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18日，三联生活周刊·松果生活联合北京SKP举办了一场名为“陈寅恪会几种外语：语文学与他的时代”的主题沙龙，活动特邀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沈卫荣、《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曾焱以及《三联生活周刊》主任记者刘周岩共同讲述关于陈寅恪的种种。
本期推送，我们选取了沈卫荣和刘周岩的部分精彩内容以飨读者。文章较长，建议转存阅读。
沈卫荣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很多人对陈寅恪名字中的“恪”字读音很好奇，在开始正式分享前，先给大家讲个故事。
2000年初，我在哈佛当访问学者时，燕京图书馆刚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箱子，里面装的是与陈寅恪有长期合作的俄罗斯学者钢和泰先生的私人档案，其中我见到陈寅恪先生给钢和泰的一张便条，其中的签名是“yin-ke”，所以我一直以为“恪”字应该读“ke”。但是，不久前在北京大学开完陈寅恪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后，我跟陈老的女儿等与会代表一起吃饭，席间有人向她询问了读音的问题，她回答说，她家中从来没人念ke，都是读que。所以这个问题可能还是一个语文学的研究课题。
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是，陈寅恪回国担任清华国学院导师前既没有获得过任何学位，也没有发表过任何著作，为何已经是一名世人公认的知名学者？对此我也一直纳闷，其中原因大概很多，比较重要的或有三点，首先他出生于世家，他的家庭非常有影响力。其次，他是一个随性做学问的人，这正好应了大家对“真学问”的期待，真正的学者不会在乎名利，只会专注学术。最后就是他懂很多种语言。
陈寅恪在黄萱（岭南医学院院长周寿恺夫人）的协助下进行研究，其时正在写作《柳如是别传》
陈寅恪的学问到底好在哪里？1000个人眼中就有1000个陈寅恪。我认为，陈寅恪是一位优秀的语文学家。
我1979年上大学，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研究蒙元史，当时老师让我们看王国维、陈寅恪和陈垣的著作。陈垣的书我们能看懂，但是王国维和陈寅恪的书基本看不懂。
1993年我从国外回国访问时，发现陈寅恪和王国维竟然变成了中国学术界的偶像。之后，读到陆键东写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我很感动，因为终于有人把他的故事挖掘了出来了。不过，后来我发现谈论陈寅恪的人，几乎很少有真正懂得陈寅恪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提到陈寅恪就说《柳如是别传》，但是这本书根本不是陈寅恪的学术精华。
陈寅恪故居前的塑像上总摆着师生们献上的鲜花（张雷 摄）
为什么我开始慢慢理解陈寅恪了，因为我后来走的学术道路和他有一些重合的地方。
比如说陈寅恪在哈佛的梵文和印度研究系学习过二年多时间，我正好也在那个系做过一年半的访问学者，因此可以得知当年他在那里学了什么。我也发现陈寅恪先生在哈佛和柏林所受的教育主要是印度学的教育，同时，他也学过藏文、蒙文、满文、古代的回鹘文、西夏文。据说他还自学过一点拉丁文和希腊文。虽然他可能学过很多的语文，但是在他学术实践中真正用过的却不多。
我认为，实际上，陈寅恪是一位非常杰出的语文学家，或者应该叫他东方语文学家或者比较语文学家，他后来在中国学术界做了不少具有开拓性的研究，比如藏学、敦煌学、蒙古学、西夏学等等，但都没有在某一个领域深入下去。
1950年教师节，岭南大学学生看望陈寅恪夫妇，条幅上所写：万世师表。二人身后中间站立者为刘桂生，后排右二下巴被遮挡者为胡守为
陈寅恪的学问有点像伯希和，伯希和比他懂得更多种语言，语文学，或者说历史语言学的功底也更好，这使他成为了世界汉学第一人。伯希和并没有真正地研究过汉学，如四书五经之类的东西，他的最独到贡献就是用语文学的方法，解读平常汉学家无法的解读汉文文献，解决平常汉学家没有能力解决的汉学问题。确切地说，伯希和是一名非常优秀的中亚语文学家。
何谓语文学？
简单说来，语文学就是一切学问的总称，或者说是现代人文科学研究的代名词。人类的人文和精神世界，可以两种东西来概括，一种是哲学，另一种就是语文学。对智慧、对思辨的热爱是哲学，对言语、文本和学术的喜欢，就是语文学。具体到学术研究，任何一门学问的研究，都从语文学习开始，从解读和理解文本，进而在其原有的语言和历史语境中来正确地解释这个文本的微言大意，这就是语文学。
总之，语文学原来是对学术和学问的总称，哲学以外的学问都叫语文学。后来，语文学慢慢发展成为一门专门指称收集、整理、编辑、对勘、翻译和解释文本的一套十分精致的学术传统和规范，语文学要从学好语文开始，进而准确地解读文本，再从文本的研究中构建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思想传统等等。
整个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初期，即到傅斯年先生等人留学海外的时候，语文学就是人文科学的代名词，当时的人文科学研究提倡的就是用现代的、理性的、科学的方法来正确地解读语言和文本，来重建历史文化思想。而语文学就是这样的一门学问，所以，它曾是现代人文科学研究的总称。
傅斯年
为什么傅斯年会在中央研究院建立一个历史语言研究所呢？我想傅斯年或有以下两种考虑，第一种考虑是，他要建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文科学研究院，因为在当时西方的学术语境中，一切人文学科都必须是关于历史学和语文学的研究，如果不是历史学的、语文学的研究，就不是理性的和科学的研究。第二种考虑是，傅斯年所认为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就是一个历史研究所，因为语文学家实际上就是历史学家。为什么这样说呢？傅斯年明言，史料即史学。他反对以经学、道德家的方式来解读历史，也反对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他提倡用语文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建构这种现代的、科学的、理性的人文科学。正好在19世纪的欧洲，语文学是人文科学的皇冠，所以傅斯年要把历史学和语文学建立成像物理学和生物学一样的科学。
当然，从今天来看，语文学也可以说是一种学术态度，它是对学术的热爱、对文本的热爱、对语言的热爱，即对读书的热爱。语文学就是一种实证的、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语文学的精神就是傅斯年先生所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以及“以汉还汉、以唐还唐”等等。语文学主要是要教人怎么来读懂文本，尼采曾发明了一个对语文学的定义，到现在大家都用它，即是说语文学实际上是慢慢读的一门学问。就是说读书要慢慢读才能真的把它读懂，你只有真正地把文本背后的意思都弄懂了，把它的前后背景都搞清楚了，即把它历史化和语境化了，你才能最终明白它的意思。这是让人终生受用的的一种学术方法，所以，放在当下的语境，语文学可以说只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学术态度。
德国留学期间的陈寅恪
以语文学的态度来做学问，就需要研究者言必有据，这是我们今天做学术的人所缺少的。做学问首先要把文字、文本厘定了，然后再来翻译和解释，并且把所有跟文本相关的东西都找出来做对照和研究。为什么陈寅恪一直想做梵文？他说玄奘以后中国人都不懂梵文，所以对佛教的认识都错了，他要去找梵文本和藏文本来与汉文佛经比较，改正一些错误，这就是他最初所坚持的。
钢和泰
当时，有一个白俄罗斯的男爵叫钢和泰，他是德国的印度学博士，后来因为俄罗斯革命，便辗转到北京流亡，他认为北京是研究佛教的最理想的地方，因为这里同时有三种不同的佛教传统，汉传的、藏传的和蒙古的佛教传统。他可以将相关的文本进行比较研究，例如，他做了《大宝积经》“净居天子会”的6种不同语文本子的对勘和比较研究。当初，陈寅恪也想这样做，但他没做下去。
当时钢和泰还有一位弟子，名叫林藜光，他后来在法国做了类似的工作，将一部佛经的梵文、藏文、汉文做对勘和翻译研究，出了4本书，他是当时西方佛学世界最有名的中国学者。可惜的是，二战后不久，他就在法国病逝了。
或许要说明的是，陈寅恪是一位语文学家，但他并不是一名对语言或者说对语言学特别感兴趣和特别精通的人，他学了很多语言，但是他对语言学并没有真正的兴趣。陈寅恪是个自学成才的汉学家，他做了很多专门词汇的研究，通过一个字一个词的变迁来研究其中的微言大义。他对很多题目有兴趣，比如说孙悟空形象怎么来的？华佗神医的形象怎么来的？桃花源又是什么样的？他都会去找来源，找文献，这完全是一个语文学家的做派。
此外，在我们汉文文献里面有很多是非汉语的东西，基本没人看得懂，对这类问题的解读就是像伯希和先生等西方虏学家们的专擅。我自己所做的一个学术贡献是解读了元代文献里出现的“演揲儿法”这个名词及其它于藏传佛教语境中的实际意义。演揲儿是一个外来词，指的是藏传佛教里的一种秘密修法。因为它不是一个汉语词汇，而是用汉语记录的一个外来词，所以几百年来不知道它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后来，我们通过对西夏、元、明三代留下的大量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的研究，以及对整个藏传密教修法的了解，终于搞明白所谓演揲儿法实际上指的就是幻轮瑜伽，是一种强身治病的瑜伽修法，跟男女双修毫无关系。这就化解了西藏喇嘛所受的700年的不白之冤。诸如此类的问题，伯希和就解读了很多，所以他的汉学地位就很高。
实际上，伯希和专擅的这套东西陈寅恪也懂，但是他懂的或许不如伯希和多。他在汉学中对中国汉语和自己民族文化的理解自然比伯希和更多、更深，他希望把这汉学和虏学这两门学问结合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是学贯中西的。
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在陈寅恪什么文章都没写，什么学历都没有，却就被人他到了“教授中的教授”的位置上了？这大概是因为他的能力确实已经超越了当时的大部分学人了。今天我们来读他的文章，像《金明馆丛稿》，就可以看出来，他当时站在世界学术的前列，跟世界上最好的学者在对话，把他们最好的著作拿来，然后根据我们汉文的东西来给解读和批评。
为什么后来他会转型，完全不做西域的学问？这个问题也难说清，我推测，一方面他回国以后，没有这么多大家跟他对话，他觉得独学无友了。另外一个可能他真正的兴趣还是在研究中国。
如今，更专业的语文学需要经历一套非常严格的学术训练，做学问从学多种语言开始，读文本你从标点断句开始，从学会做注释开始，这也是所有人文科学研究的基本功。在现代的人文学术框架下面，研究哲学的教授不是哲学家，是语文学家，是研究哲学史和解释哲学思想的专家。学文学的教授不是个文学家，是文学批评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所以也是语文学家。
语文学后来在人文学界里面被分成两个部分，一个专门研究语言，发展演变成了一个专门的科学，即现代语言学。另外一个则变成文学研究，特别是比较文学。遗憾的是，这两种学问以后的发展都开始脱离文本了。而你必须要真正回到文本，读懂文本，正确解读文本才是语文学家。所以说，陈寅恪留给我们的最好的学术遗产，就是他把语文学实践带到了中国学界。今天的中国人文学术必须回归语文学，正是因为我们离开了语文学，所以今日中国的学术就离世界学术越来越远了。
刘周岩
《三联生活周刊》主任记者
谢谢沈老师为我们介绍了作为语文学家的陈寅恪，尤其是破除了一些“神话”，从专业角度作了分析。我想纪念陈先生最好的方式，就是了解一个真实的他、去体会他真正带给我们的遗产，而不是陷入想象的迷思，这一点我非常认同沈老师。我的分享，也是以同样的指导思想，但换一个角度，以记者身份去踏访陈寅恪先生最后二十年的人生。晚年时光对于形成当代文化史上的陈寅恪叙述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与他的学术贡献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今天我们所谈论的“陈寅恪故事”。
陈寅恪作为著名学者，自然被各方争取，一直到1949年9月，国民党“战时内阁”的教育部长杭立武、财政部长徐堪还曾专程到岭南大学，希望陈寅恪离开大陆，只要到达香港，十万港币和新洋房即刻兑现，仍被拒绝。五十年代陈寅恪和语言学家王力提及“去留”问题，曾这样解释：“何必去父母之邦”。
随着档案的披露，1953年陈寅恪“拒绝北上”的内情渐为人所知。当时北京方面派出汪篯，劝老师北上，最终“谈判”失败，他笔录了陈寅恪亲述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陈的态度，原文中已显露地十分明白：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在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注：指毛泽东、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
答复信中这二条要求因为在当时的语境过于“骇人听闻”，长久以来很多人都不相信此事的真实性。我去采访这一文件的出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作者陆键东先生，他告诉我，他在中山大学保管的陈寅恪人事档案中见到了这一文件原件，深受震撼。陆键东先生看到的档案文件是汪篯亲笔写下的，显然当时抄录二份，一份带回北京，一份留在中山大学存档。汪篯将答复带回后引发的反应以及后续沟通过程因档案未完全开放不得而知。不过陈寅恪与北京方面保持了体面的来往。此后，北京方面再未邀请过陈寅恪北返。
90岁的胡守为教授作为陈先生学生，接受了我们的采访。1949年时胡守为已在康乐园内就读，是陈寅恪在广州的第一批学生。胡守为回忆，陈寅恪的课虽名气大，但学生一般只有几人到十余人不等，他从不会点名、记考勤。在家中接受访问的清华大学资深教授刘桂生今年90岁，和胡守为曾是同学。刘桂生还记得最后一次见到陈寅恪，那是他又从岭南转入清华大学以后，与同学回广州游览，顺便看望老师。陈寅恪问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问题：“工字厅前面的那颗紫荆树开得怎么样了？”工字厅是清华的主建筑，刘桂生完全没注意过那里有一棵树，答不上来，陈寅恪的神情多少有些失望。刘桂生感慨，“老清华的一草一木，他一直记在心里。”
陈寅恪的三位学生，从左至右分别为：90岁的胡守为、90岁的刘桂生、86岁的蔡鸿生
待1957、58年的风暴平息，校领导和部分批判参与者曾几次登门道歉，劝陈寅恪继续开课，均遭拒绝。这以后，陈寅恪更加深居简出，除一些多年老友外几乎不再接待客人。陈寅恪晚年把自己沉浸在了最后一部著作《柳如是别传》的撰写中，这是围绕明清之际一位奇女子展开的书。创作的过程相当困难，此时陈寅恪因眼盲已完全无法阅读和写字，全靠助手黄萱帮助，他自己称这样的过程为“瞑写”。1962年雪上加霜的是陈寅恪在家中摔断了腿，股骨骨折，从此几乎不能下床，历史学家汪荣祖称为“天欲废寅恪，而寅恪不甘自废”。现实中孤独的陈寅恪在其他的时空中找到了自己的知己。他在书中留下了这样的字句：“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胡守为现在回忆起最后几次与老师的见面，至少1964年陈寅恪仍在积极地思考。“文革”期间在北京的刘桂生和在广东的胡守为都告诉我，陈寅恪1969年逝世后他们都没能第一时间知道消息，过了很久以后才辗转知道。
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一文末尾，陈寅恪又反复提及他为王国维撰写的挽词，他说不知道清华校园里的纪念碑是否还在，如果有人嫌那个碑文做得不好，打掉再做新的也没关系，因为：“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沙 龙 现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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