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5月，刚从日本归国不久的青年学者何兹全，目睹愈加动荡险恶的时局，尤其对在国民党重重“围剿”下而被迫走上长征之途的红军深表钦佩，不禁感慨万千，挥笔写下《纪念5月说几句旧话》一文。
其中讲道：“共产党能号召一些青年跟着走，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其中有些是信仰问题。近年的‘剿共’，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部分人走错了路而生出的民族的痛心的事”。
与学生同情长征的态度迥异，身为何氏老师的傅斯年，则对长征颇有敌意。在他看来，“中国的共产党，何尝恰是俄国或德国有主义有经验的革命党？中国的共产党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无独有偶，时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蒋廷黻，也认为共产党就是“流寇”，只是其在组织性、纪律性、指导思想上大大胜于过去的流寇。
傅斯年、蒋廷黻等人对长征持如此态度，究其原因，大致有二。首先他们试图因循武力统一的路径,以此结束“五代式”的混乱局面。其次，他们长期置身于国统区，始终单方面接收国民党的宣传,且没有亲身赴苏区对红色政权进行深入考察，此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也制约了他们对共产党的理性理解和感性认识,在他们的潜意识中，代表中国的只能是处于正统地位的国民政府，其地位是不可动摇也是不容动摇的，从而把诸多希望寄托于国民党。蒋廷黻也无奈地承认“在中国,我们无法知道共产党究竟是怎样改造乡村及社会”的,所以对它的认知仅仅触及问题的表象,且不免有先入为主的价值预设。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文史部、中央党校党史部、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
本文摘编于北京日报2016年10月17日《“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未来”——傅斯年、胡适、鲁迅三种不同的长征观的历史见证与回答》
监制：刘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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