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湘雅“紅樓”
1914年初夏一天，一位37歲的美國建築師花了好幾個小時在北京紫禁城內流連徜徉、悉心觀察，他完全被這裡的建築給迷住了。事後他寫道：“這是世界上最好的建築群，在其他任何國家、任何城市都不可能找到如此宏偉壯麗的建築物了。”
當年他獲聘為耶魯校友籌建的長沙雅禮大學新校園進行規劃。後設計湘雅“紅樓”。
在中國第一代建築學家成長之前，美國人墨菲首先在長沙留下了他的作品——湘雅紅樓。
墨菲於1899年畢業於耶魯大學建築學專業。次年，他在紐約成立了自己的建築事務所，設計過一些住宅、劇院和日本、韓國的大學校園。這個時期他只是一個不知名的美國建築師。
1914年，他通過耶魯的關係，獲聘為耶魯校友籌建的長沙雅禮大學新校園進行規劃設計。那年5月下旬，墨菲來到中國。
廣州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董黎介紹，墨菲的“發跡”其實剛好撞上了一個絕好的時機，那就是當時中國經濟發展，建築業局部繁榮，但中國自己的第一批建築師還在國外留學，尚未成長，於是像墨菲這樣的外國建築師就“鑽了空子”。
墨菲為雅禮大學附屬湘雅醫院設計的三層病棟及附屬建築，是當時華中地區“最摩登最適宜的”建築物、設施最好的醫院，也是長沙僅存的由外國建築師設計的建築。
這是墨菲在中國的第一個作品，成為他一系列仿古建築的最初摹本。
二，湖南大學建築群
在墨菲設計湘雅“紅樓”的時候，1916年，剛20歲的湖南新寧人劉敦楨遠赴日本求學。10年之後，他設計了湖南大學二院（今湖大物理教學樓）。
此後，柳士英、蔡澤奉、陳植、童雋、梁思成等均與長沙有過漫長或短暫的交集。他們留下了一個時代所獨有的痕跡，以及深刻背景。
1925年，劉敦楨回長沙訂婚，當時的湖南大學趁機把他“挖”來，任土木系講師。湖南大學建築學院教授柳肅感嘆這段巧合，本來是個人私事，“卻為長沙城留下了許多深刻的記憶”。1929年劉在土木系創辦建築科，1930年應邀赴北京與梁思成組建中國營造學社，離開湖南之際，寫信邀請柳士英來湖大主持建築學教育。從此柳士英致力於在湖南傳播建築教育，未曾離開。
最初的湖南大學，其實就是嶽麓書院，稱為一院。今湖南大學物理系實驗樓為劉敦楨1926年所建，當時稱為第二院。1934年柳士英對湖大校區進行了多處擴建和規劃，對教學區、宿舍、實習工廠統籌安排，從此奠定了湖大校園的雛形。
1938~1945年間，湖大多次遭受日軍轟炸，圖書館及許多校舍被毀。1946年湖大從湘西小縣辰溪遷還長沙本校，柳士英組織重建校園並設計新圖書館，為適應長沙氣候條件，又於建築兩翼以洞門小井聯繫，以利於分流。
湖大科學館於1935年建成，由該校建築學教授蔡澤奉設計，二層磚混結構。蔡為湖南湘潭人，也是畢業於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建築科（1919年）。抗戰勝利後，柳士英對科學館改建加層，就是今天的行政辦公樓。
1948年柳士英設計的工程館是具有濃郁“機器美學”的作品，1951年他又設計了湖大禮堂，採用大屋頂形式，還用紅、黑顏色漆點綴金飾。
建築學博士郭海松撰文評價劉敦楨，“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回，簷牙高啄”，中國古建築以這樣的意蘊向世人展示它的通靈和深邃，這“恰恰吻合了劉先生內斂、沉靜的性格”。
在東南大學建築學教授劉敘傑的印象中，父親劉敦楨就是一個“不打牌不下棋，不看電影不聽戲，滴酒不沾”的人，經常出差，回家除了吃飯和睡覺，就是在書房裡看書寫作，週末和假期也不例外。因此，童年的劉敘傑，“跟父親不熟”。其文稿、筆記，連私人信件，也是先寫出草稿，經修改後再謄寫寄出。
劉敦楨出生的新寧劉氏大族，出過劉坤一這樣的晚清重臣。他自小接受了良好的傳統教育，他在營造學社時管理文獻部，後半生專注於古建築研究都與此有很大關聯。
1949年後，劉敦楨在重組後的南京工學院（後併入南京大學）任教，研究興趣先後轉向民居、園林。對古典園林的研究，成為劉敦楨“文革”時最大的罪名，說他“假借整理民族文化之名，積極宣揚封建社會腐朽和沒落的一面。”
遭受批判後，劉敘傑撰文回憶，“父親本是一個內向的人，平時不多說話，那以後的話就更少了。從他那更多的沉默和深邃的目光裡，我想他可能已經猜到了自己最終的結局。”
這個結局，定格於1968年4月30日。
而當時更顯鋒芒的柳士英，其現代主義風格來源於1920年代古典主義與現代主義激烈交鋒的島國日本。他早年是個革命者，曾做過北伐先遣營營長。二次革命失敗後逃亡日本，學了建築。
在長沙，是他有自己“思想”的時候，他的建築理論已開始成熟。他不僅宣揚西式建築，且直指中國傳統建築“暮氣沉沉”，有一種“頹靡不振之精神”。那些雕樑畫棟，被他認為“失諸軟弱”，他“大聲疾呼”，要用建築改變國民性。
到了晚年，柳士英在回憶錄中仍然反對傳統建築，還是喜歡簡練明快，討厭繁瑣堆砌。只不過語氣平和、“淡定”了許多，不似當年那麼“年輕氣盛”了。
三，中南大學姊妹樓
“華蓋”設計的和平樓、民主樓是兩座姊妹樓，平面像一架飛機
中南大學檔案史料載，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後，清華大學準備南遷辦學，選址長沙嶽麓山，建造了和平樓、民主樓作為校舍，但樓頂在1938年日軍轟炸中被炸壞。清華大學只得借用今韭菜園附近的長沙聖經學院，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組成長沙臨時大學，也就是後來西南聯大的前身。抗戰勝利後，幾經變故，和平樓、民主樓1952年歸屬了剛成立的中南礦冶學院，即今天的中南大學。
和平樓、民主樓是兩座姊妹樓，平面像一架飛機，兩翼合圍成內院，坡屋頂的紅磚清水牆。傳聞它們為梁思成所設計，但陳先樞否認了這一點，根據最初的建造合同，該樓為上海的華蓋建築師事務所設計，沒有提到梁思成。不過，陳也提出，華蓋建築師事務所的三個合夥人——趙深、陳植、童雋都與梁思成關係非淺，他們都畢業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築系，算是梁思成的“學弟”，陳、童還同為梁思成邀請，曾到梁所在的東北大學建築系任教。在他們為清華大學設計和平樓、民主樓時，梁思成又是當時的清華大學建築系主任。
華蓋建築師事務所則是當時國內“聲譽最高、規模最大、歷史最久的國人建築師事務所”，設計遍及全國各地的200多項工程。他們於上世紀30年代在上海為江浙財團設計的上海大戲院、大華電影院，以豎形的霓虹燈如水波細流，被認為是最能體現時代風貌的建築，也是“上海灘”的“典型形象”。
可以確定的是，今天中南大學的佈局是梁思成構建。
據《中南礦冶學院的“清華”情結》一文所述，1952年成立礦冶學院時，首任校長陳新民在確定校門之前曾派人去清華大學找當初設計“長沙臨時大學”的梁。梁說，中南礦冶學院的大門宜取和平樓和民主樓之中軸線，這條線正對著北面的虎頭山，按照這種地形佈局因空氣對流適度而有利於教職員工身體健康。於是，陳新民就敲定了中南礦冶學院的主體建築沿著這條中軸線展開。
還有他們的它們
幾位“知名”卻未被冠以“中國現代教育開創者”的建築師，他們在長沙的作品
墨菲、劉敦楨、柳士英、陳植、童雋，他們是當時的“知名”建築師甚至被冠以“中國現代教育的開創者”，還有一些在長沙留下作品並保存至今的建築師，他們沒能獲得這種“殊榮”，甚至“只是在最初的建造合同上留下一個名字”。
四，明德中學樂誠堂
出生於湖南寧鄉的周鳳九（1891-1960，周光召之父），抱著“工業救國”的目的於1920年赴巴黎土木建築學校勤工儉學，回國後畢生專注於橋樑、公路建設。
明德中學樂誠堂設計於1932年。四層鋼筋混凝土結構、花崗石半圓拱門和筒瓦。建成時，蔣介石來明德題詞“止於至善”。“樂誠”則是為紀念別號“樂誠老人”的明德校長鬍元倓。1938年的“文夕大火”和隨後的日機轟炸，使它僅剩框架。戰後多次修葺，1980年按原貌修復後，才成了我們今天看到的樣子。
五，小吳門郵局
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建築界，盧鏞標是一個傳奇。這個來自浙江定海的“草根”，自學美國西方建築函授課程而成為“先鋒派”建築師。以扇形輻射狀的太陽光、齒輪或流線型線條和嚇人的粉紅色、電器類的藍色、警報器的黃色等裝飾現代建築。
1935年他設計了長沙小吳門郵局，這座建築呈U形佈局，正面主樓四層，兩側裙樓三層，磚混結構，西式門窗。也因為混凝土的結構燒不垮，“文夕”大火時它才有幸保存下來。
六， 國貨陳列館
國貨陳列館因1928年抵制日貨而建，1932年10月在中山路落成。大樓主體建築8層，鋼筋水泥結構，16根圓柱聳立在商場前部，一律限售國貨。抗戰時它的上三層閣樓被炸燬，因此今天只能看到5層樓。1986年，當時的“中山路百貨大樓”裝修，將其圓柱改建成方柱，長廊改成門面。現在這些門面都已關閉，整個大樓處於閒置狀態。
陳列館附屬的銀宮電影院，曾在長沙首映彩色電影，為石拱門的歐式建築。上世紀70年代是它的鼎盛期，90年代後衰落。現在，影院改成了小間的影吧，十五元的門票、投影儀式的放映設備。
陳先樞回憶最初的營造合同上列了國貨陳列館的設計者：歐陽淑。今天我們只能知道，他是汨羅人，曾赴法勤工儉學。銀宮電影院與上文所說的湖大科學館一樣，為當時的湖大教授蔡澤奉設計，作為一個建築學教授，蔡四十多歲就已去世，因此沒留下更多作品。
七，北正街教堂
一個在華40年的傳教士和一座90年的教堂
黃興北路76號，北正街教堂。週末下午，禮拜還沒開始，大門緊鎖。這是一幢少見的石砌建築，青灰色石牆、紅瓦坡屋頂。它原為1905年成立的英國教會，1910年搶米風潮中成為饑民發洩憤怒的對象被焚燬，1915年重建。
設計者孟良佐（1878-1966）是出生於美國的神學博士，1902年被派往中國傳教。在擔任長沙聖公會會長期間設計建了這座教堂，也是在會長任內，他曾全力營救“日知會案”獲罪革命人士。1926年北伐軍圍困武昌城，又以美國教會領導人身份往來於南北兩軍之間，得同意每日開城門一次，疏散城中居民出外覓食。1948年回美國時，他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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