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二十世紀之後，歷史這輛火車的速度看似快了不少，最初的行進並不順暢，她左右搖晃、上下顛簸。歷經九曲十八彎後，又爬坡過坎、穿山越嶺，終於駛入了片相對平緩的開闊地，人們為這兒取了個站名——民國。
早在清朝就上了車的乘客們，此時就像東北人來到了海口。腳一踏上美蘭機場的地面，便前呼後擁急匆匆奔進更衣室，將一身棉襖、皮袍、秋褲褪去，換上另一身神清氣爽的夏服。
日後為齊白石編寫年譜的胡適，此時還是一翩翩少年，他剛考取庚子賠款的官費留學生，正與他的同學——日後的“中國現代語言學之父”趙元任正在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習，胡適選讀了農科。由他們所引領的新文化運動還要再等幾年才會到來。
在這段中國社會、政治、思想、文化發生急遽變革的時期，齊白石的活動範圍僅僅侷限於湘潭和長沙，然而前文所提到的齊白石的老師和朋友們，卻都經歷了一段過山車般的旅途。
插圖：齊白石《有竹人家》尺寸 105×26.5cm
從政治和思想傾向上看，他們最終分屬為保守派、改良派和革命派幾大陣營。在日後那場摧枯拉朽的新文化運動的醞釀期中，保守與革命的糾纏、衝撞便成為這一時期文學史、思想史的主旋律。
以下，我將用幾篇文章詳細介紹齊白石在“衰年變法”醞釀期中，他人生中幾位“貴人”社會身份所發生的變換，以及他們對齊白石藝術創作有哪些影響。
這幾位早期所遇的“貴人”中，王闓運、樊樊山、夏壽田等人成了保守、陳腐的舊思想代言人，而“王門大弟子”楊度，則有些像華山派中那位不安分的令狐沖。
壹：回顧下齊白石的五出五歸
1911年3月27日，同盟會在廣州發動黃花崗起義。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就任南京臨時政府大總統，宣佈中華民國成立。
在這新舊社會交替之際，我們的主人公齊白石已年近半百，正在家鄉湘潭過著山居的清閒日子。
這段日子始於三年前。1909年9月，47歲的齊白石結束了一次漫長的旅程。這場遠遊始於上一年秋，他的行程從湖南開始，經過廣州-欽州-香港-上海-蘇州-南京，畫了一個圈後，終於再回湘潭。這一個地理概念上的圓圈，為他中年時期“五出五歸”的遊歷畫上了句號。
齊白石所謂的“五出五歸”最早始於1902年（壬寅年），前文已經描述過他當時受到郭葆生和夏壽田邀請赴西安，為夏壽田小妾姚無雙教畫，期間認識了樊樊山，繼而至北京後與楊度相見，在這“一出一歸”結束之際，正值京城那場空前絕後的“經濟特科會試”期間，他的朋友楊度受到了命運嘲弄，做了“八日榜眼”。
自“一出一歸”後，齊白石又於1904年（甲辰年）遊江西南昌與廬山，是年回湖南，為其“二出二歸”；1905年（乙巳年）他從湖南到桂林，遊覽廣西山水，又於1906年（丙午年）從廣西到廣東，然後返回湖南，這是其“三出三歸”。
三歸之後，齊白石有了些經濟基礎，從此前的“借山”到了“買山”，他用教畫和賣畫、刻印所得，在湘潭茶恩寺鎮茹家衝餘霞峰麓腳下購置的一處家產，包括有一所舊房子和二十畝水田。他將舊房翻新，當年農曆十一月二十日移居新屋，取名“寄萍堂”，“寄萍堂”三字王闓運題寫，寓意“世事如寄，人生如萍”；
王闓運題寫的“寄萍堂”
1907年（丁未年），齊白石春遊廣東，後到達廣東梧州，轉輪船，從海路到達欽州，然後隨郭葆生到肇慶，並且隨郭的兵備道巡邏部隊到達東興，從東興過北侖河，到越南芒街，此後於冬天返回湖南。這次“四出四歸”，算是齊白石首次也是唯一一次跨出國門，南方的荔枝、野芭蕉都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在越南時，他看見過一處密集數百株野芭蕉林，“映得漫天都成碧色”，晚年是他還對這一視覺印象記憶猶新。
齊白石：芭蕉書屋圖之一
齊白石：芭蕉書屋圖之二
四歸之後，便是前文交代過的最後一次遠遊，直到1909年（己酉年）九月結束。
對於上述這段“五出五歸”，齊白石日後所作的一篇《自敘》文中總結道：“壬寅年，吾年四十，始遠遊。至己酉，五出五歸，身行半天下。”
貳 身行半天下的收穫
若是要粗略總結齊白石“身行半天下”的收穫，我們有必要再重溫一下他首次出遠門之前，在西安的郭葆生（郭人漳）為勸他西行所寫的信，在信中郭葆生談到：“無論作詩作文，或作畫刻印，均須於遊歷中求進境。作畫尤應多遊歷，實地觀察，方能得其中之真諦。古人云：得江山之助，即此意也。”
的確，齊白石由此開始的中年時期五出五歸，不僅讓他的刻印、畫名逐漸傳播開了，更重要的是，他通過遊歷開拓了眼界，將各地山川收之筆底，創作不少佳作。
為齊白石詩、書、印、畫幾方面藝術創作提供養分的不僅僅是關中、嶺南、海上、北國這些地方的真山真水、風土人情，同時也包括他在遊歷過程中，從夏壽田、郭葆生、樊樊山等傳統文人圈子中所親眼目睹的諸多名家真跡。
也就是說，他在這段時間有三種自我學習的方式：一是跟師友學、二是跟古人學、三是跟造化學。
在學造化方面，他並非一味再現自然，而是總結出自己的一些心得“山水畫要無人所想得到處，故章法位置總要靈氣往來，非前清名人苦心造作。山水筆要巧拙互用，巧則靈變，拙則渾古，合乎天趣。”（見1919年《老萍詩草》）
在學古人方面，早在西安時，他就有機會瀏覽樊樊山浩大的藏書、字畫、碑帖，這促使他的繪畫主題和風格從工細的仕女、花鳥轉向了更為寫意的文人繪畫；在其“三出三歸”時，他在時任廣東巡防營統領郭葆生家駐留幾個月，除了為葆生的小妾教授畫畫外，也為郭葆生代筆、捉刀。此間齊白石將郭葆生所收羅的八大山人、徐渭、金農等等名家真跡，都臨摹了一遍，得益不淺。
據齊白石自述，1908年他赴廣州賣畫時，當時的廣東等地流行的是“清初四王”一派的傳統風格。“四王”是指清初以王時敏為首的四位著名山水畫家，其他三位分別是王鑑、王原祁和王翬。四王幾乎統領了清初的整個畫壇，成為一種龐大的畫壇勢力。以至於陳師曾在總結清朝繪畫時認為，四王之後無畫派。
在明末清初之際，漢族學者們受到清朝統治者的思想鉗制，將精力投入對歷史和經典的研究，用更為隱蔽的方式探討明朝覆滅原因，試圖繼承與維護漢族的文化優勢。因此、音韻學，金石學和考據學成為學者關注的主要領域。
與文學、思想史相對應，在畫壇的主流便是“四王”。“四王”中，尤其是王時敏的孫子王原祁（1642年─1715年），曾在康熙年間供奉內廷，為康熙皇帝“掌眼”，還與他人合編《佩文齋書畫譜》，直接影響了皇帝的審美觀，其畫風也得到統治集團的認可和提倡。因此，四王一直被視作“正宗”。四王的藝術成就體現對前代畫壇的系統整理、模仿，他們尊古、復古、仿古，但也被人詬病為泥古，缺乏創新能力。
齊白石閒章：猶有梅花是故人
齊白石在遊歷廣東時潛心臨摹的徐渭、八大山人（朱耷）、金農（揚州八怪之一）等人，都是極具個性的藝術家，他們並不囿於傳統、保守的“四王”一派，用自己獨特的個體經驗，構建一個自由的、不迴避現實矛盾的藝術世界。比如說八大山人，他的畫作中就常流露出一種孤獨、孤危的意識，將個體生命體驗上升到對人類與宇宙關係的哲學、宗教思考層面。
在學師友方面，他跟隨王闓運、夏壽田、樊樊山等晚清文人學習詩文，同時也從近世、同代人中吸取營養。
八大山人 溪山無盡圖 27×32.5cm 長尾甲家族舊藏
對比齊白石在“五出五歸”之前，以工筆為主。其創作題材除了模仿仕女人物外，更有一部分是鄉間常見的紡織娘、蚱蜢、蝗蟲一類，這是他長期堅持觀察、寫生的結果。而在他遠遊之後，畫風逐漸變得開放，走上了用大寫意畫花鳥的路子，這些風格有些接近當時的吳昌碩（儘管他與吳昌碩的見面還要再等上數年）。
此後，齊白石的畫法更多地沿著雅俗共賞的吳昌碩路子，而吳也正是陳師曾的老師之一。齊白石甚至認為自己原為吳昌碩門下走狗，曾寫詩云：
青藤雪個遠凡胎，老缶衰年別有才，我欲九原為走狗，三家門下轉輪來。
這首詩從一個側面表露了齊白石心中的畫學老師，他們分別是：徐渭、八大和吳昌碩。
本文為《齊白石“衰年變法”之謎》系列文章，未完待續。相關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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