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历史这辆火车的速度看似快了不少，最初的行进并不顺畅，她左右摇晃、上下颠簸。历经九曲十八弯后，又爬坡过坎、穿山越岭，终于驶入了片相对平缓的开阔地，人们为这儿取了个站名——民国。
早在清朝就上了车的乘客们，此时就像东北人来到了海口。脚一踏上美兰机场的地面，便前呼后拥急匆匆奔进更衣室，将一身棉袄、皮袍、秋裤褪去，换上另一身神清气爽的夏服。
日后为齐白石编写年谱的胡适，此时还是一翩翩少年，他刚考取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生，正与他的同学——日后的“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正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胡适选读了农科。由他们所引领的新文化运动还要再等几年才会到来。
在这段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发生急遽变革的时期，齐白石的活动范围仅仅局限于湘潭和长沙，然而前文所提到的齐白石的老师和朋友们，却都经历了一段过山车般的旅途。
插图：齐白石《有竹人家》尺寸 105×26.5cm
从政治和思想倾向上看，他们最终分属为保守派、改良派和革命派几大阵营。在日后那场摧枯拉朽的新文化运动的酝酿期中，保守与革命的纠缠、冲撞便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史、思想史的主旋律。
以下，我将用几篇文章详细介绍齐白石在“衰年变法”酝酿期中，他人生中几位“贵人”社会身份所发生的变换，以及他们对齐白石艺术创作有哪些影响。
这几位早期所遇的“贵人”中，王闿运、樊樊山、夏寿田等人成了保守、陈腐的旧思想代言人，而“王门大弟子”杨度，则有些像华山派中那位不安分的令狐冲。
壹：回顾下齐白石的五出五归
1911年3月27日，同盟会在广州发动黄花岗起义。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
在这新旧社会交替之际，我们的主人公齐白石已年近半百，正在家乡湘潭过着山居的清闲日子。
这段日子始于三年前。1909年9月，47岁的齐白石结束了一次漫长的旅程。这场远游始于上一年秋，他的行程从湖南开始，经过广州-钦州-香港-上海-苏州-南京，画了一个圈后，终于再回湘潭。这一个地理概念上的圆圈，为他中年时期“五出五归”的游历画上了句号。
齐白石所谓的“五出五归”最早始于1902年（壬寅年），前文已经描述过他当时受到郭葆生和夏寿田邀请赴西安，为夏寿田小妾姚无双教画，期间认识了樊樊山，继而至北京后与杨度相见，在这“一出一归”结束之际，正值京城那场空前绝后的“经济特科会试”期间，他的朋友杨度受到了命运嘲弄，做了“八日榜眼”。
自“一出一归”后，齐白石又于1904年（甲辰年）游江西南昌与庐山，是年回湖南，为其“二出二归”；1905年（乙巳年）他从湖南到桂林，游览广西山水，又于1906年（丙午年）从广西到广东，然后返回湖南，这是其“三出三归”。
三归之后，齐白石有了些经济基础，从此前的“借山”到了“买山”，他用教画和卖画、刻印所得，在湘潭茶恩寺镇茹家冲余霞峰麓脚下购置的一处家产，包括有一所旧房子和二十亩水田。他将旧房翻新，当年农历十一月二十日移居新屋，取名“寄萍堂”，“寄萍堂”三字王闿运题写，寓意“世事如寄，人生如萍”；
王闿运题写的“寄萍堂”
1907年（丁未年），齐白石春游广东，后到达广东梧州，转轮船，从海路到达钦州，然后随郭葆生到肇庆，并且随郭的兵备道巡逻部队到达东兴，从东兴过北仑河，到越南芒街，此后于冬天返回湖南。这次“四出四归”，算是齐白石首次也是唯一一次跨出国门，南方的荔枝、野芭蕉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在越南时，他看见过一处密集数百株野芭蕉林，“映得漫天都成碧色”，晚年是他还对这一视觉印象记忆犹新。
齐白石：芭蕉书屋图之一
齐白石：芭蕉书屋图之二
四归之后，便是前文交代过的最后一次远游，直到1909年（己酉年）九月结束。
对于上述这段“五出五归”，齐白石日后所作的一篇《自叙》文中总结道：“壬寅年，吾年四十，始远游。至己酉，五出五归，身行半天下。”
贰 身行半天下的收获
若是要粗略总结齐白石“身行半天下”的收获，我们有必要再重温一下他首次出远门之前，在西安的郭葆生（郭人漳）为劝他西行所写的信，在信中郭葆生谈到：“无论作诗作文，或作画刻印，均须于游历中求进境。作画尤应多游历，实地观察，方能得其中之真谛。古人云：得江山之助，即此意也。”
的确，齐白石由此开始的中年时期五出五归，不仅让他的刻印、画名逐渐传播开了，更重要的是，他通过游历开拓了眼界，将各地山川收之笔底，创作不少佳作。
为齐白石诗、书、印、画几方面艺术创作提供养分的不仅仅是关中、岭南、海上、北国这些地方的真山真水、风土人情，同时也包括他在游历过程中，从夏寿田、郭葆生、樊樊山等传统文人圈子中所亲眼目睹的诸多名家真迹。
也就是说，他在这段时间有三种自我学习的方式：一是跟师友学、二是跟古人学、三是跟造化学。
在学造化方面，他并非一味再现自然，而是总结出自己的一些心得“山水画要无人所想得到处，故章法位置总要灵气往来，非前清名人苦心造作。山水笔要巧拙互用，巧则灵变，拙则浑古，合乎天趣。”（见1919年《老萍诗草》）
在学古人方面，早在西安时，他就有机会浏览樊樊山浩大的藏书、字画、碑帖，这促使他的绘画主题和风格从工细的仕女、花鸟转向了更为写意的文人绘画；在其“三出三归”时，他在时任广东巡防营统领郭葆生家驻留几个月，除了为葆生的小妾教授画画外，也为郭葆生代笔、捉刀。此间齐白石将郭葆生所收罗的八大山人、徐渭、金农等等名家真迹，都临摹了一遍，得益不浅。
据齐白石自述，1908年他赴广州卖画时，当时的广东等地流行的是“清初四王”一派的传统风格。“四王”是指清初以王时敏为首的四位著名山水画家，其他三位分别是王鉴、王原祁和王翚。四王几乎统领了清初的整个画坛，成为一种庞大的画坛势力。以至于陈师曾在总结清朝绘画时认为，四王之后无画派。
在明末清初之际，汉族学者们受到清朝统治者的思想钳制，将精力投入对历史和经典的研究，用更为隐蔽的方式探讨明朝覆灭原因，试图继承与维护汉族的文化优势。因此、音韵学，金石学和考据学成为学者关注的主要领域。
与文学、思想史相对应，在画坛的主流便是“四王”。“四王”中，尤其是王时敏的孙子王原祁（1642年─1715年），曾在康熙年间供奉内廷，为康熙皇帝“掌眼”，还与他人合编《佩文斋书画谱》，直接影响了皇帝的审美观，其画风也得到统治集团的认可和提倡。因此，四王一直被视作“正宗”。四王的艺术成就体现对前代画坛的系统整理、模仿，他们尊古、复古、仿古，但也被人诟病为泥古，缺乏创新能力。
齐白石闲章：犹有梅花是故人
齐白石在游历广东时潜心临摹的徐渭、八大山人（朱耷）、金农（扬州八怪之一）等人，都是极具个性的艺术家，他们并不囿于传统、保守的“四王”一派，用自己独特的个体经验，构建一个自由的、不回避现实矛盾的艺术世界。比如说八大山人，他的画作中就常流露出一种孤独、孤危的意识，将个体生命体验上升到对人类与宇宙关系的哲学、宗教思考层面。
在学师友方面，他跟随王闿运、夏寿田、樊樊山等晚清文人学习诗文，同时也从近世、同代人中吸取营养。
八大山人 溪山无尽图 27×32.5cm 长尾甲家族旧藏
对比齐白石在“五出五归”之前，以工笔为主。其创作题材除了模仿仕女人物外，更有一部分是乡间常见的纺织娘、蚱蜢、蝗虫一类，这是他长期坚持观察、写生的结果。而在他远游之后，画风逐渐变得开放，走上了用大写意画花鸟的路子，这些风格有些接近当时的吴昌硕（尽管他与吴昌硕的见面还要再等上数年）。
此后，齐白石的画法更多地沿着雅俗共赏的吴昌硕路子，而吴也正是陈师曾的老师之一。齐白石甚至认为自己原为吴昌硕门下走狗，曾写诗云：
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
这首诗从一个侧面表露了齐白石心中的画学老师，他们分别是：徐渭、八大和吴昌硕。
本文为《齐白石“衰年变法”之谜》系列文章，未完待续。相关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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