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治心靈
不當家不知柴米貴,錢不夠花啊。
(紹英)
紹英是滿洲鑲黃旗人,也算是清末的朝廷重臣了。辛亥革命之後,紹英開始幹內務府總管,也就相當於皇室大管家——不過此時的內務府,要靠“施捨”過日子了。
大清沒了,溥儀也不是皇帝了。不過,皇室一大家子人,還是住在宮裡,還有太監宮女伺候著,還要花錢過日子。民國政府在溥儀退位之後,保留了很多優待條件,其中就包括每年支付400萬銀元的生活費。
400萬看著很多吧?不過負責管錢的紹英,卻高興不起來。首先,民國政府雖然答應了給錢,但是一直拖欠著。
《紹英日記》中明確記載,他這個大管家,不得不經常去“催款”。催一次給一點,從來沒有給夠過。到民國五年底的時候,本年“共欠給優待經費二百五十一萬七千零六十六兩。”
民國十年一共拿到一百七十萬,民國十一年只拿到三十萬……說白了,溥儀一大家人,是靠著施捨過日子。而紹英,就是不停的去找民國政府要錢——還沒什麼底氣。
要到手的錢呢,還不完全是現大洋,經常是紙幣或者債券。民國時期,這些是不斷貶值的,所以實際上拿到手的錢,更少。
雖然錢少,但是溥儀一大家子人,花錢卻大手大腳。
(偽滿洲國時溥儀外出的車隊)
可能是好日子過慣了,沒有任何權力的皇室,依然養了一大群人,機構臃腫,浪費嚴重。正常開支已經非常龐大,官員太監們還要從中貪腐。過年過節皇室還要窮大方的四處“恩賞”——大概是要繼續表現出皇室的優越感吧。
溥儀的外籍老師莊士敦就回憶說:“節日的花銷非常巨大,甚至必須抵押大量的玉器和瓷器。而對我來說,這似乎只是一次非常簡單的典禮。那麼,巨大開銷的原因是什麼……有人告訴我,大部分錢都用來賞賜那些懸掛和點燃燈籠的太監們……”
而溥儀自己,又是個引領時尚潮流的公子哥,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時不時還買幾輛名牌汽車……《紹英日記》中記載,1924年7月20日“上買汽車用洋八千六百元,又令交近五百元”,8月15日“上要二萬元,為給賑款”……
你說紹英鬱悶不?手上沒錢,但是到處都是花錢的地方。
這是他的工作,那他個人呢?俸祿、津貼加賞賜,一年能拿到2萬多元。
(《紹英日記》)
看著確實很多,紹英也不是個亂花錢的人,溥儀都評價他“恭順”、“出名的膽小怕事的人”。
但是,《紹英日記》中,記載了很多他向銀行借款度日的事情。
紹英是有苦難言啊,首先就是要養活的人太多了。除了自己一家子人,其他幾個去世的兄長的家屬,也要靠他幫扶著過日子。這多出來的幾十口人,也是一筆很大的開銷。
比如他記載到“……明年元旦起撤去賬房,每月尚需用月例二百元,公中月例一百元,伙食一百元。米麵尚不在內,已月需四百元之譜。”再加上過年過節,各家的婚喪嫁娶等大小事務,一年下來真不是小數目。
當然,要是節省著話,也還能應付的過來。
但是,作為內務府的總管,他還必須拿出數量龐大的錢財,用來賞賜宮中的太監等人——這已經成了宮裡的“規矩”,要是每次進宮辦事不賞賜一些給辦事的太監,不僅會有閒話,以後辦事也會平白多出一些小麻煩。
說白了,不光是紹英,包括溥儀一大家人,為了尊嚴和體面,不得不為了錢發愁。其實這其中的問題,看過《紅樓夢》的,應該能有所體會吧。
七追風
有錢沒錢,咱們來算一算。
辛亥革命後,紹英擔任溥儀的內務府大臣。他在《紹英日記》中記錄了當時遜位皇室的生活,同時也記錄了自己的日常點滴,這些日記是研究清末民初歷史的重要參考。
紹英:
紹英擔任內務府大臣後,每年的收入乍看上去頗為可觀。在民國四年,他的收入就超過了二萬元。
其中包括全年俸銀430.52元,內務府津貼7200元,管理處薪俸:3600元,飯銀3624元,皇宮賞賜5838元,收取房租250元,銀行利息571.4元,收取禮金795元,合計22308.92元。
紹英生性節儉,有這麼多收入,生活本應無憂。
但是紹英日記裡有許多銀行借款和欠賬記錄:
“欠款附記:福子昆代借一千元,義順號,無利息。前欠匯豐支票取約八百兩,又字據借一千元,按年六釐息,隨便歸還。欠竹銘存四百元,欠姨奶奶一百元。”
“本年年節家中年例約用五百元,還賬約二千五百餘元,向鹽業銀行浮借二千元,借姨太太存款一千元。自明年元旦起撤去賬房,每月尚須用月例二百元,公中月例一百元,伙食一百元,米麵尚不在內,已月需四百元之譜。”
紹英家每年的生活費大約是4800元,過年過節額外開支1500元左右,負擔雖然比較大,但遠小於他的年收入。
銀兩:
作為宗室旗人,大手大腳講排場是這個階層的特點。紹英每年都要賞賜太監、僕役、小吏這些人數千兩銀子。
他剛當上內務府大臣之時就準備千金“以備見面禮之用”,然後的端午節他支出的 “太監賞、蘇拉賞約七百兩”,中秋節又付出了“太監、蘇拉賞三百四十元”。
紹英經常進宮辦事,每次都要給那些太監、蘇拉不菲的小費,民國元年4月8日,他“得賞銀千兩,遂給抬夫八元”;民國二年4月30日,“進內請安,給太監洋銀十元”。
同年5月4日,“敬懿皇貴妃賞飯吃,共賞給廚茶役卅元”。這種八元、十元的賞賜,積少成多,一年下來也是一筆不小的數字。
賞錢:
紹英的孫子回憶當年的情形時說:
“一到過節,爺爺為了往宮裡送東西,就向糧店賒賬。因此每過完節,爺爺都會長嘆一聲:‘可算過去了!’”
紹英平時還有車馬費、醫藥費、保險費、宴請費、捐贈費等等花銷,但即使負債也要維持體面,特別是逢年過節、婚喪嫁娶,更是不惜財力,這也是當時遺老們的普遍現象。
大清貴族旗人的陳規陋習非常多。宣統三年,紹英長子世傑娶慶親王奕劻之女八格格為妻,娶親隊伍前面到了北京齊化門新鮮衚衕,後面還在東四牌樓,浩浩蕩蕩,規模龐大。
整場婚禮耗資巨大。好不容易操辦完婚禮,紹英只說了一句話:
“這麼辦吃不消!”
從這簡單的幾個字裡,不難體會出紹英經濟上已不堪重負。
不單是紹英,就是退位的溥儀,日子也緊巴巴的。
紹英和溥儀:
民國政府答允的清室優待費從一開始就沒及時過,每年都在拖欠,至民國五年已拖欠六百餘萬兩,至民國七年,拖欠竟逾千萬兩,只“以債票、國庫券各一半歸還”可是這種債券信譽並無保證,“得之宛如獲石”。
領到的經費也不是現洋,更多的是紙幣或債,當時通貨膨脹嚴重,這些紙幣貶值得厲害。
這甚至導致溥儀大婚費用一減再減,溥儀的大婚典禮花費還不到30萬元,說明當時遜清皇室的財政極為窘迫。
紹英劇照:
民國十三年後,皇室經費變成每年50萬元,這麼點錢,民國政府還是無法保證。
皇室自身機構臃腫,浪費嚴重,皇家子弟揮霍無度。
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回憶道:
“每年開支數目,不算我的吃穿用度,共計年支八十七萬零五百九十七兩。 ”
皇室在不斷催促撥款的同時, “不得不以租房賣地來彌補經費之不足”,……同時壓縮機構,精簡人員,甚至不惜盜賣古董文物,向洋行借款,最後只能“直無辦法”。
紹英也在日記中寫到:“皇室之事實無法維持矣”。
自古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紹英的入不敷出,是他大手大腳的關係,能怪誰?
參考:《紹英日記》《我的前半生》
剛日讀史
愛新覺羅溥儀,是清朝也是中國歷史上為人承認的最後一位正牌皇帝。
他的一生頗具傳奇性,是擁有4億人口帝國的主宰,也曾是三次登上帝位的傳奇人物,但實際上他一生之中基本上毫無權力。
年幼的時候少不更事,根本沒有執政能力,12歲,自己的政權就被推翻,困居皇宮,只是在宮內有一個皇帝的虛名而已,後來他兩次被人推上皇位,都是作為傀儡的存在,甚至最後一次成為偽滿洲國君主的時候,直接成為了日本人統治東北的傀儡。
但他的一生也是幸運的,相比很多普通人而言,他一生下來就是天潢貴胄,無比尊榮。
他從來不用為衣食而擔憂,即便是她後來,在辛亥革命之後,失去王權,但是在劃給他的紫金城的一畝三分地,他仍然是至高無上的王,一切都按照清朝的慣例從事,滿清皇室享有著民國政府給予的最高優惠待遇。
既然在民國成立之後,滿清皇室依舊按照,就離擁有獨立的宮廷機構,那麼也就會有滿清貴族,擔任這些機構的長官。
今天要說溥儀大總管紹英,就是當時的內務府大臣,總管這皇宮裡的一切開支,掌握皇宮的錢袋子。
內務府大臣紹英
紹英的祖父和父親都是滿清貴族,而且都是重要的清朝管理,在辛亥革命之後,雖然清廷失勢,但這些滿族遺老遺少們依舊心向朝廷在他們眼中只有一個最高領袖,那就是大清皇帝,即便他退位了。
所以他們自然以進入宮中服侍皇帝為榮,紹英也是他們其中的一員,起初他在義和團時期曾任職於步軍統領衙門,現在我們習慣性常說的,九門提督手下任職,而且還曾作為貴族,陪同當時的親王,端方載澤等人一起出洋考察政治,又在1912年清室退位之後,在溥儀的小朝廷內,任總管內務府大臣。
在宮中的時候,紹英自然是盡心竭力的為皇宮皇室服務,可是諾大的皇宮,在當時還有數千太監,失去了國家政權的滿清朝廷,雖然得到了民國承諾的厚待,但是在實際上財政也面臨非常艱難的處境。
皇室財政拮据
紹英有記日記的習慣,而且如今還留下了數十本厚厚的紹英日記,他的日記中詳細記述了當時清廷的窘境。
在紹英日記中的民國政府,雖然承諾了要給退位的清朝皇室予以豐厚的優待,可是,紹英卻總把民國政府當成一個欠債不還的老賴形象。
因為邵英在多次與民國政府交涉,皇宮內務府用款事項的時候,都被或推諉,或拒絕,或扯皮。
紹英在日記裡記載,至民國5年5月已拖欠白銀600餘萬元,到了民國7年的時候,拖欠款項達到千萬之巨。
最終民國政府,將債券和國庫券來抵償撥款,可是這些東西卻像雞肋一般,當時的民國政府的債券兌付能力實在一般,在紹英眼裡,這些東西跟石頭沒什麼區別。
說好的每年400萬銀元,到民國11年只給了30萬,民國12年則只給22萬。到了1924年的時候,甚至在馮玉祥佔領北京後,還將每年的補助,改為50萬元,並把溥儀趕出皇宮。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雖然清朝皇室看似獲得民國優待,被允許在宮中居住,但事實上,要養活諾大的上下一幫人,清廷的財政,實在是非常拮据。
當時的清朝皇室只好試圖節省開支,想辦法開源節流,紹英日記中記載:1912年11月16日
皇太后諭令,所有皇室所屬各衙門應裁應並,通盤籌劃永久之計,隨時會同醇親王妥尚辦法,奏明辦理。
解決的辦法就是被逼的把宮中的瓷器予以變賣,以此來籌款,緩解財政拮据的局面。
在日記中也有記載,1918年6月8日:
中堂交進售賣瓷器,洋元票八萬七千元。
所以此時的清朝皇宮,已經被逼到了不得不售賣中瓷器的地步了,作為內務府大臣的紹英,肯定是要為宮中的財政情況所頭疼的。
龐大的家庭支出
當然關於有人提及紹英每年收入2萬元這件事,這確實是他作為內務府大臣的收入情況,確實在他的日記中有所記載,據統計,在民國4年紹英總共獲得了22,300元的收入。
但是對於一個滿清貴族來說,一年這樣的收入,雖然是非常高的,但相比較他需要養活的家庭情況來說,也就顯得不那麼突兀了。
古代這樣貴族的家庭都是有一個非常非常龐大的家族體系,而且當時,因為已經是民國了,除了皇室之外的滿清貴族是沒有其他收入來源的。
他們都需要自力更生,可紹英的子女家人就是自在慣了的貴族子弟,根本沒有任何謀生技能,所以整個家庭都是靠紹英一個人來撐著的,包括家庭的日常開銷,對僕人的工資發放,包括對親族的一些補貼等等,龐大的婚喪嫁娶所要花費的人情禮儀。
除此之外他還要撫養和幫助其他幾位兄長和兄長的家屬,多麼龐大的家族干係啊。
在日記中記載:
“本年年節家中年例約用五百元,還賬約二千五百餘元,向鹽業銀行浮借二千元,借姨太太存款一千元。自明年元旦起撤去賬房,每月尚須用月例二百元,公中月例一百元,伙食一百元,米麵尚不在內,已月需四百元之譜。
此外,還有一部分開支要維持他體面的社會身份,他每年都要和給宮中的太監和宮女賞賜大量的錢財
,在民國元年的時候他剛被任命為內務府大臣,就要交千金來做給宮女太監們的見面禮。所以在紹英時期,無論對內對外,他遠沒有別人所想象的那麼光鮮亮麗,在公事上他要面臨清廷皇室財政拮据的事情,在私人問題上,他又要面臨著整個龐大的家族,都需要他一個人來支撐的財政困局。
所以他不得不為錢財而發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