的不同是樓下牆上多了一條廣告:“望海寺紅房子漁家小院”。

當年,黃旭華家住三樓,推窗見海。

李世英說,那時候,黃旭華太忙了,所以無論是單位分白菜或取暖煤,還是換做飯用的煤氣罐,都是她和大女兒黃燕妮兩人“螞蟻搬家”似地一點點扛上去的。煤氣罐重,母女倆只能四隻手一起抬,走一個臺階得歇一下,歇一下再上一個臺階。記者特意去那兒數了數,雖說是3樓,也足有30多級臺階。

“最艱難的是那次海城大地震,東北的2月份天還很冷,我一個人帶著女兒住在帳篷裡……”李世英說。

黃旭華在哪呢?他一直在忙著讓他揪心的事兒:

我國第一艘魚雷攻擊型核潛艇究竟採用什麼線型?1966年1月份,719所繪製的第一張圖紙畫的仍是在役的蘇制常規動力潛艇的那種普通線型。但黃旭華一直鍾情於水滴線型。早在1959年至1961年,他就和錢凌白在上海交大、無錫702所的水池裡做過無數次試驗。雖然因為水池不夠大,試驗的大部分結果只能定性、還達不到定量分析的要求,但已經證明水滴線型具有明顯的優勢。

為什麼水滴線型最好?

水滴線型核潛艇的設計靈感據說來自海豚,海豚是世界公認的海中游泳健將,它每小時可以遊40公里,短時間內的最高速度甚至可達百公里。有資料說,兩艘噸位和動力相同的潛艇,如果一艘採用水滴線型,另一艘採用常規線型,前者在水下的航速要比後者快16%。

“這是因為水滴線型的每個切面都是圓的,圓的周邊最短,與水的摩擦面積最小,所以水滴線型核潛艇在水下航行時,可以得到較高的航速和最好的穩定性;而常規潛艇因為經常要浮上海面充電,所以它採用和民船一樣的普通型線型比較合理,普通線型使它在海面航行時可以得到較快的航速和較好的操縱性。”黃旭華解釋說。

當年,美國是分三步走才實現從常規線型到水滴線型的過渡的,先造一艘水滴線型的常規動力潛艇“大青花魚”號,再造一艘常規線型的核潛艇“魟魚”號,最後造一艘水滴線型的核潛艇“飛魚”號。“從技術創新的角度看,這樣確實比較穩妥。但美國人已經走過的路,我們還有必要重複嗎? 就像偵察兵走了許多彎路,終於找到目標,我們還有必要重複他的彎路嗎?”黃旭華力主我們應當站在美國人的肩膀上直接上水滴線型。

而主張先採用普通線型的一方則認為,我們連普通線型的常規動力潛艇都沒有自主設計過,不妨先從普通線型入手,有了經驗再造水滴線型的核潛艇,這樣既能按時完成任務,也可規避可知的技術風險和不可知的政治風險。

第一代核潛艇的線型之爭最後傳到了聶榮臻元帥那裡。1966年12月7日,聶帥召集會議,聽取雙方意見後拍板說:“(第一艘核潛艇)不要採用常規潛艇的艇型,要重新設計,不然搞得‘兩不像’,又不像常規潛艇,又不像核潛艇。”

線型爭論終於塵埃落定,它成為“401”艇研製的七大技術攻關項目之一。

719所將這七大技術攻關項目稱為“七朵金花”。其餘的“六朵金花”是:核動力裝置——提供水下長期航行的能力;大直徑、高強度的艇體結構——核潛艇的使命大於常規潛艇,艙室和武器裝備也多於常規潛艇,因此核潛艇的直徑和排水量也遠超常規潛艇,其艇體的結構強度必然大於常規潛艇;遠程大功率水聲系統——先敵發現的利器,通過主、被動聲吶在海洋的各種噪聲中先發現和鎖定敵方潛艇;魚雷/戰略導彈系統——對719所來說,主要負責保障實戰時潛艇的姿態控制及操縱性能;綜合空調系統——不僅是製冷,還包括製氧、有害氣體的吸收和清除、淨化過濾等功能,事關船員的生命保障;慣性導航系統——這是水下隱蔽航行、不依賴外界條件精確定位的保證。

這“七朵金花”,在當時都是尖端技術。黃旭華對同事說:“大家不要怕搞不了尖端技術。美國的北極星導彈和阿波羅登月飛船,用的大多數都是常規技術,尖端通常不過是常規的綜合或者提高。綜合就是創造,關鍵是怎麼綜合見高低!”

常規的綜合,就是創建一個新系統,而系統的功能大於元件。黃旭華已經在用系統論思想來激發創新攻關!

4、都“豁出去了”

首艘核潛艇雖然選定了“水滴線型”,但黃旭華他們還真沒有親眼見過水滴線型的核潛艇是啥樣。

功夫不負有心人。那時,我國一對外交官夫婦在回國去機場途中,在一家超市購物時偶然發現了幾個孩子在玩一個鐵灰色的核潛艇模型。外交官當然知道核潛艇是尖端武器,就買了一個帶回國給孩子玩。有關方面無意中聽說了有這麼個玩具,就把它要來送給了719所。

巧合的是,當時六機部的一個外事代表團在香港中轉時,也在一家商店中看見了一個核潛艇的玩具模型。六機部自然知道我國也在研製核潛艇,也果斷地買了模型轉送719所。

拿到模型的黃旭華喜出望外。“這兩個都是美國建造的世界上第一艘彈道導彈核潛艇‘喬治·華盛頓’號的模型,大的那個導彈發射筒和各艙室還可裝可卸,做得很精緻。”黃旭華他們將這個模型反覆拆裝,測量、記錄、繪圖,結果證明他們之前對“401”艇的設計思路是正確的,這讓黃旭華的心裡更踏實了。

眼看“401”艇開建在即,黃旭華已經考慮到如此龐大的核潛艇艇體和如此繁多的各類設備,萬一裝不進怎麼辦、裝上了萬一不能維修怎麼辦?他和宋學斌商議,向當時的所長宋文榮提議,先用木頭建造一個與核潛艇大小1:1的實體模型,以及早發現問題,改進設計,指導施工。

這個投資300萬元建造的“木核潛艇”,匯聚了上萬件設備和艙室的模型,幫助發現和解決了大量諸如總體佈置、設備安裝、管線走向、耐壓殼體上1000多個開孔及管道緊固件的位置等問題,核潛艇總體建造廠可以據此繪製全套的施工圖,核潛艇的總體施工設計和建造安裝一次成功有了保障。

但風雲突變,“文革”來襲。1966年底的一天,黃旭華正在北京的京西賓館參加核潛艇工程協調會,719所的“造反派”竟然衝進會場,將他押回單位進行批鬥。

三十年前,作家祖慰在他的報告文學《赫赫而無名的人生》中,記下了“文革”期間黃旭華被當時主政719所的軍宣隊審訊的往事:

審問者:“你說你不是打進交大地下黨的特務,這可能嗎?你家是工商業兼地主,怎麼會提著腦袋去幹地下黨,你這不是冒死把矛頭指向你自己的家嗎? 天下哪有這樣怪事!”

黃旭華:“中央領導人中,有不少出身於地主資本家的,他們為什麼會背叛家庭鬧革命?!”

審問者:“你———你竟敢和中央領導相比,罪該萬死!中央領導是什麼人? 你是什麼人?”

黃旭華:“都是人,都是共產黨人!”

審問者:“你說你不是特務,那你交待出每次上街遊行右面是誰?左面是誰?”

黃旭華:“你能記得二十幾年前你在上學時每次出操左面是誰和右面是誰嗎?”

“你———你這個特務!只配吃兩顆花生米(即子彈) !”這“花生米”三個字,卻道出了他的性格剛烈的一面。確實,他要是認準了的事,吃“花生米”也是不讓的。那回答,不是軟性的語言流,全是他吐出來的一根根不可折的合金鋼條!

這真是蠻橫遇見了剛強。

黃旭華確實是交大的地下黨,“我剛入黨的時候,其實對黨的理解還很膚淺。”黃旭華說。

那時有一首來自解放區的歌《山那邊呦好地方》,黃旭華很喜歡,他經常組織“山茶社”的同學唱這首歌。不久,有個同學悄悄來問他:“你覺得共產黨怎麼樣?”黃旭華回答說:“好啊。‘山那邊呦好地方,一片稻田黃又黃。你要吃飯得做工,沒人給你做牛羊。’‘山那邊’沒有剝削壓迫,老百姓勤勞致富,人人有飯吃,當然好啊!”

這也許是對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最樸素本真的理解吧。

黃旭華就這樣加入了地下黨。當時他們嚴守單線聯繫的紀律,所以即使在上海解放前夕英勇犧牲的學生黨員穆漢祥就住在他隔壁的宿舍,開始他也並不知情。

1949年4月下旬,在國民黨從上海敗退前的大逮捕中,黃旭華機智脫險,而穆漢祥不幸被捕遇難。

“其實,國民黨大逮捕前4天,我們就得到消息,但躲了兩天後發現怎麼沒有特務來抓人?後來才知道,是因為當局欠薪太多,特務拿不到錢罷工了,大逮捕也就推遲了幾天。特務衝進交大抓人的那晚,我剛要睡覺,就聽見外邊響起一陣陣機關槍聲,我一個激靈從床上跳起來,高興壞了,我想‘是解放軍打進來了!’就衝了出去,沒想到對面來人喊‘不許動!’我這才反應過來,趕緊往回撤!”

機智的黃旭華沒有跑回自己的寢室,而是躲進了西齋一樓走道盡頭的公用洗手間。他聽見幾個特務在說:“媽的,三個寢室人都跑光了!”

過了一會兒,一個同學悄悄告訴他,三樓已經被特務搜查過了,現在特務正換崗,樓梯口沒人,他可以躲到三樓去。黃旭華衝到三樓,見有一間宿舍的門開著,立即閃身進去。

第二天晚上,在地下黨的幫助下,黃旭華換上禮帽長衫,坐著交大總務長的車離開了被特務嚴密監控的交大。

而穆漢祥因擔心還有工作尚未交代,兩天後返回交大,不料被潛伏的特務抓住。他堅貞不屈,最後在龍華犧牲。

“上海一解放,我就和同學一起去龍華找被特務槍殺的穆漢祥的遺體。那裡,烈士的遺體很長一排,有幾十具,因為時間太長已經無法辨認了。”黃旭華沉痛地說,“聽說,後來是根據穆漢祥曾經在聲援同濟學生遊行時被國民黨騎兵用刀砍折了門牙這個特徵,才確認了他的遺體。”

穆漢祥的紀念碑至今仍矗立在上海交大徐匯校區的綠樹叢中。

而這次機智的脫險,卻成為黃旭華在“文革”中被審查批鬥的重點:“誰知道你是不是真的躲進了三樓一間宿舍而沒有被特務抓住?”

幸好真有人知道。出來證明黃旭華躲進那間宿舍的人,就是後來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的李鍾英。他也是地下黨,對前來外調的造反派說:“黃旭華確實躲在我的房間裡,特務沒有抓到他。”

造反派無功而返,又理屈詞窮,對黃旭華無計可施,只能勒令他去養豬。

大女兒黃燕妮回憶說:“我爸下放養豬時,養豬場就一個灶頭一口大鍋。每天早晨煳一大鍋紅薯,像樣點的紅薯我爸挑出來自己當飯吃,剩下的就都餵豬。”

但如今,黃旭華說起往事,卻對當事人充滿了寬容和善意:“其實,他們中的大多數也不是壞人,只是當年被‘四人幫’那一套洗腦了。他們中的不少人還是很同情我的,常有人偷偷跑到養豬場給我通風報信:‘明天要批鬥你了,你不要緊張,就是說你什麼事,你要有個思想準備。’”

弘毅而又寬厚,正是黃旭華的品格。

但“文革”帶來的混亂愈演愈烈,各地工廠和科研單位紛紛停工停產,送來的設備質量也無法保證,核潛艇的建造陷於停滯。頂著“用生產壓革命”的“政治帽子”,國防科委核潛艇工程辦公室負責人陳右銘和汪祖輝等同事商定,借鑑原子彈試驗時中央軍委下發《通知》的方式,起草一個《特別公函》,上報了國防科委。國防科委副主任劉華清立即送呈聶榮臻元帥,聶帥當即以中央軍委名義簽發全國,強調建造核潛艇“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批准的一項重要的國防尖端技術項目”,要求各有關單位“以‘只爭朝夕’的革命精神,保時間,保質量,圓滿完成任務,奪取文化大革命和科研生產的雙勝利”。

“正是這把‘尚方寶劍’才保證了核潛艇建造的順利進行!”黃旭華說。

因為有這把“尚方寶劍”鎮著,造反派才不敢把所有的科研人員統統關進“牛棚”。更滑稽的是,當“401”艇遇到難題時,造反派的頭面人物也知道擔不起責任,只能跑到豬圈來硬著頭皮求教黃旭華。於是出現了荒唐的一幕:黃旭華在豬圈和設計室、建造廠之間來回跑,今天是“豬倌”,明天是“設計師”,後天又是“臭老九”,來回折騰。“401”艇的建造雖然磕磕絆絆,總算沒有停止。

多年後,聶帥的女兒聶力問父親:你當時為何如此大膽簽發這份《特別公函》?

身經百戰的老帥只吐了四個字:“豁出去了!”

大海都知道——黃旭華和他設計的核潛艇的故事

▲黃旭華拜訪聶榮臻元帥

第三章 讓彈道導彈“飛起來”

1、總Mx÷總G=Xg(船的縱向重心)

黃旭華還在交大求學時,辛一心老師就講過一個故事: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造船專業的學生畢業時,學校要給每人贈送一枚戒指,上面刻著一個公式:“I/ⅴ”,“I”表示的是慣性矩;“ⅴ”指的是體積。它以此提醒學生造船第一要考慮的就是船舶的穩性。

在研製核潛艇時,黃旭華也給參研人員講了這個故事,然後總結說:我們核潛艇的穩性設計要保證“不翻、不沉、開得動”。但卻有人不以為然:“這不翻、不沉、開得動,誰不懂啊,還用說嗎?”

輕視常識的人,不幸的是他的底氣常常來自不知常識的輕重。我國造船業剛起步建造現代化軍艦時,就曾發生過新造的艦艇“頭重腳輕”,結果一下水就翻沉的事故。

更何況,這是造核潛艇。記者感興趣的是:設計核潛艇與設計水面艦艇相比,有什麼不同和特殊要求?

黃慶德給記者科普了一把:

按照流體靜力學裡最基本的阿基米德原理,放在液體中的物體受到向上的浮力,其大小等於物體所排開的液體所受的重力。一艘5000噸的船,它的排水量就是5000噸。如果它的體積沒有變化而自重增加了500噸,那麼船的吃水更深一點就解決了,排水量為5500噸,重量和浮力又達到了平衡。但潛艇和水面艦艇不同,潛艇的耐壓殼體是固定的,也就是艇體的浮容積是固定的。如果潛艇的前部超重了,潛艇就會艏傾;潛艇尾部過重,就會艉傾;側向的左右哪一面過重了,潛艇的穩性就會被破壞,造成側翻打滾。艏傾、艉傾和側傾過大,都會造成潛艇沉沒。

719所總師辦主任黃文華告訴記者,潛艇的設計是從潛艇在水中的懸浮狀態開始設計的,不是從它在水面的狀態開始設計的。懸浮狀態,就是潛艇的重力和浮力在水中得到平衡的狀態。如果浮力太大了,潛艇就潛不下去了;如果重力太大了,就可能即使把水艙的水都排空了它也浮不上來了。只有重力和浮力得到平衡了,潛艇才取得了在水下的前後、左右和上下“六自由度”航行的能力。

這道理好像不太難懂,可設計起來絕非易事。首先,設計師要算出潛艇的重心和浮心,重心和浮心兩者還必須縱向垂直。

黃慶德和黃文華繼續科普:那怎麼才能算出潛艇的重心?那先要算出艇的力矩。

已知:G:潛艇上的每一塊鋼板或每臺設備的重量

Lx=它與潛艇座標原點的縱向距離

M=(Mx,My,M“)力矩(單位:噸米)

那麼,算出縱向力矩的公式為: G×Lx=Mx(單位:噸米)

然後將所有的G和所有的Mx分別相加,就得到了總的G和總的Mx,於是就能算出潛艇的縱向重心: 總Mx÷總G=Xg(潛艇的縱向重心)

我們知道在一個二維的平面上要確定一個點的座標,必須知道它在X、Y軸上的數值,而潛艇的重心座標則必須是三維立體的,所以它還有一個垂直方向的縱軸Z,所以: 總My÷總G=Yg(潛艇的橫向重心)總M“÷總G=Zg(潛艇的垂向重心)

同理,可以求得潛艇的浮心座標(Xb,Yb,Zb)。

一艘懸浮於水面下的潛艇,要保持其正常姿態,艇的重心和浮心位置,必定是位於一根垂直於水平面的鉛垂線上,即艇的重心和浮心的縱軸、橫軸座標相等,垂向位置有一個高度差值,即:Xg=Xb Yg=Yb Zb-Zg=△ 其中,△>0為一個設計值。

一艘核潛艇有上萬個部件,包括鋼板、設備、管線等等。那時,設計人員沒日沒夜地用算盤算的就是這上萬個部件的加減乘除,從而確定整個潛艇的重心和浮心。錯了一個數值,潛艇的重心和浮心就全錯了。

更多的情況,不是他們算錯一個數值,而是配套廠家送來設備的重量、大小與原來訂貨時相距太遠,那就必須將所有數字都重算一遍。

僅此而已嗎?黃慶德說:“就連艇上一個艙配置幾名艇員,幾名艇員大致的體重,以及潛艇攜帶的淡水、食品等等,都在計算範圍之內。”

算出船的重心和浮心後,還要看它倆是不是在同一條垂直於水平面的垂線上,如果相距太遠,則必須調整。

船的重心和浮心應該相距多少? 這直接關係到潛艇的穩性。在“401”艇的穩性設計上,黃旭華提出控制在浮心之下一定的數值比較合適。如果小於這個數值,潛艇的穩性就差,危險性增大;如果大於這個數值,穩性固然更好,但以當時的設計、施工能力而言,難度又太大。

老專家錢凌白認為,黃旭華提出的這一數值的穩性值是實事求是、客觀科學的。老專家宋學斌告訴記者,我國後來幾代核潛艇的穩性設計都比較好,均得益於黃旭華最初提出的穩性設計思想。

2、45000張秘密圖紙

記者終於理解了為什麼核潛艇設計這麼難,而計算又如此繁重。

“現在有了計算機,只要把數字輸進去,一個軟件一下子都算好了。當時我們只有算盤和計算尺,後來才有了手搖計算器,”黃旭華說,“但是即使現在有計算機,最原始的數據錄入,依然要人一個一個輸進去的,同樣一個數據都錯不得。”

當年只有算盤和計算尺的黃旭華他們,經常為得到一個正確數值而組織三組人馬同時計算:如果三組人的計算結果都一樣,那OK,通過;只要三組數據有一個不同,就必須重算,必須算到三組人得出的是同一個數值。

計算之難,還因為設計時很多配套的設備尚未研製完成。更何況,“文革”導致的企業生產管理形同虛設,設備粗製濫造十分常見,一臺設備運進廠裡,才發現原來說是七八百公斤的,現在1噸多重了。只要一個數值變化,所有的重心、力矩都要從頭算過。

黃旭華髮現,核潛艇的重量和浮容積很難控制。沒等潛艇造完,在施工中很快就發現全艇總重量將超重近200噸,核潛艇面臨著超重、重心無法確定、無法平衡下潛的問題。

黃旭華找到所長宋文榮說,要解決好這個問題,必須把錢凌白“解放”出來,因為這個總體設計和初步設計就是錢凌白主持完成的。之所以說“解放”,是因為錢凌白那時還被關在“牛棚”裡隔離審查。在一個賣友求榮、落井下石時有所聞的年頭裡,一個剛剛走出豬圈的“臭老九”竟然提出要“解放”另一個關在“牛棚”裡的“臭老九”,不能不說這是需要大無畏的政治良心的。更何況錢凌白的父親錢俊瑞當時還關押在秦城監獄裡。直到1975年,曾先後擔任教育部、文化部黨組書記和副部長的錢俊瑞被釋放後,錢凌白才知道他父親曾經和彭德懷關在同一個監室裡。

宋文榮就拿著“尚方寶劍”去找造反派要人,也鑑於錢凌白自身的清白,造反派只能“解放”了他。錢凌白少年時就參加了新四軍,也是老革命,1954年留學蘇聯列寧格勒造船學院潛艇設計專業,是719所頂尖的技術骨幹。黃旭華、尤子平和他反覆研究,並吸取了其他設計師的意見,終於想出了控制潛艇的總重和穩性的多項措施。其中一條就是“斤斤計較”,採用最古老又最管用的辦法,在施工時,所有設備、管道、電纜上艇都要稱重備案,安裝完畢切下的邊角廢料、剩下的管道電纜拿下艇時也要過秤,並從總重量中扣除。

如今走進“401”艇,就會發現核動力艙的過道是舷側佈置的。而美、蘇核潛艇核動力艙的過道都在核島的上部,那為什麼改用舷側佈置呢?錢凌白說,最初我們也打算將過道設在上部,因為核潛艇採用的是兩次屏蔽,第一層屏蔽是核堆,第二層屏蔽是核動力艙的艙壁。為解決穩性問題,採用了舷側走道的方案,艇的穩性指標也相應得到了提高。

“401”艇最後總裝完畢,實測下來重心與原來的設計基本一致,海軍對此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當年的老同事,至今非常懷念與黃旭華一起攻關的日子,感激他“還為我國的核潛艇事業帶出了一支隊伍”。

尊重每一位科研人員的貢獻,充分發掘大家的智慧,在智慧的“眾籌”中激盪創新,是黃旭華的創新智慧。祖慰在《赫赫而無名的人生》中對此作了精彩的描述: 每次開會,他提出個問題,像籃球教練裁判一樣,把球往上一拋,挑起兩隊激烈交鋒。

但是,他不像籃球裁判,老在那裡吹哨,懲罰犯規者,判定得分;不,他不“吹哨”,在創造性思維領域裡,無規則就是規則,無犯規一說。他希望雙方爭得越激烈越好,這樣,雙方的智能就能發揮到高峰值。他不判誰的這個意見對和那個意見錯,因為他只要一判得分,就一錘定音,爭不下去了。他只是聽著,像他平常聽貝多芬的交響樂一樣,凝視聽著。不,不是凝神,而是激越地聽著。他的臉上,保持著永恆的微笑,嚴守中立,內心卻處在高能激發態,自始至終投入激烈但又無聲的論戰。

——這就是他與同事們組成的頭腦網絡的一種模式。憑這,他的大腦成為決策的終端輸出。他最後拍板,制定出一個又一個的設計方案。他的拍板不是用“我的意見如何如何”來表達,而是一種新型的“網絡式”表達。他總把自己的意見與儘可能多的意見銜接起來,成了這樣的獨出心裁的表述式:

“根據某某的意見的啟示,我這樣想……”

“我贊成某某意見的某一提法,發展成了這樣的想法……”

“某某的批評意見告訴了我們不能做什麼,或者說告訴我們能夠做什麼的分寸……”

呵,每個人輸出的信息都與他的信息形成了網絡,每個人都在他拍板的定案中找到了自我,這就會激發出大家更多的熱情和更大的智慧。

每次拍板之後,他還要加幾句獨具個性的補白:“在沒有決定之前,大家說什麼我都歡迎,罵幾聲都無妨。但是,一旦定了,我請求大家不要再動搖我的決心。幹對了,沒有說的;幹錯了,我當總師的承擔責任。”

黃旭華帶領719所的核潛艇設計專家團隊,從最初的方案論證開始,到方案設計—初步設計—技術設計—施工設計,他們總共畫了多少張圖紙?

“我知道他們719所的專家總共為‘401’艇畫了45000張設計圖紙。如果把它們一張一張連接起來,大約有30公里長!”行業的一位資深專家透露說。

45000張秘密圖紙!

3、“千千萬萬普通人最偉大”

曾任核潛艇總體建造廠軍代表的楊連新說:第一代核潛艇上的每一塊鋼板、每一臺設備的零部件都是中國原創原裝,使用的材料有1300多個規格品種,裝艇設備、儀器儀表多達2600多項、46000多臺件,電纜有300多種,各種管材有270多種。全國共有2000多家工廠、研究單位、大專院校、軍隊單位參與了核潛艇的研究、設計、試驗、試製和生產,涉及24個省、市、自治區和21個國家部委,其規模之大在中國造船史和軍工史上都是空前的。

核潛艇是中華民族聚合力的結晶,是這一民族聚合力創造的奇蹟。

自從核潛艇工程於1965年3月重新啟動,到1970年年底“401”艇下水,不過5年多時間。

黃旭華至今記得在“401”艇正式交付海軍的儀式上,錢學森激動地說:“毛主席說‘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現在不是一萬年,不是一千年,不是一百年,也不是十年,我們就搞出來啦!”

坐在一旁的黃旭華百感交集。核潛艇是他的理想,1945年他因優異成績取得中央大學航空工程系保送資格,稍晚又接到上海交大造船工程系錄取通知書。從小的大海情結、工業救國的理想,讓他毅然選擇了上海交大。交大求學期間,他加入地下黨,走上革命道路。在中國核潛艇事業的“元年”受命入列,3年後海軍司令員肖勁光、政委蘇振華任命他為國防部第七研究院副總工程師,他內心十分感激組織的知遇之恩。

“那時,我父母的成份被劃為‘工商地主’,實際上我父母只有一點薄地餬口。”黃旭華說,“核潛艇是絕密工程,當時很多年輕有為的同志因為‘成分問題’,被迫離開這個崗位。而組織上這麼信任我,我也很珍惜這份信任,我要在這個崗位上為國家做出最大的貢獻,這就是我的理想。”

為了核潛艇,黃旭華30年沒有回老家。1961年12月,父親黃樹榖仙逝,黃旭華都沒能送上父親最後一程。“我心裡很難過,我也想回家去送送老父親。但我知道這項工作的保密紀律很嚴,雖然我知道如果我提出來,組織上是一定會批准讓我去的,但這會讓組織上為難。我身上帶的‘密’太重大了,當時的研究任務又這麼重,我只能打消了這個念頭。”

停頓了一會,他說:“我忍著。”

三十年沒有回老家,他的8個兄弟姐妹難免對他有所埋怨。

1985年3月,他的二哥黃紹振病逝,享年65歲。因工作繁忙,他也未能回老家相送。

直到1987年第一代核潛艇的保密程度出現了些微的鬆動,作家祖慰才在那年《文匯月刊》的第二期發表了長篇報告文學《赫赫而無名的人生》,講述了一位核潛艇總設計師為中國核潛艇事業隱姓埋名三十年的事蹟。黃旭華把這期《文匯月刊》寄給母親,這篇文章雖然全篇沒有提到“黃旭華”三個字,但寫了“他妻子李世英”,老母親知道這是她的三兒媳,文章尚未讀完,老人已經淚流滿面。讀罷,老人把其他的子女都叫到身邊說:“三哥正在為國家做大事情,你們從此不許說三哥的不是。”

黃旭華的妹妹後來告訴三哥,此後,每當老母親想念老三了,就把這本《文匯月刊》拿出來反覆閱讀。每讀一次,都雙淚長流。

知子莫若母。母親為他深深自豪。

黃旭華直到1986年11月出差到深圳大亞灣核電站,才首次回到闊別三十年的廣東老家。母親已經從一位硬朗幹練的六旬大媽,成為白髮蒼蒼、望穿秋水的93歲的老人。

黃旭華在廣東肇慶陪伴老母親三天後,即告辭回所。

“我母親100歲時,依然生活自理。我愛人要為她洗衣服,她不讓。她每天洗衣、掃地、澆花。不讓家人插手。”黃旭華說。

1995年,曾慎其老人享壽102歲去世。彌留之際,還對黃旭華的弟妹說:“三哥的事,大家要理解。”

每當說起鑄造國之重器的大師,如“兩彈一星”的元勳王淦昌、彭恆武、程開甲、郭永懷、朱光亞、鄧稼先、陳能寬……我們心中就充滿敬意。其實,為之付出犧牲的還有更多的普通人,就如黃旭華的父母兄妹,中國這樣的普通家庭何止成千上萬! 他們無名如沙礫、沉默若黃土、平凡似溪流,卻是哺育和支撐中華民族挺起的脊樑的血肉。誠如習總書記所言,“千千萬萬普通人最偉大”。

黃旭華說:“自古忠孝難以雙全。一個人對國家的忠,就是對父母的最大的孝。”

採訪時,記者問宋學斌:您有沒有見過黃旭華髮火? 他說,沒有,但很多人都知道黃旭華哭過。那是在老同事閔耀元的追悼會上,他失聲痛哭。別人問他為什麼哭?他說閔耀元對第一代彈道導彈核潛艇的貢獻太大了。

我國第一代彈道導彈核潛艇在總體設計時,他們曾看到國外有一份資料說,為了在發射彈道導彈時保持艇體的穩定姿態,美國人在核潛艇上安裝了一個65噸的大陀螺。這到底是真是假?要增加這麼大一個傢伙,核潛艇就要增加一個艙室,黃旭華也拿不準,就把研究任務交給了閔耀元、陳源和沈鴻源團隊。經過他們翔實的科學論證,證明核潛艇根本不需要裝這個巨型陀螺。黃旭華說,當年如果沒有閔耀元他們的科學論證,我也不敢拍板。後來事實證明,美國戰略導彈核潛艇其實也沒有裝這個大陀螺。

陳源說,黃旭華是個對同事有真感情的人。現在企業一般的追悼會誰主持、誰致悼詞、誰出席,都按級別有一定之規。但黃旭華不是這樣,所有當年一起搞核潛艇的老同事的追悼會,無論什麼職務、什麼級別,他這個中國工程院院士都去參加。

“大家都是一起苦過來、一起為核潛艇拼過的人啊。”黃旭華說。

4、“馭龍直上九重天”

彈道導彈核潛艇才真正是大國地位的象徵。

1988年9月25日,我國第一艘彈道導彈核潛艇將潛射“巨浪1”導彈。

核潛艇發射彈道導彈,人們首先想到的也許是導彈的飛行距離、分導突防能力、命中目標精度等等與導彈有關的問題。

但“巨浪1”是潛射彈道導彈,它的發射與陸基彈道導彈“東風 5”的發射狀態截然不同。潛射彈道導彈自身重達幾十噸,發射時會對核潛艇產生什麼影響? 潛射導彈打得準不準,怎麼打,都離不開核潛艇性能的支撐。

“黃旭華關照我們:我們做核潛艇總體設計的,一切性能都要從滿足海軍的實際戰鬥需要出發。”宋學斌說。

潛射彈道導彈,對核潛艇是一個嚴峻的考驗。首先,準備階段,當核潛艇接到發射命令後,先要打開平時緊閉著的導彈發射筒艙蓋。這時雖然艙蓋打開了,但必須保證海水不能灌進發射筒,必須有一層軟蓋將海水和導彈隔離,這層軟蓋必須足以承受海水的壓力,但又不能太厚,太厚了會增大彈道導彈出水的阻力。

其次,發射階段,這時候整個核潛艇必須保持前後左右的平衡狀態,艇身既不能艏傾也不能艉傾,否則“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發射時的穩態事關彈道導彈的精度。

三是發射後,核潛艇自身的平衡必須迅速恢復。一枚彈道導彈重達幾十噸,發射時雖然是二次點火,但用高壓燃氣將導彈推出發射筒時,仍會產生巨大的後坐力,同時海水瞬間就會灌入發射筒,核潛艇的重心和浮心瞬時發生極大變化,所以如果不能及時“補重”調整,核潛艇就有“失穩”的可能。一旦失穩,第二枚彈道導彈就無法及時發射了。

“我們必須根據海軍同志提出的要求,滿足核潛艇在最短的時間裡,恢復再次發射的能力。”黃旭華要求宋學斌說。

“我們的彈道導彈核潛艇能否充分滿足實戰的發射需求?”記者簽過保密協議,不能打聽核潛艇的具體技戰術指標。

黃旭華笑了,“海軍提出的發射‘巨浪1’的方式,我們核潛艇都能滿足。”

那天,彈道導彈核潛艇在艇長杜永國指揮下,在指揮艙裡的機電長高德海將核潛艇穩穩地下潛至預定的發射深度。

發射時刻一到,杜永國一聲令下:“點火!”高德海傳令:“點火!”

導彈艙裡的發射手迅速按下發射按鈕。“巨浪1”裹著巨大的白色水霧從海中躍起,畫面極為壯觀。

杜永國通過潛望鏡觀測到“巨浪1”在空中二次點火,飛向藍天,“導彈出水,運行正常!”

“我們的‘巨浪1’採用的是‘水下發射、水上點火’的方式,當高壓燃氣將導彈推出水面時,我們艇上人員都聽到一聲轟響,艇輕微地震動一下,略微下沉,很快就恢復了平穩。”那時在核潛艇上參加技術保障任務的錢凌白告訴記者,“大家都寬慰地舒了口氣。潛艇輕輕地關上了發射筒蓋。”

“巨浪1”幾秒鐘後就消失了,藍天上只留下白色的尾跡。

彈道導彈核潛艇上的無線電兵不斷地向杜永國報告指揮部傳來的消息;“第一級發動機脫落”“第二級發動機點火”“第二級發動機脫落”“測量船已經測到再入艙,飛行正常”“再入艙正中指定目標!”

正在迅速駛離發射陣地的核潛艇裡一片歡騰!

“巨浪1”的研製成功,我國著名火箭專家、核潛艇彈道導彈運載火箭的總設計師黃緯祿居功至偉。

測試儀器顯示,核潛艇發射彈道導彈時,艇體在行駛中的位置偏差、搖擺角、升降角、偏航角都接近於零,艇體姿態近乎完美,證明了我國第一代彈道導彈核潛艇設計得非常科學,滿足了潛射彈道導彈的各項要求。

作為發射“巨浪1”試驗首區副指揮長的黃旭華,在祝捷大會上即席賦詩一首:

“奮發圖強奇功堅,苦戰告捷喜開顏。騎鯨日遊八萬裡,馭龍直上九重天。”

大海都知道——黃旭華和他設計的核潛艇的故事

▲黃旭華(右一)拜訪劉華清(中)上將

>>>記者手記:出走一甲子,歸來仍如初見

黃旭華獻身中國核潛艇事業整一個甲子了。

今天,身為中船重工719所名譽所長的他,敬終如始,依然在為我國核潛艇事業的未來出謀劃策。

每天早晨,只要不外出開會,他都會出現在719所的家屬院裡,打一套兼具楊氏太極和陳氏太極特點的“太極長拳”。上午上班時間,他會準時出現在他的辦公室裡。但他總是謙遜地說,現在,他只是新一代核潛艇研製團隊的“啦啦隊”,偶爾客串一下“場外指導”。

楊連新與黃旭華很熟悉。他說,這位總設計師是性情中人,感情豐富而細膩。2006年,他去黃老辦公室,說起希望收藏黃老當年設計核潛艇時用的算盤。黃老用商量的口吻對他說:“這算盤是我老岳母送給我的,我先徵求一下她老人家的意見,再給你行嗎?”說到“老岳母”時,黃老眼含淚光。半年後,黃老從武漢進京開會,特意帶來了這把刻著“旭華”兩字的算盤。他還在包裝算盤的大牛皮紙袋上親筆寫道:“核潛艇工程1958年開始探索直至1965年正式上馬使用過的算盤。”

作為第一代核潛艇總設計師的黃旭華,每次單位評技術職稱時他都不申報“高級工程師”,總是把機會和指標讓給下屬。直到1988年,上級都看不下去了,才指定同事代他申報高工。記者問錢凌白是否真有此事? 錢老說:“沒錯,黃院士的申報材料就是我代寫的。”

說起黃旭華的家庭,作家祖慰讚不絕口:他的家就如“人間淨土”,真是太可愛了。黃旭華很有音樂天賦,會口琴、揚琴和小提琴,在繁忙的工作之餘,他們夫婦倆和三個女兒會一起開個家庭音樂晚會,精神生活非常豐富。有一年春節,年過半百的黃旭華和女兒們一起放鞭炮,黃旭華隨手拿個空罐子蓋在鞭炮上,鞭炮炸響,鐵罐一蹦老高,大女兒黃燕妮笑彎了腰:“爸爸,過了年就把你送到託兒所去!”

像所有的父親一樣,黃旭華對女兒的愛難免有些“寵”的成分,但卻從不逾越規矩的底線。從1982年6月至1986年年底,他當過四年半的719所所長,雖為“一把手”,但他嚴守所規。她的大女兒是通過公開招聘考進719所的。

對別人稱頌他為“中國核潛艇之父”,他一概否認。說他“隱姓埋名”,他說:“我們這個行業隱姓埋名的專家太多了。”

記者問中船重工董事長鬍問鳴:“黃旭華他們白手起家開創核潛艇事業時,提出的‘尖端乃常規之合’的科研思路,對我們今天走中國智造的創新之路,還有沒有借鑑意義?”

胡問鳴說:“黃總提出的是尖端與常規、創新與傳統的哲學關係,揭示了從基礎研究到高精尖的發展規律,是有永恆的指導意義的。雖然現在的科研條件已與當年今非昔比,但老一輩科學家提出的創新思路仍沒有過時。我們跨進新時代的新一代造船人,將繼續腳踏實地、埋頭苦幹、深耕基礎、加強積累,一步一個腳印努力踐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為國家富強鑄造出新的國之重器。”

記者問:“能告知我國新一代核潛艇的總設計師是誰嗎?”胡問鳴笑而不答。依然是隱姓埋名。

時光荏苒,甲子滄桑。回首往事,黃旭華說:“我從中國核潛艇事業開創的第一年起,為他服務了六十年,這讓我很自豪。”

他在“日本飛機的轟炸聲裡”鑄就的初心,依然未改。

正是這“轟炸聲”始終在提醒他“從哪兒來、往哪兒去”:唯有國家富強,人民的幸福才有保障。對他而言,這是再明瞭不過的道理。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習近平總書記說,“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

六十年來,正是這初心和使命,激勵著黃旭華痴迷核潛艇事業。無論是曾經啃“豬肝”一樣的高粱餅子,還是被“勒令”餵豬,任何艱難曲折都動搖不了他內心的定力,可謂堅忍不拔。

“國家也好,家國也罷,有國才有家。”黃旭華說。這就是大國重器和他的設計師的故事。

都說中國核潛艇是“定海神針”。六十年過去了,大海里發生的故事,大海一定知道。

大海什麼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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