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使班超
“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在汉朝历史上，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有过这样一个群体：汉朝使节，他们用自己的努力，辅助汉朝对匈奴的防御战争，而且在西域开疆扩土，往往以一人或者数人之力，为汉朝降服一国，扭转地区的外交局势，他们的一招，就能抵过千军万马，班超、冯奉世、傅介子、张骞等人都是如此，在行为上非常像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欧洲征服者，往往只靠一小股军队就能控制一大片领土。那么这样的探险家和军人，是如何炼成的呢？
在很多方面，汉使都很像后来的西班牙征服者
汉使飞扬跋扈、桀骜不驯的本性，来源于不同的主观和客观原因。
一、相对宽松的政权体制和族群的精神面貌
先秦的分封遗风在汉代还有孑遗
在主观上，由于汉代的中央集权程度还并不高，封建专制制度的国家机制还相当原始，由于距离先秦时代的分封传统并不遥远，所以在当时各个文化区的特色依旧十分明显、清晰可辨别，比如薛地多暴桀子弟、比如邹鲁之地多儒生学者、燕代之地重视声色犬马等等。正是由于地方上还有类似于豪强这种自发组织者，比如史记里的郭解、剧孟等人，所以中央集权制度尚未深入人心，在汉代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士人和贵族，凭借个人的崇高气节和专制皇权对抗的悲歌，比如追随田横据守孤岛、最后集体自刎而死的300壮士，还有不堪忍受刀笔小吏而自尽的飞将军李广，以及敢于藐视权贵的强项令董宣。
苏武牧羊
正是因为专制制度和相关理论没有完全成熟，所以汉初的国人保留了一股原始而质朴的生命冲动，爱的炽烈，死的壮烈，活的通透，人生一世，洒脱无比。透过司马迁的笔触，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国人为了一句承诺、一份使命、一份赏识，可以在异域忍饥挨饿、不忘初心，可以“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可以“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可以“牧羊驱马皆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他们可以凭借着这种没有被驯化的生命冲动对内对抗封建国家机器，对外开疆扩土、鞭笞四夷。
田横和他的门客
因此相对宽松的制度氛围下，一部分人的生命冲动没有被驯化，是汉使们能够建功立业的大前提。
而且，正是由于封建专制制度的不完善，让一些汉使在坚持使命的同时，敢于超额完成任务：“矫诏”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比如傅介子受命出使大宛国，他本来的使命仅仅是责备沿途勾结匈奴的楼兰和大宛王，但是他在归国的途中，还额外地斩杀了在龟兹国逗留的匈奴使团；留下了“虽远必诛”名言的陈汤，在远征郅支单于之前，也是擅自矫诏调动了戍己校尉的屯田军和西域城邦诸国的军队出征，并且没有上报有关行动细节，但是事后在建功立业后，也没有受到矫诏的惩罚；而东汉时代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班超，曾经擅自斩杀亲匈奴的西域本土贵族，他也是在耿恭的孤军撤回玉门关之后，违诏留在西域，并最终开辟了新局面，借助汉朝的威望和自己的实际能力，留在当地开辟了一番天地；在对南越国的征战之前，汉朝通过魏臣、终军、安国少季等使者组成的团体，在南越宫廷自主发动宫廷政变，希望一举击杀南越本土势力的代言人吕嘉。
这些超额完成任务的战绩，往往是一两次斩首行动，就能让一个小国的外交策略发生动摇，使他们倒向汉朝，达成出动大军难以达成的效果。而这样的自主权，在日后严格控制武将便宜行事权力的朝代是很难看到的。
汉简是当时的信息媒介
另外，从信息媒介的角度看，由于传播手段的相对落后，主战场西域和长安宫廷之间相隔万里，传信材料是汉简和纸张，传递途径是驿站或者烽火台，这些载体传播的信息量都很有限，无法事无巨细的包括所有情况，所以汉使们无法面面俱到地向朝廷报到、然后行动，所以这在客观上赋予了汉使巨大的自主权，比如甘延寿试图向汉朝朝廷报告陈汤的计划，但是被陈汤厉声拒绝：“汤独矫制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己校尉屯田使士。延寿闻之，惊起，欲止焉。汤怒，按剑叱延寿曰：大众已集会，竖子欲沮众邪？”如果等待信息发到长安然后回来，那么就容易贻误战机。相对原始的信息媒介，其实也是汉使能够独当一面、独立行动并且建立功勋的重要原因。
二、军人与郎官：高素质的使者群体
画像石上的水陆攻战图
在出使西域的使者中，历经了早期的投机取巧阶段之后，除了类似于江充、冯奉世、傅介子等自愿出使的使者之外，还有一部分是被汉朝廷选拔或者地方官举荐的使者。这些人的特点往往是：如果是平民，往往有过人的武勇或者才干，能够担当大任，比如前106年，汉武帝就下诏“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者，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而从有官吏身份中选出的使者，往往是武官，或者是属于郎中令体系的光禄勋属官，前者的特征是武艺高强，能够吃苦耐劳，能够应对突发的军事行动，乃至指挥军队作战，比如班超、郑吉、冯奉世等人，而后者则是“无常事，唯诏令所驱使”所以有利于接受临时的征发调度，为国效力。
匈奴人
而在具体的性格和才能特质上，多数汉使不同于春秋战国时代的游说之士，勇武健壮、强悍善战是第一位条件。这是因为纵横家是在华夏文化圈内进行外交活动，而汉使是跨文化交流的使者，必须适应西域当地的环境才能最高效地执行任务。而在缺乏汉文化素养、普遍高上力气、“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贼老弱”，在这种环境下，能言善辩之士可能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比如“匈奴俗,见汉使非中贵人,其儒先,以为欲说,折其辩;其少年,以为欲刺,折其气”，如果都是儒生或者年轻官吏，很可能遇到匈奴人的侮辱，会有损国格。
前往西域的汉使大都精通使用武器
所以终军这种能言善辩、文笔优美的年轻志士只能去南越这种和中原文化相通的小国，而派往西域的张骞则是身强体壮，“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正是因为武艺高强，张骞才能在被俘期间，获得匈奴人的敬重；而发动斩杀郅支单于之战的甘延寿，也是武艺高强，才从众多北地子弟中脱颖而出，开始了自己的仕途：“甘延寿字君况，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骑射为羽林，投石拔距绝于等伦，尝超逾羽林亭楼，由是迁为郎”；他的搭档陈汤则是“少好书，博达善属文”，这两人一文一武，才能合力完成日后的壮举。
汉代的民间体育运动
正是因为兼具军事才能、强健体魄和军事韬略，汉使们才能屡屡在异域建功立业。
三、尚武之风：使节军事素养的有力保证
汉朝骑兵
除了以上这些因素，汉代的军事教育和全民性的尚武之风，也是汉代使节们能够留下不朽传奇的重要保证，在汉代，汉代各郡中每年举行一次的军事演习。汉代平民中年满23岁的男子，要在郡中服役一年，充当材官、骑士，受射御、骑驰、战阵等方面的训练，都试 即是对他们作战能力的一种考核和检验。汉制每年八月或九月举行都试以讲武，由郡守主持，都尉及各县的令、长、丞、尉也都要参加。演习的内容因地而异，在设有楼船的南方郡县，郡县部队演习行船水战；北边等郡则以骑兵巡行障塞，而对于期门、羽林这样的精锐部队，除了学习骑射、马上格斗的技巧之外，还需要学习刀剑矛戟弓弩等武器的用法，最后还要学习《春秋》，《春秋三传》，先秦兵法等军事著作，提升专业的理论素养。
汉代画像石中的搏斗图
从汉代的画像砖看，就连汉代的民间娱乐，也充满了阳刚尚武之风：比如蹴鞠、骑射奔牛、斗牛、技击搏斗、射击飞鸟等等，这些活动在帮助先民们愉悦身心、获得额外的肉食补充之外，而且也让汉代先民具备了基本的军事素养，在南伐闽、越，北逐匈奴，东讨朝鲜，西征大宛的时代要求下能够应对军事征召。
画像砖中的军事训练场面
由于有了一整套完整的教学和训练体系，包括地方举荐人士和郎官在内的一些汉代使者，都有不错的体魄和军事素养，足以支撑他们完成自己的使命。班超能使用“三十六骑平西域”，郑吉能运用西域诸国的军队夺取车师城，都与汉朝使节能熟练运用军事谋略不无关系。
汉代车马
最后，整个汉代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都是促使汉使敢于建功立业的文化因素。从古朴浑厚的汉画像石，到气势磅礴、堆砌辞藻的汉大赋，还有汉高祖具有楚风特色的大风歌，唱尽了华夏先民自东周以来的尚武之风。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才有了使者们的一句句豪言壮举：“匈奴未灭，何以为家”、“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汉赋是典型的帝国文学
在这样的风尚影响下，汉代的文臣也大多文武兼备，有一定的战功或者军事素养：比如以善赋著称的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著书十余篇的公孙贺“以将军击吴楚有功，封平曲侯”， 就连作为滑稽之臣的东方朔的自荐书里，都写道“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而司马迁也曾经作为郎官，参与了对巴蜀和西南夷的攻略，有了这样的尚武之风，毫不奇怪，才会有这么多的汉代使节敢于为国效力，远走大漠雪山。
四、汉代使节的功过得失
很多水果来自于西域地区
在几千年过去后，虽然西域的政治格局、语言分布和人种布局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汉王朝的辉煌早已被掩埋到了地下，但是汉使们留下的一个个故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三十六骑平西域”、“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凿空西域”、“汗血宝马”，这些典故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史，而他们带回的一个个外来词，比如西瓜、胡桃、苜蓿、琵琶、狮子、石榴、玻璃，早已经摘下了西域的面纱，走入寻常百姓家，融入了现代汉语的血脉，润物细无声。
持有节钺的汉朝使节
当然，在汉代的外交活动中，也曾经有不和谐的画面出现：比如在张骞返回之后，汉代对西域的外交反而出现过一段低谷期：
“自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后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来还不能毋侵盗币物，及使失指，天子为其习之，辄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赎，复求使。使端无穷，而轻犯法。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徙皆争效之。其使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市以私其利外国。外国亦厌汉使人人有言轻重，度汉兵远，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汉使。”
在这段记载中，由于汉朝人受到了张骞出使封侯的激励，于是很多贫民为了改变命运，也争相前往异域，为汉武帝收集奇珍异宝。但是这些人很快就私吞官家财富、欺上瞒下，对于西域诸国也不讲实情，强买强卖，结果造成的结果是汉武帝对使者们处以重罪、要求他们带回宝物，否则不得回国，而西域国家们也厌倦了他们的不道德行为，对他们带来的寻常礼物也不好奇，因此断绝了对他们的供给。这样的恶性循环，导致了汉朝对楼兰的武力打击，引发了本可避免的战争。
这一段记载充分说明，如果不是建立在平等、友好的基础之上，外交人员为一己之私不顾国家关系，对外交流就会失其本心。因此，只有严格选拔外交人才，才能进行成功的外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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