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人总有热爱的事，抓紧不放就能成功
贾樟柯曾评价过杨德昌、王家卫、以及李安三位导演，说他们代表了三种创作方向： 杨德昌描绘生命经验，王家卫制造时尚流行，李安生产大众消费。
无疑，给杨德昌的评价是最高的。
2000年，贾樟柯带着妻子赵涛去蓬皮杜艺术中心附近的影院，在落雨的巴黎看到了当年最精彩的电影——杨德昌的作品《一一》。
《一一》在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获得最佳导演奖。
2007年，杨德昌因癌去世，《一一》成了他最后一部电影作品。
如果把话说得满一些，杨德昌应该是对世界电影作出贡献最大的一位华人导演，只可惜多数人不了解他，说起杨德昌只知道他与蔡琴的十年无性婚姻。
——石姑娘说
01
杨德昌出生在上海，和很多长大成名的人一样，1949年跟随父母迁徙至台湾。杨父在印制厂工作，母亲在信托局上班，在当时算是中产以上人家。
离开大陆，杨德昌父母在台湾的社会关系一眼看到底，母亲没有一个亲戚，父亲这边就有一个叔叔。在台湾简单的人际关系使得他不善应对长辈，和人打交道也是直来直去，为他以后与人不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杨德昌喜欢和哥哥在一块儿，这和很多小孩子一样，喜欢做大孩子的跟屁虫，因此家里的墙壁被哥俩画的乱七八糟。哥俩甚至经常在学校里传阅自己的漫画给同学阅读。
这无疑给同学们枯燥的生活添加了几分乐趣，后来杨德昌了解到了《铁臂阿童木》，并由此开始深深的喜欢上了阿童木的作者手冢治虫。后来，他回想起来，觉得手冢治虫讲故事的方式就是电影。
手冢治虫很在意自己的大鼻子，几乎在每部作品里都加入了一个大鼻子的角色。杨德昌的电影里则永远有一个小男孩，和小时候的杨德昌一模一样。
02
最开始，杨德昌的父母都不支持他搞电影，让他读电子。那个时候人们的思想相对来说是保守的，为了遵从二老的意见，杨德昌乖乖的学习电子，并以工科生的身份赴美留学，但他的内心始终在反抗着。
终于，在做了七年工程之后，他还是接受了自己的初衷，突然就去做电影了。这让父母再次反对了起来，好不容易做点正事结果又重蹈覆辙。多年以后，杨德昌电影获了大奖，母亲还打来电话劝他该收手了，是时候去做点正事了。
杨德昌在美国的时候，去南加州大学念了很短时间的电影，虽然这对他从事电影几乎没有帮助，但就是这短短的时间都是他背着父母偷学的。老师在讲台上问什么是剪辑，杨德昌就觉得老师脑子有问题——这还要你教。
电影始终是他最感兴趣的事，人嘛，总是愿意为了自己热爱的事情奋不顾身。就在杨德昌三十岁生日那天，他突然感到再不做电影就没有机会了，因为自己已是而立之年了。
当时美国电影的理念是“平庸的大行其道”，美国当时的经济水平一直遥遥领先其他国家，所以高额的制作成本把像他一样的创作者挡在门外。那是杨德昌第一次感觉到拍摄电影的难度，为此他苦恼了良久。
当时的德国也算是很前卫的国家了，在德国有部电影叫《阿基尔，上帝的愤怒》，让他欣喜若狂的是，全片只有八个工作人员和一台从学校偷出来的35毫米摄影机。
这让杨德昌再一次重拾信心：没有资金一样可以拍电影。
回到台湾，杨德昌参与了张艾嘉策划的电视剧集《十一个女人》，在制作其中一集时，一个多小时的内容被他拍成了三个小时。他的作品和他的臭脾气同时出了点小名。
03
那个时代的台湾在电影制作上也是相当粗糙的，最重要的是缺乏新人，无疑导演和演员就成了最重要的组成因素，就连中影这样的官办机构也在寻求变革。
当时吴念真和小野在中影供职，《光阴的故事》企划需要找四个导演各拍一个片段，组成一部电影，其中就有杨德昌。
小野说剧本已经写好，如果你不要，自己写一个也可以。杨德昌很傲慢的说，开玩笑当然要自己写。
在拍摄时，中间还出现了一段小小的插曲，中影的摄影师觉得几个年轻人没资历，在镜头上使手段耍他们。杨德昌一眼看出来，大闹说不拍了，后来在小野协调下才继续下去。
四个导演拍完，几位著名的影评人给导演的功力排了个序，无论怎么排，杨德昌都是第一。
《光阴的故事》获得成功，台湾新电影运动揭开序幕。
有了和中影的第一次合作，杨德昌后来又找小野报了三个选题，小野选了《海滩的一天》，这是杨德昌再次找中影牵线。谈好后，杨德昌又傲慢的说：“中影的摄影师都是人渣，一个也不要用”。
小野作为中影的一员，再者说小野也明白杨德昌的才气，为了不能错过这个导演，小野只好硬着头皮和老板汇报，说杨德昌合作归合作，但不用中影的摄影师。
老板紧急召集员工开会，讲来讲去，主题只有一个：杨德昌脑子有病，赶紧换人。
杨德昌虽然肚子里有墨水，但无疑他的社交方式实在是太浅薄了，如果没有后来张艾嘉拉第三方入资，杨德昌怕是要栽个大跟头，一辈子就这点知名度了。
张艾嘉拉第三方入资的电影由杨德昌和吴念真做编剧，同为三十岁的张艾嘉和胡因梦出演女一女二。
张艾嘉从二十几岁一直红到现在。胡因梦更被称为台湾“七十年代第一美女”，1971年她毕业离开辅仁大学时，校内曾说“从此辅仁大学没有春天”。
随后吴念真帮杨德昌写了厚厚一大本剧本，但第二天吴念真再看剧本时发现全是杨德昌画的叉。更让他气愤的是，杨德昌还找自己讨论，说要不要找张毅重写一遍，无疑这是对自己的完全不认可。
张毅当时在拍电影，原本张毅的电影是谈定杜可风当摄影，结果杜可风要帮杨德昌拍《海滩的一天》。所以使得张毅怎么看杨德昌怎么不顺眼，但杨德昌居然还厚着脸皮去找他。
甚至后来有风传，说是杨德昌要找张毅单挑，突然觉着杨德昌和李云龙有点相似之处。
杨德昌毫不费力的得罪了两个人，后来杨德昌在剪辑室里遇到了侯孝贤，当时他正在制作《风柜来的人》，两人结识后侯孝贤在影片中客串了一个接电话的小角色。
这部电影拍完，杨德昌获得金马奖最佳导演奖提名。
这让侯孝贤笃定，杨德昌这个家伙虽然性子古怪，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真的很有才华。出资赞助他拍了《青梅竹马》并在片中出演男主角，杨德昌力邀蔡琴做了女主。
《青梅竹马》的票房不好，不过让圈内人更加认可了杨德昌的实力。
侯孝贤说如果他是女人，就会爱上杨德昌。一语成谶，电影拍完，蔡琴爱上了杨德昌。
蔡琴被杨德昌的才华吸引，想和其确立关系。都说女追男隔层纱，可杨德昌这个钢铁直男迟迟没有答复，蔡琴和朋友说如果再不确定自己大约就要走掉了。
直到杨德昌打了电话让蔡琴听留言，蔡琴才按下按钮。答录机传来一分钟的沉默，接着是一声长叹：“唉，你让我怎么说呢？”
不知蔡琴有没有听出语气背后的冷漠，但她实在是太喜欢杨德昌了，那晚穿了一身蓝衣，敲响了他的家门。其实杨德昌也没想明白，只是觉得也许和一位明星歌手在一起也没什么不好。
两人在导演赖声川家里举办了婚礼。
婚后，杨德昌说要把精力放在文艺作品上，而不是两人的男女情爱，蔡琴完完全全的答应了。
蔡琴除过赚钱养家，还担任电影的美工，音乐，用自己的资源全力支持杨德昌拍电影，成了家里沙龙的女主人。
04
杨德昌有两块黑板，一个挂在房间，用来梳理人物及电影结构；一个挂在在心里，给身边人的行为举止打分，谁的分扣完了，杨德昌就和他绝交。
几次合作让吴念真着实怕了杨德昌，举荐小野去帮他做编剧，准备拍摄电影《恐怖分子》。杨德昌凌晨三点去敲小野的门，说自己有超赞的想法，拉着小野找咖啡厅。
小野问他到底是什么想法，杨德昌说正是因为没有想法所以心情不好，想找他说说话。
《恐怖分子》拖了很久，一直没开机，杨德昌说自己没准备好，又拉着小野要先拍《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说一个月就拍完。小野写了半公分厚的长信骂杨德昌，说他是“彼得潘综合症”，临到关键时候退缩，大人整天尽干小孩的事。
杨德昌回了电话，说自己看了信，接着小野只听到电话与电话绳打架。杨德昌在电话那头气得发抖，但憋住了没骂小野，因为小野是唯一可以帮他找到钱拍电影的人。
杨德昌被逼着拍了《恐怖分子》，拍完之后自己很不满意，说都怪小野，没准备好就拍了。虽是不满意，可影片却获得金马奖最佳影片，杨德昌和小野获得最佳编剧。
这时，侯孝贤拍出了《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以及《恋恋风尘》。
1989年，侯孝贤凭借《悲情城市》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最高奖，成为国际瞩目的导演。但侯孝贤说杨德昌的电影给自己很大压力。
1986年11月6日，侯孝贤，陈国富，朱天文，赖声川等53个文化界的人物共同起草了一份“台湾电影宣言”。签完字，蔡琴说这天正好是杨德昌40岁生日。
蔡琴的事业飞一般地前进，台湾的电影市场却日渐萧条。侯孝贤半开玩笑说，台湾电影就是被自己和老杨搞死的。后来侯孝贤评价杨德昌“水清无鱼”，被杨德昌误解，两人渐行渐远。
05
1991年，杨德昌正式筹备自己最想要拍的一部作品——《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电影根据真实故事改编。杨德昌找到张国柱，希望他带着儿子张震一起出演。
张国柱一口答应，但是儿子张震不想去，不得不说小小的年纪就有了自己的想法。那时他小学升初中，想要趁暑假补功课。在张国柱的一再劝说下，张震也随父亲一起参演了电影，但电影拍拍停停持续了八个月，张震的功课落到没影。
为此张震的心里很是不爽， 这甚至将影响他以后的人生，可当张震第一次见到杨德昌时，就完全被杨德昌的样子震撼了。一米八六的大个子，穿着风衣，戴阿玛尼的眼镜，走在人群中甚是显眼。
虽然杨德昌给张震心里留下了好的印象分，但电影开拍后，张震很快改变了对他的印象。一次，张震莫名被杨德昌拉进仓库，劈头盖脸大骂一顿。骂完之后杨德昌关上屋里的灯，让张震一人在里面面壁思过。
张震小小的脑袋充满了疑惑，满脸惶恐的额拍摄了下一个镜头，当拍摄完之后杨德昌告诉了他真相，原来就是想让他演出惶恐的感觉，所以才不得已而为之。
但是杨德昌的臭脾气是众所周知的，后期配音时，刚好赶上张震变声期，效果总是达不到预期。杨德昌在录音室外急得大怒：“张震，要不你出来咱俩单挑。”
一个四十几岁的男人找一个十四五岁的男生单挑，这事估计只有杨德昌干过。
女主角杨静怡更倒霉，她没有演戏经验，时常不在状态。杨德昌不想直接找她，就指派杨顺清去骂她，杨静怡被骂跑，摄影师杜可风再把她劝回来。
如此反复多回，杨静怡还是达不到要求。吓得够呛，竟意外找到了状态。《牯岭街》之后，杨静怡再没有参演任何一部电影，不知道是不是与杨德昌留给她的阴影有关。
拍完《牯岭街》，原本活泼的张震性格大变，回到学校经常沉默。他还没有意识到，参演这部电影几乎改变了他的一生。之后他出演的每一部电影，都像是在演“小四”。
《牯岭街》获得亚太影展和金马奖最佳影片。杨德昌很获鼓舞，请了影评人和导演吃饭，当时还是小导演的李安也在。
席间杨德昌大骂当时某知名的导演，后来影评人说那个导演的电影还蛮好看，李安跟着附和，杨德昌很生气，一言不发，只顾自己吃饭，弄得满桌尴尬。
06
柏林墙倒塌之后，杨德昌说这个世界要出大问题，资本主义没有了共产乌托邦的制衡，人类会盲目无知地追着欲望，最后从悬崖坠下还沾沾自喜。
接连几部电影票房失利，杨德昌经济状况极差，但《麻将》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提名，他还是决定自掏一百多万台币请剧组人员去柏林参加颁奖典礼。
台湾电影不景气，工作人员没有尊严，杨德昌想让他们去走一次红毯，好知道从事电影在世界上是绝对受到认可的。
也是在拍《麻将》的时候，杨德昌认识了钢琴家彭铠立——他的第二任妻子。
一次聚会，杨德昌跟同事说认识了一位钢琴老师，跟她什么都能聊，建筑哲学都没问题。也许内心里杨德昌认为彭铠立才是和他一样的艺术家。
杨德昌与彭铠立越走越近，闲言碎语渐渐传到蔡琴的耳朵里，可蔡琴依然相信杨德昌。直到杨德昌在一场发布会上口无遮拦，说出了他们的婚姻无性。
“十年情感生活，一片空白。”
杨德昌的话让蔡琴陷入了最尴尬的境地，媒体逼着蔡琴解释，她强说自己不是空白，有着全部的付出。但这似乎没能抵挡住媒体狂热的报道，只是越发显得自己是一个可怜的人。
蔡琴最终选择了放手，在演唱会上说该减的肥减了，该离的婚离了。可这仍然不算完，杨德昌后来又对媒体说，和彭铠立在一起的几年是自己最快乐的日子。
后来有人说，蔡琴的那颗泪痣是为杨德昌长的。
07
杨德昌的电影在国际上影响很大，但在台湾却销路不佳，这让他一直郁郁不得志。
《一一》获得戛纳提名时，杨德昌助理打电话给“新闻局”申请旅费补助，“新闻局”回答说“你们这个不是台湾电影。”这是杨德昌最沮丧的时刻。新闻局不认，可《一一》是杨德昌酝酿时间最久的一部电影，也是最获认可的一部。
拍《一一》时，杨德昌又找吴念真做演员，吴念真推脱说不想演男主角，杨德昌说剧本就是照着他来写的，因为杨德昌看到了吴念真压抑的一面。
2000年，杨德昌的《一一》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一一》拍完十几年，侯孝贤一直不敢看，那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那年，李安凭借《卧虎藏龙》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电影大卖，票房超过两亿美金。这之后，张艺谋拍摄商业大片《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陈凯歌拍了《无极》、《道士下山》、《妖猫传》。
不是说这些作品不好，只是几乎再没有华语电影用《一一》那样温和的方式慢慢讲述生命了。
《一一》得奖后不久，杨德昌确诊结肠癌。
2007年，杨德昌逝世。他的墓碑上没有头衔，只是写了这样一句话：
“Dream of love and hope shall never die.”
贾樟柯说：“9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的国产电影就失去了创作活力和国际市场信誉。那些国际大导演其实早就没有了国际发行，靠着媒体炒作装点门面。”
可能，他们没有杨德昌那么在乎。
石姑娘寄语：对杨德昌的评价，石姑娘不敢妄下结论，可能正如米歇尔•傅东所说：“他的成功就像画界的达・芬奇、雕塑界的米开朗基罗，我相信，50年或者100年后，他将仍旧留在电影史上。”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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