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不見,漢終軍,弱冠系虜請長纓;君不見,班定遠,絕域輕騎催戰雲”。在漢朝歷史上,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有過這樣一個群體:漢朝使節,他們用自己的努力,輔助漢朝對匈奴的防禦戰爭,而且在西域開疆擴土,往往以一人或者數人之力,為漢朝降服一國,扭轉地區的外交局勢,他們的一招,就能抵過千軍萬馬,班超、馮奉世、傅介子、張騫等人都是如此,在行為上非常像地理大發現時代的歐洲征服者,往往只靠一小股軍隊就能控制一大片領土。那麼這樣的探險家和軍人,是如何煉成的呢?
漢使飛揚跋扈、桀驁不馴的本性,來源於不同的主觀和客觀原因。
一、相對寬鬆的政權體制和族群的精神面貌
在主觀上,由於漢代的中央集權程度還並不高,封建專制制度的國家機制還相當原始,由於距離先秦時代的分封傳統並不遙遠,所以在當時各個文化區的特色依舊十分明顯、清晰可辨別,比如薛地多暴桀子弟、比如鄒魯之地多儒生學者、燕代之地重視聲色犬馬等等。正是由於地方上還有類似於豪強這種自發組織者,比如史記裡的郭解、劇孟等人,所以中央集權制度尚未深入人心,在漢代我們還可以看到很多士人和貴族,憑藉個人的崇高氣節和專制皇權對抗的悲歌,比如追隨田橫據守孤島、最後集體自刎而死的300壯士,還有不堪忍受刀筆小吏而自盡的飛將軍李廣,以及敢於藐視權貴的強項令董宣。
正是因為專制制度和相關理論沒有完全成熟,所以漢初的國人保留了一股原始而質樸的生命衝動,愛的熾烈,死的壯烈,活的通透,人生一世,灑脫無比。透過司馬遷的筆觸,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國人為了一句承諾、一份使命、一份賞識,可以在異域忍飢挨餓、不忘初心,可以“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可以“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可以“牧羊驅馬皆戎服,白髮丹心盡漢臣”,他們可以憑藉著這種沒有被馴化的生命衝動對內對抗封建國家機器,對外開疆擴土、鞭笞四夷。
因此相對寬鬆的制度氛圍下,一部分人的生命衝動沒有被馴化,是漢使們能夠建功立業的大前提。
而且,正是由於封建專制制度的不完善,讓一些漢使在堅持使命的同時,敢於超額完成任務:“矯詔”的情況是經常發生的:比如傅介子受命出使大宛國,他本來的使命僅僅是責備沿途勾結匈奴的樓蘭和大宛王,但是他在歸國的途中,還額外地斬殺了在龜茲國逗留的匈奴使團;留下了“雖遠必誅”名言的陳湯,在遠征郅支單于之前,也是擅自矯詔調動了戍己校尉的屯田軍和西域城邦諸國的軍隊出征,並且沒有上報有關行動細節,但是事後在建功立業後,也沒有受到矯詔的懲罰;而東漢時代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班超,曾經擅自斬殺親匈奴的西域本土貴族,他也是在耿恭的孤軍撤回玉門關之後,違詔留在西域,並最終開闢了新局面,藉助漢朝的威望和自己的實際能力,留在當地開闢了一番天地;在對南越國的征戰之前,漢朝通過魏臣、終軍、安國少季等使者組成的團體,在南越宮廷自主發動宮廷政變,希望一舉擊殺南越本土勢力的代言人呂嘉。
這些超額完成任務的戰績,往往是一兩次斬首行動,就能讓一個小國的外交策略發生動搖,使他們倒向漢朝,達成出動大軍難以達成的效果。而這樣的自主權,在日後嚴格控制武將便宜行事權力的朝代是很難看到的。
另外,從信息媒介的角度看,由於傳播手段的相對落後,主戰場西域和長安宮廷之間相隔萬里,傳信材料是漢簡和紙張,傳遞途徑是驛站或者烽火臺,這些載體傳播的信息量都很有限,無法事無鉅細的包括所有情況,所以漢使們無法面面俱到地向朝廷報到、然後行動,所以這在客觀上賦予了漢使巨大的自主權,比如甘延壽試圖向漢朝朝廷報告陳湯的計劃,但是被陳湯厲聲拒絕:“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使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眾已集會,豎子欲沮眾邪?”如果等待信息發到長安然後回來,那麼就容易貽誤戰機。相對原始的信息媒介,其實也是漢使能夠獨當一面、獨立行動並且建立功勳的重要原因。
二、軍人與郎官:高素質的使者群體
在出使西域的使者中,歷經了早期的投機取巧階段之後,除了類似於江充、馮奉世、傅介子等自願出使的使者之外,還有一部分是被漢朝廷選拔或者地方官舉薦的使者。這些人的特點往往是:如果是平民,往往有過人的武勇或者才幹,能夠擔當大任,比如前106年,漢武帝就下詔“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者,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而從有官吏身份中選出的使者,往往是武官,或者是屬於郎中令體系的光祿勳屬官,前者的特徵是武藝高強,能夠吃苦耐勞,能夠應對突發的軍事行動,乃至指揮軍隊作戰,比如班超、鄭吉、馮奉世等人,而後者則是“無常事,唯詔令所驅使”所以有利於接受臨時的徵發調度,為國效力。
而在具體的性格和才能特質上,多數漢使不同於春秋戰國時代的遊說之士,勇武健壯、強悍善戰是第一位條件。這是因為縱橫家是在華夏文化圈內進行外交活動,而漢使是跨文化交流的使者,必須適應西域當地的環境才能最高效地執行任務。而在缺乏漢文化素養、普遍高上力氣、“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賊老弱”,在這種環境下,能言善辯之士可能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比如“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以為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如果都是儒生或者年輕官吏,很可能遇到匈奴人的侮辱,會有損國格。
所以終軍這種能言善辯、文筆優美的年輕志士只能去南越這種和中原文化相通的小國,而派往西域的張騫則是身強體壯,“騫為人強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正是因為武藝高強,張騫才能在被俘期間,獲得匈奴人的敬重;而發動斬殺郅支單于之戰的甘延壽,也是武藝高強,才從眾多北地子弟中脫穎而出,開始了自己的仕途:“甘延壽字君況,北地鬱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嘗超逾羽林亭樓,由是遷為郎”;他的搭檔陳湯則是“少好書,博達善屬文”,這兩人一文一武,才能合力完成日後的壯舉。
正是因為兼具軍事才能、強健體魄和軍事韜略,漢使們才能屢屢在異域建功立業。
三、尚武之風:使節軍事素養的有力保證
除了以上這些因素,漢代的軍事教育和全民性的尚武之風,也是漢代使節們能夠留下不朽傳奇的重要保證,在漢代,漢代各郡中每年舉行一次的軍事演習。漢代平民中年滿23歲的男子,要在郡中服役一年,充當材官、騎士,受射御、騎馳、戰陣等方面的訓練,都試 即是對他們作戰能力的一種考核和檢驗。漢制每年八月或九月舉行都試以講武,由郡守主持,都尉及各縣的令、長、丞、尉也都要參加。演習的內容因地而異,在設有樓船的南方郡縣,郡縣部隊演習行船水戰;北邊等郡則以騎兵巡行障塞,而對於期門、羽林這樣的精銳部隊,除了學習騎射、馬上格鬥的技巧之外,還需要學習刀劍矛戟弓弩等武器的用法,最後還要學習《春秋》,《春秋三傳》,先秦兵法等軍事著作,提升專業的理論素養。
從漢代的畫像磚看,就連漢代的民間娛樂,也充滿了陽剛尚武之風:比如蹴鞠、騎射奔牛、鬥牛、技擊搏鬥、射擊飛鳥等等,這些活動在幫助先民們愉悅身心、獲得額外的肉食補充之外,而且也讓漢代先民具備了基本的軍事素養,在南伐閩、越,北逐匈奴,東討朝鮮,西征大宛的時代要求下能夠應對軍事徵召。
由於有了一整套完整的教學和訓練體系,包括地方舉薦人士和郎官在內的一些漢代使者,都有不錯的體魄和軍事素養,足以支撐他們完成自己的使命。班超能使用“三十六騎平西域”,鄭吉能運用西域諸國的軍隊奪取車師城,都與漢朝使節能熟練運用軍事謀略不無關係。
最後,整個漢代昂揚奮發的時代精神,都是促使漢使敢於建功立業的文化因素。從古樸渾厚的漢畫像石,到氣勢磅礴、堆砌辭藻的漢大賦,還有漢高祖具有楚風特色的大風歌,唱盡了華夏先民自東周以來的尚武之風。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下,才有了使者們的一句句豪言壯舉:“匈奴未滅,何以為家”、“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
在這樣的風尚影響下,漢代的文臣也大多文武兼備,有一定的戰功或者軍事素養:比如以善賦著稱的司馬相如“少時好讀書,學擊劍”,著書十餘篇的公孫賀“以將軍擊吳楚有功,封平曲侯”, 就連作為滑稽之臣的東方朔的自薦書裡,都寫道“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而司馬遷也曾經作為郎官,參與了對巴蜀和西南夷的攻略,有了這樣的尚武之風,毫不奇怪,才會有這麼多的漢代使節敢於為國效力,遠走大漠雪山。
四、漢代使節的功過得失
在幾千年過去後,雖然西域的政治格局、語言分佈和人種佈局都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漢王朝的輝煌早已被掩埋到了地下,但是漢使們留下的一個個故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三十六騎平西域”、“願將腰下劍,直為斬樓蘭”、“鑿空西域”、“汗血寶馬”,這些典故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古代文學史,而他們帶回的一個個外來詞,比如西瓜、胡桃、苜蓿、琵琶、獅子、石榴、玻璃,早已經摘下了西域的面紗,走入尋常百姓家,融入了現代漢語的血脈,潤物細無聲。
當然,在漢代的外交活動中,也曾經有不和諧的畫面出現:比如在張騫返回之後,漢代對西域的外交反而出現過一段低谷期:
“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備人眾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徙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
在這段記載中,由於漢朝人受到了張騫出使封侯的激勵,於是很多貧民為了改變命運,也爭相前往異域,為漢武帝收集奇珍異寶。但是這些人很快就私吞官家財富、欺上瞞下,對於西域諸國也不講實情,強買強賣,結果造成的結果是漢武帝對使者們處以重罪、要求他們帶回寶物,否則不得回國,而西域國家們也厭倦了他們的不道德行為,對他們帶來的尋常禮物也不好奇,因此斷絕了對他們的供給。這樣的惡性循環,導致了漢朝對樓蘭的武力打擊,引發了本可避免的戰爭。
這一段記載充分說明,如果不是建立在平等、友好的基礎之上,外交人員為一己之私不顧國家關係,對外交流就會失其本心。因此,只有嚴格選拔外交人才,才能進行成功的外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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