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不僅是日本的千年王城、也是世界知名的文化中心。在這裡，西洋人可以帶著各種”想象異域”的善意或成見，在走馬觀花之後再回去寫出類似於《菊與刀》這種不著邊際的快餐論文；而中國人則會在漫步大街小巷、故宮古剎之的同時，不由自主去地緬懷盛唐富宋的絕代風華。作為一個歷史名城，京都有著中古時代那種特有的風雅；作為現代都會，這裡還配備著自工業時代以來便稀缺的閒適和寧靜。
總之，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京都似乎還是光源氏和清少納言的那個平安京，依舊是在暮春的曙色中，滿庭綠肥紅瘦，空中飄蕩著遠處的鶯啼燕語——除了令人作嘔的惡臭······在人類文明史上，大都會的歷史，其實就是一部漫長的汙穢史。這一點，無論是羅馬、長安，抑或是巴黎、北京，都是一樣的——平安京自然也不會例外。
我們想象的平安京是這樣的，
至少是這樣的，
事實上，很可能是這個樣子。
問題來了，既然平安京與同時期的大都市一樣，都是各種意義上名副其實的“穢土”，那麼這座令無數風雅之士魂牽夢縈的天邑京華究竟又是從何時起才開始墮落的？答案是，從一開始就很“墮落”，或者說，在平安京開始成為京城的時候，這座帝都就很骯髒、很汙穢。
平安京之所以會從一開始就“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其中有一個首要的原因就是，這座帝都，其實是一座：整體未能如期建成、大批在建項目爛尾，人煙稀少,幾近淪為“鬼城”的Potemkinvillage······
在延歷十五年，桓武帝於太極殿接受公卿百官朝賀之後，從這一年的六月起，平安京的營造範圍就開始由宮廷擴大到市區，標誌是之前的造宮使升級為造宮職，由單獨的官員擴展為一個機構。一開始，建設工作熱火朝天的推進，比如在延歷十六年三月，朝廷強行徵發遠江、駿河的農民兩萬零四十人為勞役；三年後又抓來山城、大和等地的農民一萬人來修築桂川的水利工程，以防洪水氾濫，淹沒新都。
不可否認的是，平安京的一些角落確實是“如夢似幻”，但也就是角落而已。
這要注意的是：遠江、駿河皆屬東海道，也就是現在的靜岡；山城、大和都在京畿，也就是傳統意義上的“天子腳下”。在古代社會，京畿的庶民一般來說都比其他地區的庶民享受著更多的“福利”，所以延歷十九年十月的這次徵發勞役可說明為了營建平安京，當時以桓武帝為首的朝廷已經開始殺雞取卵了。更何況當時日本朝廷還在繼續著與北方蝦夷各部的“三十八年戰爭”，國家財政長期處於吃緊狀態。因此，這座新帝都的營建工程也就只能走一步說一步。延歷二十四年臘月初七，也許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的桓武帝承認了自己統治期間的窮兵黷武和大興土木已經讓社會普遍陷入了痛苦之中，於是便下詔書暫停對蝦夷的戰爭和平安京的營造，緊接著又三日後廢止造宮職這一職務。
至此，除內裡、東、西市之外，整個平安京只有左京的一半（北部）、右京的四分之一的地區建成了裡坊制的市區，其餘地區基本上都是還荒蕪的原野和小樹林。
整個城市的“面子工程”尚且如此，那些一直被視為比較“次要”的問題也就可想而知了，比如說排洩物和垃圾的處理。
摸著良心說，平安京的規劃設計絕不是沒有考慮到基礎環境設施。作為“下水道”的側溝一直是當時設計者所關心的重點。按照《類聚三代格》的記載，當時的設計者們都認為：
“加固京城，側溝為其根本。”
而《延喜式》則詳細的記載到，當時京城內所有的側溝加起來摺合今天的七千米，其中大溝寬四尺、小溝寬三尺——注意，此時的平安京只有十來萬人口，而現在京都市有一百五十萬人，下水道全場為四千一百五十五米。按比例計算，當時平安京居民擁有的基礎環境設施也不遜色於今日京都居民。
不過，在當時，帝都的居民中無論是積善藤家的公卿們，還是在羅城門薅死人頭髮的貧婆子，都有一個習慣，那就是往側溝裡扔垃圾。尤其是富貴人家，經常在門口的側溝上搭個棚子，當做廁所，稱之為“水洗”；公卿王侯們通常在遊廊的一角設一個屏風，裡面放上馬桶、夜壺，這被稱為樋殿，也就是衛生間。方便之後便有御廁人將排洩物扔進“水洗”之中，也就是扔進側溝；而府中的侍衛、僕役則會直接在水洗中方便一下。
不僅如此，後來各種生活垃圾也往側溝裡扔，而且這種習慣從一開始便是如此。比如《續日本紀》就說過，早在百年前的藤原京時代，就已經是：
“京城內外，多汙穢惡臭”。
後來平城京的側溝遺址中也發現了各種生活垃圾——除了吃剩的雞骨魚刺之外，甚至破甕碎磚都會一股腦的倒進去。要說明的是，往側溝中扔垃圾和排洩物的，基本能上還都是“體面人”。絕大多數平安京中的居民，也就是老百姓們，一般會選擇在街頭巷尾這些公共場合“方便一下”。
很難想象，今日的京都曾是一個臭氣熏天、汙水橫流的地方。
最典型的就是《落窪物語》中的男主，兩個小哥哥：近衛少將道源和惟成帶刀。這二人冒雨前去女朋友家中過夜，在赴約的路上卻被巡夜的小吏當做半夜出門偷情的窮小子。於是便喝令這主僕二人到路邊蹲著。此時少將發現路邊汙穢泥濘，而且堆積著糞便·····而這些糞便的來源，在《今昔物語》中有交代，比如“侍奉貴人的少女蹲在大路上出恭”、“少婦······對著土牆，向南蹲下解手”······
不僅僅是大街上如此，即使是一些神聖的宗教場所也難“未能免俗”比如神泉苑從遍照金剛的時代就是朝廷祈雨的祭祀場所，可以說非常神聖。但是據《小右記》記載，在差不多二百年後，此地已經是四面圍牆皆皆坍塌，汙穢不堪。
當然，平安京有時也會搞一些“衛生”，每當有一些重大的節慶活動或是御駕出巡時，這些場所的沿途街道都會被清理一遍。負責這種工作的是檢非違使。
檢非違使的職務類似大明朝之南北鎮撫司，不僅擔任著京師警察和法官的角色，而且還要負責打掃衛生，派出衛士、侍從、僕役不定期的打掃衛生，以防大人物們出門時受到玷汙。
檢非違使還是幹一些實際工作的。
相比之下，靠著舉報、羅織罪名過活的禿童才是真正的社會毒瘤。
這種環境，對於人口密度集中的大城市來說，會意味著什麼自然也就不言而喻。每到雨季，大雨滂沱之後便“京中溝渠皆肆溢”，有時鴨川之水還會氾濫入城，路邊、溝中的垃圾、穢物也自然隨著流水一下子擴散到整個平安京。平安京在地質屬於碎石土，地表水很容易滲透到地下；而京中的水井幾乎又都是淺水井，每當梅雨季開始，河水、側溝開始氾濫，汙水也滲入地下，井水中當然就會經常滋生繁衍了大量的寄生蟲，疫病的爆發和傳染如影逐隨的跟至。
十世紀末、十一世紀出，正是藤原道長以天子舅氏的身份執掌天下的世道，被視為平安王朝的黃金時代。但即使是在這麼一個如滿月般的盛世，作為帝都的平安京也因為瘟疫的傳播而經常變成一個恐怖的大停屍場。自一條帝長德元年（995AD）開始，到後一條帝萬壽四年（1027AD）三十二年間，各種瘟疫在平安京爆發了十一次。在長德元年之前兩年的正歷四年（994AD），平安京開始爆發瘟疫，《本朝世紀》四月二十四日條記載：
“死屍堆滿街邊，往來行人皆掩鼻而過，烏鴉野狗食之飽腹，屍骨填滿小巷”。
三個月後，便有了““京都死者過半．五位以上官員死亡六十七人”的結果，鳥部野的亂葬崗、羅城門外的荒地、甚至路邊都橫七豎八的躺著死屍。
這些人開創了“風雅的黑暗時代”。
屍橫遍野，除了成不遠就是。
萬壽三年四月，平安京的水井中出現了一種形如水蛭的寄生蟲，引用了這種被汙染的井水之後，人們的會身體上就會長腫塊。這次疫病延續到了第二年，權大納言藤原行成、關白藤原道長這些居於社會金字塔頂端的大人也在劫難逃，最終一命嗚呼。
正因為平安京的骯髒，才導致了瘟疫的肆虐，而死去屍體被隨意拋擲，反過來又使得城市更加骯髒，這種惡性循環持續了七百年之久。不過，在平安王朝終結之後，平安京卻以帝都的狀態繼續頹廢的維持了下去，但是大街小巷卻逐漸的變得越來越乾淨，這一切都是要拜農業發展所賜。
前面說過，平安京的地質是堅硬的碎石土，這種土質雖然適合營造房屋，但是卻因為十分貧瘠，不宜耕種。要想改變土壤的肥力最好的辦法就是不斷地往地裡施肥。在化肥發明之前，堆積在漚糞池中腐爛至青色的排洩物是最好的肥料。而大城市因為人口多而且密集，所以就成了最大的肥料產地。各町的管理者於是便在街道兩側修建設有糞坑的公廁，以方便攢下各種“肥料”。之後再賣給專門經營肥料的商人或是直接賣給農民，從中可以獲取一筆豐厚的收入。也就是說，聖護院的蘿蔔、桂川的甜瓜、九條的大蔥、七條的芹菜、鹿谷的南瓜，這些以美味著稱的蔬菜都是靠著各町公廁的滋養才能夠成為京城的特產。而京都的街頭從此也變得乾乾淨淨，到了慶長十四年（1609AD）西班牙使臣羅德里戈·唐·比威羅便開始驚歎道：
“這座城市面積如此廣闊，道路四通八達，街道、房屋皆清潔體面，在世界上其他的邦國，我從未見到這樣的城市。”
到了江戶開府之際，平安京，或者說京都，就已經成了世界上最清潔的帝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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