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湘雅“红楼”
1914年初夏一天，一位37岁的美国建筑师花了好几个小时在北京紫禁城内流连徜徉、悉心观察，他完全被这里的建筑给迷住了。事后他写道：“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建筑群，在其他任何国家、任何城市都不可能找到如此宏伟壮丽的建筑物了。”
当年他获聘为耶鲁校友筹建的长沙雅礼大学新校园进行规划。后设计湘雅“红楼”。
在中国第一代建筑学家成长之前，美国人墨菲首先在长沙留下了他的作品——湘雅红楼。
墨菲于189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建筑学专业。次年，他在纽约成立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设计过一些住宅、剧院和日本、韩国的大学校园。这个时期他只是一个不知名的美国建筑师。
1914年，他通过耶鲁的关系，获聘为耶鲁校友筹建的长沙雅礼大学新校园进行规划设计。那年5月下旬，墨菲来到中国。
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董黎介绍，墨菲的“发迹”其实刚好撞上了一个绝好的时机，那就是当时中国经济发展，建筑业局部繁荣，但中国自己的第一批建筑师还在国外留学，尚未成长，于是像墨菲这样的外国建筑师就“钻了空子”。
墨菲为雅礼大学附属湘雅医院设计的三层病栋及附属建筑，是当时华中地区“最摩登最适宜的”建筑物、设施最好的医院，也是长沙仅存的由外国建筑师设计的建筑。
这是墨菲在中国的第一个作品，成为他一系列仿古建筑的最初摹本。
二，湖南大学建筑群
在墨菲设计湘雅“红楼”的时候，1916年，刚20岁的湖南新宁人刘敦桢远赴日本求学。10年之后，他设计了湖南大学二院（今湖大物理教学楼）。
此后，柳士英、蔡泽奉、陈植、童隽、梁思成等均与长沙有过漫长或短暂的交集。他们留下了一个时代所独有的痕迹，以及深刻背景。
1925年，刘敦桢回长沙订婚，当时的湖南大学趁机把他“挖”来，任土木系讲师。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柳肃感叹这段巧合，本来是个人私事，“却为长沙城留下了许多深刻的记忆”。1929年刘在土木系创办建筑科，1930年应邀赴北京与梁思成组建中国营造学社，离开湖南之际，写信邀请柳士英来湖大主持建筑学教育。从此柳士英致力于在湖南传播建筑教育，未曾离开。
最初的湖南大学，其实就是岳麓书院，称为一院。今湖南大学物理系实验楼为刘敦桢1926年所建，当时称为第二院。1934年柳士英对湖大校区进行了多处扩建和规划，对教学区、宿舍、实习工厂统筹安排，从此奠定了湖大校园的雏形。
1938~1945年间，湖大多次遭受日军轰炸，图书馆及许多校舍被毁。1946年湖大从湘西小县辰溪迁还长沙本校，柳士英组织重建校园并设计新图书馆，为适应长沙气候条件，又于建筑两翼以洞门小井联系，以利于分流。
湖大科学馆于1935年建成，由该校建筑学教授蔡泽奉设计，二层砖混结构。蔡为湖南湘潭人，也是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1919年）。抗战胜利后，柳士英对科学馆改建加层，就是今天的行政办公楼。
1948年柳士英设计的工程馆是具有浓郁“机器美学”的作品，1951年他又设计了湖大礼堂，采用大屋顶形式，还用红、黑颜色漆点缀金饰。
建筑学博士郭海松撰文评价刘敦桢，“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中国古建筑以这样的意蕴向世人展示它的通灵和深邃，这“恰恰吻合了刘先生内敛、沉静的性格”。
在东南大学建筑学教授刘叙杰的印象中，父亲刘敦桢就是一个“不打牌不下棋，不看电影不听戏，滴酒不沾”的人，经常出差，回家除了吃饭和睡觉，就是在书房里看书写作，周末和假期也不例外。因此，童年的刘叙杰，“跟父亲不熟”。其文稿、笔记，连私人信件，也是先写出草稿，经修改后再誊写寄出。
刘敦桢出生的新宁刘氏大族，出过刘坤一这样的晚清重臣。他自小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教育，他在营造学社时管理文献部，后半生专注于古建筑研究都与此有很大关联。
1949年后，刘敦桢在重组后的南京工学院（后并入南京大学）任教，研究兴趣先后转向民居、园林。对古典园林的研究，成为刘敦桢“文革”时最大的罪名，说他“假借整理民族文化之名，积极宣扬封建社会腐朽和没落的一面。”
遭受批判后，刘叙杰撰文回忆，“父亲本是一个内向的人，平时不多说话，那以后的话就更少了。从他那更多的沉默和深邃的目光里，我想他可能已经猜到了自己最终的结局。”
这个结局，定格于1968年4月30日。
而当时更显锋芒的柳士英，其现代主义风格来源于1920年代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激烈交锋的岛国日本。他早年是个革命者，曾做过北伐先遣营营长。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学了建筑。
在长沙，是他有自己“思想”的时候，他的建筑理论已开始成熟。他不仅宣扬西式建筑，且直指中国传统建筑“暮气沉沉”，有一种“颓靡不振之精神”。那些雕梁画栋，被他认为“失诸软弱”，他“大声疾呼”，要用建筑改变国民性。
到了晚年，柳士英在回忆录中仍然反对传统建筑，还是喜欢简练明快，讨厌繁琐堆砌。只不过语气平和、“淡定”了许多，不似当年那么“年轻气盛”了。
三，中南大学姊妹楼
“华盖”设计的和平楼、民主楼是两座姊妹楼，平面像一架飞机
中南大学档案史料载，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后，清华大学准备南迁办学，选址长沙岳麓山，建造了和平楼、民主楼作为校舍，但楼顶在1938年日军轰炸中被炸坏。清华大学只得借用今韭菜园附近的长沙圣经学院，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也就是后来西南联大的前身。抗战胜利后，几经变故，和平楼、民主楼1952年归属了刚成立的中南矿冶学院，即今天的中南大学。
和平楼、民主楼是两座姊妹楼，平面像一架飞机，两翼合围成内院，坡屋顶的红砖清水墙。传闻它们为梁思成所设计，但陈先枢否认了这一点，根据最初的建造合同，该楼为上海的华盖建筑师事务所设计，没有提到梁思成。不过，陈也提出，华盖建筑师事务所的三个合伙人——赵深、陈植、童隽都与梁思成关系非浅，他们都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算是梁思成的“学弟”，陈、童还同为梁思成邀请，曾到梁所在的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在他们为清华大学设计和平楼、民主楼时，梁思成又是当时的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
华盖建筑师事务所则是当时国内“声誉最高、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国人建筑师事务所”，设计遍及全国各地的200多项工程。他们于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为江浙财团设计的上海大戏院、大华电影院，以竖形的霓虹灯如水波细流，被认为是最能体现时代风貌的建筑，也是“上海滩”的“典型形象”。
可以确定的是，今天中南大学的布局是梁思成构建。
据《中南矿冶学院的“清华”情结》一文所述，1952年成立矿冶学院时，首任校长陈新民在确定校门之前曾派人去清华大学找当初设计“长沙临时大学”的梁。梁说，中南矿冶学院的大门宜取和平楼和民主楼之中轴线，这条线正对着北面的虎头山，按照这种地形布局因空气对流适度而有利于教职员工身体健康。于是，陈新民就敲定了中南矿冶学院的主体建筑沿着这条中轴线展开。
还有他们的它们
几位“知名”却未被冠以“中国现代教育开创者”的建筑师，他们在长沙的作品
墨菲、刘敦桢、柳士英、陈植、童隽，他们是当时的“知名”建筑师甚至被冠以“中国现代教育的开创者”，还有一些在长沙留下作品并保存至今的建筑师，他们没能获得这种“殊荣”，甚至“只是在最初的建造合同上留下一个名字”。
四，明德中学乐诚堂
出生于湖南宁乡的周凤九（1891-1960，周光召之父），抱着“工业救国”的目的于1920年赴巴黎土木建筑学校勤工俭学，回国后毕生专注于桥梁、公路建设。
明德中学乐诚堂设计于1932年。四层钢筋混凝土结构、花岗石半圆拱门和筒瓦。建成时，蒋介石来明德题词“止于至善”。“乐诚”则是为纪念别号“乐诚老人”的明德校长胡元倓。1938年的“文夕大火”和随后的日机轰炸，使它仅剩框架。战后多次修葺，1980年按原貌修复后，才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
五，小吴门邮局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建筑界，卢镛标是一个传奇。这个来自浙江定海的“草根”，自学美国西方建筑函授课程而成为“先锋派”建筑师。以扇形辐射状的太阳光、齿轮或流线型线条和吓人的粉红色、电器类的蓝色、警报器的黄色等装饰现代建筑。
1935年他设计了长沙小吴门邮局，这座建筑呈U形布局，正面主楼四层，两侧裙楼三层，砖混结构，西式门窗。也因为混凝土的结构烧不垮，“文夕”大火时它才有幸保存下来。
六， 国货陈列馆
国货陈列馆因1928年抵制日货而建，1932年10月在中山路落成。大楼主体建筑8层，钢筋水泥结构，16根圆柱耸立在商场前部，一律限售国货。抗战时它的上三层阁楼被炸毁，因此今天只能看到5层楼。1986年，当时的“中山路百货大楼”装修，将其圆柱改建成方柱，长廊改成门面。现在这些门面都已关闭，整个大楼处于闲置状态。
陈列馆附属的银宫电影院，曾在长沙首映彩色电影，为石拱门的欧式建筑。上世纪70年代是它的鼎盛期，90年代后衰落。现在，影院改成了小间的影吧，十五元的门票、投影仪式的放映设备。
陈先枢回忆最初的营造合同上列了国货陈列馆的设计者：欧阳淑。今天我们只能知道，他是汨罗人，曾赴法勤工俭学。银宫电影院与上文所说的湖大科学馆一样，为当时的湖大教授蔡泽奉设计，作为一个建筑学教授，蔡四十多岁就已去世，因此没留下更多作品。
七，北正街教堂
一个在华40年的传教士和一座90年的教堂
黄兴北路76号，北正街教堂。周末下午，礼拜还没开始，大门紧锁。这是一幢少见的石砌建筑，青灰色石墙、红瓦坡屋顶。它原为1905年成立的英国教会，1910年抢米风潮中成为饥民发泄愤怒的对象被焚毁，1915年重建。
设计者孟良佐（1878-1966）是出生于美国的神学博士，1902年被派往中国传教。在担任长沙圣公会会长期间设计建了这座教堂，也是在会长任内，他曾全力营救“日知会案”获罪革命人士。1926年北伐军围困武昌城，又以美国教会领导人身份往来于南北两军之间，得同意每日开城门一次，疏散城中居民出外觅食。1948年回美国时，他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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