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孔子的這段話非常有名，其中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更是被人在中年的後人們唸叨了兩千多年。其實，人們不僅未必理解了這段話，而且即便人們理解了這段話，也未必意識到這段話所表達的“不惑”、“耳順”、“從心所欲”等觀念也是值得商榷的。為便於行文，我以“四十而不惑”為論述中心闡釋這段話。闡述將從兩個方面展開：“四十而不惑”的到底是什麼？“四十”真的能夠“不惑”嗎？
一、“四十而不惑”的是什麼
對於“四十而不惑”，我們通常是這樣理解的：人到四十歲時就能做到遇事明辨不疑了。就是說，四十歲的人能夠看清自己、他人和社會，既有自知之明，又有知人之智、知世之聰，他處理起任何事情都會胸有成竹。可見，我們是從普遍的意義上理解“不惑”所指的內容的。
不僅我們是從普遍的意義上這樣理解“不惑”的，古代的一些經學大師也經常這樣理解。孔安國解釋“不惑”道：“遇事可以行權，無可，無不可。”朱熹解釋“不惑”道：“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
其實，把“不惑”的內容理解為各類事物是不恰當的。那麼，“四十而不惑”的到底是什麼呢？
這句話的所屬篇章是《為政》。《為政》是《論語》的第二篇，是孔子對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作為的概括，包含“四十而不惑”的這段話是孔子在談自己的政治抱負時所說的。既然有“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一句，那麼這就是孔子晚年在描繪自己一生中政治上一步步走向成熟的過程。可見，“不惑”的內容具有明確的指向性，那就是政務。孔子認為，自己在四十歲時已經通曉治國理政的要旨並善於治國理政了。朱熹在解釋“十有五而至於學”的時候認為“古者十五而入大學”。所謂“大學”是與研究訓詁和音韻的“小學”相對的，指的是管理國家乃至天下的學問。孔子是從“十而有五”、“三十”、“四十”等一路說下來的，其立足點當然一直是政務，朱熹在解釋“十而有五”時注意到了政務，可惜他在解釋接下來的內容時不再強調政務，而流於字面意義了。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孔子政務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那就是通過“克己復禮”結束周禮崩塌，幹弱枝強的政治局面，重建基於宗法制基礎上的以周天子為尊的大一統政治生態。就是說，孔子十五歲開始學大學之道，學的是什麼呢？治國方針周禮！晚年的孔子認為，自己學了十五年，到了三十歲的時候他就已經具備以周禮立世的理論修養了。不過，三十歲的孔子尚無理政經驗，所以他說“四十而不惑”，孔子認為，自己經過十年時間的政治歷練，已經能夠從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層面開展“克己復禮”大業了。相應的，接下來孔子認為，自己五十歲時已經知曉“克己復禮”的世道運行法則，六十歲時能夠洞察政治上任何違背周禮的現象，七十歲時即便是任著性子來施政，他也不會違背周禮的，即達到了爐火純青，遊刃有餘的高度。
可見，孔子所說的“不惑”，其內容並非泛泛的指政務，而是特指“克己復禮”的政治大業。孔子在“吾十有五而志於學”這句話之前還有一段話是這樣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進一步證明了孔子所謂“不惑”的內容是“克己復禮”的政治大業。
二、“四十”真的能夠“不惑”嗎
既然包含“四十而不惑”的這段話是孔子晚年所說的，那麼這段話到底會是他哪一年說的呢？我認為應該是魯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也就是孔子七十虛歲的時候。為什麼我要這樣說呢？因為如果到了魯哀公十四年初春，孔子是絕對不會再“炫耀”自己“四十而不惑”的了。
孔子撰寫的魯國編年體史書《春秋》的最後一句話是：“十有四年，西狩獲麟。”孔子的同時代學者左丘明在《春秋左氏傳》中對此解釋道：“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作為編年體史書，孔子的《春秋》在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春天記載的事只有這一件，且只有“西狩獲麟”四個字，而不像之前的那些年都逐月記載了許多歷史事件，可見，“西狩獲麟”這件事發生在初春時節。為什麼說孔子在魯哀公十四年初春不會說“四十而不惑”了呢？原因就是孔子這時候終止了《春秋》的撰寫。
麒麟是祥獸，古人認為，只有亂世才會出現麒麟，而獲得麒麟的人就是拯救亂世的明君。孔子奮鬥一生的事業是試圖恢復宗法制的西周大一統的政治局面，而天下禮崩已久，按理說，孔子的時代是應該有麒麟出現的。不過，在孔子看來，獲得麒麟的人應該是現任天子周敬王（公元前519-前476年在位）或周王室子弟，然而，令孔子大失所望的是，麒麟的獲得者先是大夫叔孫氏的車伕，然後是虞人即看管山林的小吏，難道像車伕、小吏這樣的下層人將要成為改造社會的明君嗎？周天子怎麼辦呢？數百年前周武王、周公旦確立的上下尊卑的宗法制體系豈不要被徹底砸碎了？孔子相信麒麟的預兆，所以他絕望了，他認為自己從十五歲就開始追求的“克己復禮”的政治理想沒有實現的可能了，而他撰寫《春秋》正是他“克己復禮”事業的一部分，所以他罷筆《春秋》了。
對於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務處理能力，孔子是很自信的，所以他才說自己“四十而不惑”，甚至“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然而，麒麟事件使尚未到七十一歲的孔子絕望了，那麼他還相信自己“四十而不惑”嗎？顯然不會。
其實，如果我們把孔子“不惑”所特指的“復禮”的施政內容泛指一切政務的話，古代又有哪一個政治人物能夠做到“四十而不惑”呢？商鞅（公元前395-前338年）於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出於富國耀身的目的受命領導變法事業，以“不惑”開始，最終車裂了自己的身軀。岳飛（1103-1142）於紹興十二年（1142）因執意要“迎回二帝”而得罪了宋高宗致使自己的事業與生命雙雙終結於“不惑”之年。文天祥（1236-1283）於德祐元年（1275）的“不惑”之年率兵離開腐朽的南宋小朝廷，迎擊南下的元軍，試圖阻擋元世祖統一天下的步伐，還不是“零丁洋裡嘆零丁”？
綜上所述，即便孔子在“克己復禮”的施政理論上“三十而立”了，但是在用理論指導實踐時，他還是做不到“四十而不惑”，更不用說“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了。不僅孔子做不到，後人也做不到。還是後來莊子說得好：“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人生永遠都處於對未知領域的探索中，越探索疑問就會越多，怎麼會“四十而不惑”呢？
【說明】正文插圖來自頭條免費圖庫
閱讀更多 董元奔古典情懷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