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星上的豹子

土木堡之變以後，朱祁鎮被俘虜，整個大明王朝不可一日無君，朝局十分動盪，此時擁立一個新皇帝刻不容緩，只有這樣才能穩定人心。

于謙力排眾議，聯合朝中的各大勢力，得到了孫太后的許可，擁立朱祁鈺為皇帝。

軍民同仇敵愾，保衛京城，這就是著名的京師保衛戰。

當時的瓦剌氣焰極為囂張，甚至叫囂讓大明朝放棄中原之地，退回江南。

雖然土木堡之變以後，明朝損失了精銳之師，可還遠沒有到任人宰割的局面，面對不利的佔局，于謙制定了非常詳盡的策略，軍民一心，終於擊退瓦剌，保住了大明江山。

在經過一系列的周旋之後，瓦剌終於放了明英宗朱祁鎮，此刻朱祁鎮的弟弟朱祁鈺是皇帝，一山不容二虎，朱祁鈺對自己的哥哥表面上很好，其實另有心思，想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深為太子。

朱祁鎮在發動多門之變重掌皇位，為了自己皇位的合法性，于謙必須被殺，其實，朱祁鎮也不想殺于謙，畢竟是有功之臣，保住了大明江山社稷。

朱祁鎮殺于謙乃是不得已而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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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英宗殺于謙的原因：景帝廢除後，徐有貞提醒明英宗說“不殺于謙，此舉為無名”，為處置於謙猶豫再三的明英宗終於下定決心，殺掉于謙，抄沒家產，家人充軍。

與景宗相比，英宗的治政能力並不遜色，甚至強於景宗，明英宗經歷了苦難以後，他的頭腦、閱歷、手段、眼界、胸襟等方面都超過那些從小就在皇宮裡面長大的皇帝。

那些寄人籬下，忍辱負重的生活以及鬥智鬥勇的考驗，已經徹底的改變了當初那個什麼也不懂的糊塗的小皇帝，讓他蛻變成了一個英明的帝王。

2、相關事件：奪門之變

奪門之變，又稱南宮復辟，明朝代宗朱祁鈺景泰時期，明代將領石亨、政客徐有貞、太監曹吉祥等於景泰八年（1457年）擁戴被朱祁鈺囚禁在南宮的明英宗朱祁鎮復位的政變。

土木堡之變時，朱祁鎮被瓦剌胡人俘虜，其弟郕王朱祁鈺被眾臣推舉為皇帝，是為明代宗。

後來，兵部侍郎于謙成功抗敵，並與瓦剌議和，瓦剌首領也先眼見朱祁鎮已經無用，於是同意讓朱祁鎮回燕京。朱祁鈺表示不願意退位，曾對大臣說：“我並不是貪戀帝位，而是當初把我推上寶座的，是你們啊。”

他貪戀帝位與否這並無關是非，不過他廢除了明朱祁鎮之子朱見深，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為太子。經大臣陳述其利弊後，朱祁鈺把朱祁鎮迎接回京師，囚於南宮，尊為太上皇。

並以錦衣衛對朱祁鎮加以軟禁，嚴密控管，宮門不但上鎖，並且灌鉛，食物僅能由小洞遞入。

景泰七年（1456年），在對抗瓦剌時立下大功的石亨為了自身利益，有意復朱祁鎮登基。在拉攏身邊人商討後，與宦官曹吉祥、都督張軏、都察院左都御史楊善、太常卿許彬以及左副都御史徐有貞等人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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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風華》對於于謙的刻畫和歷史出入不是很大，策劃指揮北京保衛戰，擁立景泰帝朱祁鈺，英宗復辟後被殺。于謙被殺是必不可免的，原因有三：擁立朱祁鈺，默許廢黜朱見深，對英宗朱祁鎮是為不忠；兵權在握，危及皇權；行事孤僻，生性耿直，景泰帝獨寵，令朝臣不滿。

于謙擁立朱祁鈺，縱容其幽禁朱祁鎮，默許廢黜太子朱見深，對朱祁鎮是為不忠

可於謙為難時力排眾議，以“主少國疑”為由擁立朱祁鈺而不是太子朱見深，因而遭了朱祁鎮的恨。英宗回國後，即被幽禁，不久太子朱見深被廢，這些于謙都沒有表態，他選擇默許，從君為臣綱的角度出發，于謙的做法是對英宗朱祁鎮不忠，嚴重的說，就是大逆不道，所以朱祁鎮復位後，必然要殺他洩恨。

朱祁鈺稱帝后，于謙倍受重用，大權在握，對英宗的皇權是巨大威脅

朱祁鈺監國攝政期間救開始重用於謙，封為兵部尚書，雖然身前並未進入內閣，朱祁鈺卻一直對他寵幸有加，大小事情都同他商議後再實行，于謙的權勢過於膨脹，對於朱祁鎮來說，這就是復位後最大的隱患。

于謙性格孤僻，不善權謀，耿直自負，得罪了很多朝臣

于謙雖然有才，但他過於耿直，說話從不避諱，直來直去，並且常上疏彈劾他人，而且一直受到朱祁鈺的獨寵，這勢必會影響到一部分人的仕途升遷，所以朝野上下對其怨言頗多。朱祁鈺在位時，于謙曾多次遭到御使的彈劾，但全被朱祁鈺給擋了回去，可見於謙的存在是一個很不穩定的因素。

英宗被俘後，徐珵曾建議南遷，遭到了主戰派于謙的嚴厲斥責，並且說：“言南遷者，可斬也！”徐珵一氣之下把名字改成了徐有貞，當時礙於于謙得勢，徐有貞只能忍氣吞聲，而英宗復位之後，自己成了功臣有了權勢，自然要報仇雪恨，所以建議英宗說：“不殺于謙，此舉便無名。”

其實最重要，朱祁鎮要為自己復辟找個名正言順的理由，就如當年朱棣發動靖難之役把朱允文擼下臺一樣，朱祁鎮只能殺了不支持自己的于謙以證明他“師出有名”。雖然包括朱祁鎮孫太后在內的全天下人都知道于謙是冤死的，也只能是賜予死後哀榮了。可人死不能復生，縱觀明英宗一朝，朱祁鎮將先帝們留下的股肱之臣消滅殆盡！為大明朝逐漸走向衰落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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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想殺于謙的不是明英宗朱祁鎮，而是石亨、徐有貞等復辟功臣。當時朱祁鎮猶豫了一下說：“謙實有功。”意思是于謙是有功的，殺之不妥。

對於朱祁鎮來說，于謙的功勞主要有兩方面，一是成功抵禦住了瓦剌大軍，保住了都城北京，也保住了大明基業；二是力主迎他回來，明代宗朱祁鈺本不想讓他回來，是于謙一力主張，他才能夠回到明朝。

有這兩功，朱祁鎮對於謙的恨意並沒那麼濃。雖說當初也是于謙擁立朱祁鈺的，但在那樣的情況下，朱祁鎮可以理解。

所以朱祁鎮不是一定要殺于謙。但徐有貞說了句話：“不殺于謙，此舉為無名。”

這句話的惡毒之處在於，把于謙和朱祁鈺綁在了一條船上。暗含的意思是：陛下，您承認于謙有功，就得承認他擁立的朱祁鈺也具有正統性，那您現在就是在謀朝篡位。

如果說朱祁鎮對於謙只是心存芥蒂的話，對朱祁鈺就是仇深似海了。也許才從瓦剌回來的時候，他會為自己造成的巨大損失感到內疚，但被囚禁七年之後，所有的內疚轉換為對朱祁鈺的仇恨。

囚禁的日子有多慘呢？朱祁鈺緊鎖南宮，還不供應足夠的衣食，朱祁鎮的妻子錢皇后只好拖著病體帶著妃嬪們做繡活，託看管的人賣了換衣物和糧食。

能夠造成深切仇恨的，不一定是大事，也有可能是生活中的點滴折磨。何況他們中間還隔著一個皇位。

換句話說，朱祁鎮快被朱祁鈺關瘋了，容忍不了和朱祁鈺有關的人事。一聽徐有貞把于謙和朱祁鈺混為一談，立刻同意殺于謙。

那麼于謙和朱祁鈺是一體嗎？當然不是。

于謙當初擁立朱祁鈺，並不是和朱祁鈺有什麼交情，而是覺得國賴長君，由朱祁鈺登基才是對大明最好的，不含有什麼私人傾向，全是出於公義。

如果他有私心，後來就不會勸說朱祁鈺迎接朱祁鎮回來。他難道不知道自己已經得罪了朱祁鎮嗎？肯定知道。可如果不迎朱祁鎮，實在有損大明尊嚴。在自己的安危和大明之間，于謙選擇了大明。

也就是因為這件事情，讓朱祁鈺認識到于謙忠心的不是他，而是大明。從此對於謙有了防備之心，不再像以前那麼信任。奪門之變發生時，朱祁鈺聽到響動竟然問左右侍從，是不是于謙篡位？

當得知是朱祁鎮復辟，朱祁鈺的反應是鬆了一口氣。

徐有貞進讒言殺于謙，一方面是因為于謙為人太過正直，以前無意中擋過他的官途；另一方面是于謙極有才能，他擔心朱祁鎮以後重用於謙，讓他沒了位置。那他不是白白髮動政變了嗎？

至於石亨，更是一個小人，多次得於謙推薦提拔，他就是這麼報答于謙的。

總之，明英宗復位時不是一定要殺于謙，而是石亨、徐有貞等人為了自己的利益，攛掇他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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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英宗土木堡被俘後，于謙提議朱祁玉登上皇位，英宗被遙遵太傷皇。幫助他人奪了自己的皇位，怎麼會不懷恨在心，這是一個原因，還有一個原因是于謙做人太過耿直，他的心裡裝的不是朱家的天下，而是平民百姓的天下。於朱家統治而言是不利的。最後英宗奪門之變成功後，一定要師出有名，不得不殺了于謙來震懾文武百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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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朱祁鎮在親征之前，因為于謙的極力反對，所以朱祁鎮就想要殺了他，不過最終被孫若微攔下來了，將於謙外放，希望他能保住一條命。但是當朱祁鎮被瓦剌俘虜，當了一年的俘虜，回到明朝又當了七年的囚犯之後，終於發動奪門之變將皇位奪了回來，這時候的朱祁鎮已經比之前要更加明事理了，可是為什麼他最終還是殺掉了于謙?朱祁鎮殺于謙到底是因為什麼呢?

1.歷史上于謙簡介

于謙(1398年5月13日-1457年2月16日)，字廷益，號節庵，漢族，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今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區)人。明朝名臣、民族英雄。

永樂十九年(1421年)，于謙登進士第。宣德元年(1426年)，以御史職隨明宣宗平定漢王朱高煦之亂，因嚴詞斥責朱高煦而受宣宗賞識，升為巡按江西，頌聲滿道。宣德五年(1430年)，以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等地。明英宗時因入京覲見時不向權臣王振送禮，遭誣陷下獄，因兩省百姓、官吏乃至藩王力請而復任。土木之變後，英宗兵敗被俘，他力排南遷之議，堅請固守，升任兵部尚書。明代宗即位，整飭兵備，部署要害，親自督戰，率師二十二萬，列陣北京九門外，抵禦瓦剌大軍。瓦剌太師也先挾英宗逼和，他以“社稷為重，君為輕”，不許。也先無隙可乘，被迫釋放英宗。和議後，于謙仍積極備戰，挑選京軍精銳分十團營操練，又遣兵出關屯守，邊境得以安寧。當時朝務繁雜，于謙獨運徵調，合乎機宜。其號令明審，令行政達。他憂國忘身，口不言功，平素儉約，居所僅能遮蔽風雨。但因個性剛直，招致眾人忌恨。

天順元年(1457年)，英宗復辟，大將石亨等誣陷於謙謀立襄王之子，致使其含冤遇害。明憲宗時，于謙被複官賜祭，弘治二年(1489年)，追諡“肅愍”。明神宗時，改諡“忠肅”。有《於忠肅集》傳世。《明史》稱讚其“忠心義烈，與日月爭光”。他與岳飛、張煌言並稱“西湖三傑”。

2.朱祁鎮為何要殺于謙

于謙是明朝的一代忠臣，他清正廉潔，憂國憂民，但是于謙最後的結局好像並不怎麼好。《大明風華》于謙最後的結局是什麼?據瞭解，于謙最後是被明英宗朱祁鎮賜死的，實際上于謙是被奸人所害，含冤而死，于謙死後沒多久，朱祁鎮就後悔了。

《大明風華》中的于謙，性格耿直，剛正不阿，即便面對天子威嚴，也絲毫不會心生膽怯，他為官清廉，敢於諫言，也因此而得罪過不少人。“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這是于謙為官和做人的態度。

在百姓心中，于謙是忠烈之臣，但是自古以來，這樣憂國忘身，個性剛直的臣子，似乎都不會有好下場，于謙也不例外。歷史上于謙是在奪門之變發生後，被人誣陷含冤而死的。

公元1457年，以石亨、曹吉祥和徐有貞為首的一眾朝臣，趁景泰皇帝病重的時候，發動奪門之變，擁立朱祁鎮復辟。奪門之變于謙沒有參與其中，但是當時手握重兵的他，為了大局著想，也沒有制止反抗。

明英宗朱祁鎮成功復辟之後，便聽信了石亨等人的讒言，處死了于謙。于謙死的很冤枉，可惜了他一生憂國憂民，為大明的江山社稷著想，在於謙死後，朝廷抄他的家的時候，才發現，他的家中一清二白，除了之前景泰皇帝賞賜給他的蟒袍劍器之外，再無其他值錢的東西了。

《明史》記載，孫太后在聽聞于謙的死訊之後，哀傷嘆息了好久，明英宗後來也看清了石亨等人的真正面目，但是無論他再後悔也不可能挽回于謙的性命了。朱祁鎮之後的明朝皇帝，也都在努力為于謙正名，就連清朝的乾隆皇帝，都稱讚于謙是“丹心抗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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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宗何嘗不知道于謙是萬里挑一的忠臣呢，可是沒有辦法，因為于謙在英宗被抓走之後擁立了他的弟弟繼位，英宗重新登基之後，這種行為必須定義為亂臣賊子，要不然英宗的登基就是缺少法理依據的，所以，殺了于謙是英宗不得不做的事情。這，可能就是忠臣的悖論吧，雖然如果沒有于謙英宗可能早就死在大漠了，明朝也應該早就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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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謙雖然流傳千古，大明的忠臣，但是英宗復位，對於英宗和支持英宗復位的人，是沒有理由不傻他的。

第一:于謙擁立景泰帝為皇帝，對於朱祁鎮來說，屬於叛逆。

第二:英宗朱祁鎮返回北京被囚禁或者與世隔絕的日子，大臣們不敢探望，就連於謙都沒去，景泰帝更不用說了。那種仇恨不是一般人懂得。

第三:于謙保衛了大明觸犯了很多人利益，石亨，曹吉祥，徐有貞等人，視於謙為死對頭。想制於謙為死地。

第四:殺死於謙，也顯示英宗復位的正統性。符合朱祁鎮的利益和擁戴他們的利益所以于謙必須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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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明英宗之所以要殺于謙，並非出於厭惡，而是受奸人挑唆，事後英宗也十分後悔，且聽我慢慢道來。

為國為民之忠臣 不敵奸佞一饞言

英宗雖然不如他父親被稱為一代明君，但也並非是昏庸之輩，于謙在土木堡之變的所作所為都看在眼裡，知道他為國為民並非為一己私利，所以在通過奪門之變復位成功後，在是否殺掉于謙這個問題上猶豫不定，在這時候一個小人的一句饞言，促使英宗下定了決心，這個人叫徐有貞，奪門之變的功臣之一，他對皇帝說：“于謙不殺，此舉無名”。

“不殺于謙，此舉無名”就是一句謊言

徐有貞說這句話的意思是不殺掉于謙，奪門之變就失去了理由。當時的情景是明代宗朱祁鈺重病在身且無子（他獨子已病死），徐有貞的說法是于謙想擁立外省藩王進京為帝，因此才發動奪門之變擁立英宗復位，事實上這純屬子虛烏有，多年以後英宗才意識到自己被“忽悠”了。

政治投機者的下場

多年以後英宗才幡然醒悟，于謙並沒有迎立外省藩王進京為帝的企圖，奪門之變只不過是一場作秀，不管是否有奪門之變，自己都會復位。而徐有貞等人借奪門之變沽名釣譽，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是徹徹底底的政治投機者。英宗認清這一點後，這些“功臣”最後的下場可以看到，都不得善終。徐有貞被流放，客死他鄉。石亨鋃鐺入獄，慘死獄中，曹吉祥因謀反被凌遲處死。

綜上所述，奪門之變其實就是徐有貞等政治投機者為撈取個人利益的一場作秀，為了名正言順不惜坑害忠良于謙，好在這些人也得到了應有的下場。于謙在憲宗朝得到了平凡昭雪，他的歷史貢獻受到了公正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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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謙被殺，所用的罪名是“意欲迎立外藩為帝”。這個罪名比若干年前岳飛被殺時用的“莫須有”罪名要重，也要堂而皇之得多。在歷史的現場，主審官包括英宗一臉莊重，認定“意欲迎立外藩為帝”的于謙罪有應得。

但英宗真的相信于謙有那麼一顆騷動的心嗎？在其一臉莊重的背後，歷史的謎底究竟呈現出怎樣的猙獰與鋒利？他其實什麼都知道，于謙長著一顆什麼樣的心。

當然說朱祁鎮的叔叔襄王朱瞻墡或者其兒子有異圖並非空穴來風。一個歷史事實是，太皇太后張氏以及孫太后在“土木之變”前後都曾經流露過迎立襄王朱瞻墡為新天子的想法。孫太后甚至派人去取襄國金符，以試圖改變歷史的進程或走向。

所以，當於謙被拉扯進這樁陰謀行動時，多少給了英宗順理成章的想象空間。作為掌握軍事大權的重臣，一個帝國的託底人，于謙毫無疑問具有顛倒乾坤的力量，如果他願意的話。這也構成於謙意欲迎立外藩為帝的動機和邏輯基礎——直到有一天，英宗在翻檢朱祁鈺時代遺留下來的陳年舊奏時，透過時光的塵埃與層層重壓，這位經歷滄桑的君主終於打撈起了襄王朱瞻墡那份一度被他誤解的忠誠，以及附著其上的于謙的清白。

因為他看到了朱瞻墡上呈的兩封奏疏。奏疏一寫於“土木之變”爆發後，朱瞻墡上呈孫太后請立英宗的兒子朱見深為太子，並且建議帝國派人營救被綁架的英宗；奏疏二寫於景帝朱祁鈺上位後，朱瞻墡以叔叔的身份上疏勸其毋忘對太上皇朱祁鎮的恭順，要朝夕省問，念茲在茲。

這兩份奏疏的發現時間在於謙被殺之後，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于謙“意欲迎立外藩為帝”罪名的不成立。那麼，英宗在發現這兩封奏疏後有錯必改了嗎？在臣子的清白與帝國的穩定之間，朱祁鎮又會如何取捨？

英宗朱祁鎮犧牲了前者，直將歷史真相模糊到底，以為帝國的穩定託底。于謙一案在他看來不是不能翻，是不好翻。就像徐有貞所說：“不殺于謙，此舉（指奪門之變）為無名。”

“奪門之變”的邏輯基礎或者說道德基礎是于謙意欲迎立外藩為帝。事起倉促，景帝病重，英宗為江山社稷計不得不重新復出，再次披上龍袍以防止皇權旁落。在這樣的邏輯基礎上，于謙便成了替死鬼，成為帝國道德的集體批判對象，也成為新朝得以矗立的奠基石。這是不能為其翻案的根由所在。

“于謙必死”在英宗有意無意的渲染下，成為帝國的集體意識，英宗不能自己掌自己的嘴巴，由他本人在集體意識上劃下刀口，驚醒那些不明真相的群眾。所以終英宗一朝，于謙只能被奠基於帝國的底部，對他的評判不可能有任何改變。

對於謙評價的改變來自於憲宗朱見深。這位繼任皇帝評價于謙“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之獨持，為群奸所並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這裡憲宗皇帝有意無意洩露了天機——說出“先帝已知其枉”這樣的話語來。先帝已知其枉卻不肯予以平反，歷史的機鋒真是勢大力沉，重量如於謙者，也未能避過它的掃掠。

但憲宗朱見深之所以願為于謙昭雪，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時過境遷：英宗已經走完了他的一生，英宗一朝的功過得失已無礙過去的歲月；並且由憲宗朱見深——英宗的兒子來為于謙昭雪，很有收拾帝國人心，凝聚共識與情感的意味。在這個意義上說，于謙之死成了英宗朱祁鎮送給他兒子的一份厚禮。

憲宗朱見深也深明其中意味，不僅將崇文門內西裱褙衚衕的于謙故宅改為“忠節祠”，還親自派遣高級官員祭奠于謙英魂，將收拾人心的工作做得很到位。這是成化年間的事。

到了弘治年間，于謙又被“消費”了一把。剛剛上位不滿兩年的孝宗皇帝下令贈于謙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賜祠於其墓曰“旌功”。帝國的人心再次凝聚了起來，這時于謙離開人世已經32年。他的冤死成為英宗朝帝國得以穩定或者繼續存在下去的基礎；他的昭雪又成為帝國凝聚人心共識的一個無可比擬的利器。

重量級歷史人物于謙的重量至此不可謂不重了。而追根溯源，這沉重的肇始者非英宗莫屬。在天順元年的春天，于謙死了，死得真是重於泰山——像泰山一樣托起了明帝國走向中衰的脊樑，讓它得以繼續前行。儘管前行得步履蹣跚，儘管英宗朱祁鎮的生命已行之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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