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選自|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當今，在我們的政治、私法與交易體制底下，在我們的經濟特有的經營形態與結構當中，這種資本主義“精神”，如人所說，很可以被理解為純粹是適應的產物。資本主義的經濟秩序需要這種對於賺錢“天職”的獻身：這種獻身，在人對於外物的態度裡，是如此切合於資本主義結構的一種，而且是與經濟生存鬥爭裡的存活條件如此緊密地連接在一起，所以事實上現在可以不必再談什麼“營利的”生活樣式與單一統合的“世界觀” 之間的必要關聯。特別是此種生活樣式再也沒有必要援引任何宗教勢力的贊同為支持，並且覺得教會規範對於經濟生活的影響——只要還感覺得到的話——就像國家對於經濟生活的規制一樣，不啻是一種妨礙。如此一來，商業與社會決策上的利害關係通常有決定“世界觀”之勢。凡是在生活樣式上無法順應資本主義的成功條件者，勢必向下沉淪，或者至少是上升不了。不過，這些都是近代資本主義業已取得勝利並解脫昔日支柱之後的時代才有的現象。如同其過去唯有與興起中的近代國家權力相結合，方足以打破中古經濟規制的舊有形式那樣，我們或可暫且先這麼說，其與宗教力量之間的關係恐怕也是一樣的。是否這樣？並且在何種意義下是這樣？正是此處所要加以探討的。因為，以賺錢作為人有義務要達成的目的本身、作為“天職”，這樣一種觀念是與其他任何時代的道德觀感相背反的，這幾乎無須證明。被納入教會法裡且在當時（如同福音書裡有關利息的經文一樣）被認為是真正教義且適用於商人活動的那個教條，“總非上帝所喜”，以及聖托馬斯·阿奎那用以指稱營利慾的用語“卑鄙”（turpitude，甚至包括那無可避免且倫理上容許的利得在內），都已經包含了天主教教理對意大利城市之金融勢力利益的高度讓步，後者與教會在政治上極為緊密關聯；儘管，相當多的人仍抱持著激進的反營利觀點。而且，就算是在天主教會的教理更加順應通融之處，例如在佛羅倫薩的安東尼那兒，這樣的觀感也從未完全消失過：以營利為目的本身的行為，根本是一種恥辱（pud endum），只不過為了既已存在的生活秩序，必須加以容忍罷了。
佛羅倫薩花之聖母大教堂
當時的某些倫理學者，尤其是唯名論學派的倫理學家，接受資本主義營業形態的萌芽發展乃是既成事實，並且試圖證明這並無不可，尤其是證明商業貿易乃是必要的，在其中發展出來的“勤勞”（industria）不啻是正當的利得源頭而且在倫理上並無可非議——儘管這樣的證明不無矛盾；然而，當時支配性的學說卻拒斥資本主義式營利的“精神”為卑鄙，或者至少不能給予倫理上的正面評價。像富蘭克林那樣的一種“道德”觀，簡直不可思議。這尤其是參與資本主義運作的人們本身的見解：要是站在教會傳統的立場上，他們的畢生操勞頂多不過是道德上不相干的、被容忍的，但由於常有違犯教會禁止取息的教義之虞，從而危及其來世的幸福；於是，如史料所顯示的，當富豪去世之時，總有巨大款項流入教會機構作為“良心錢”，有時候甚至是歸還給生前的債務人，作為從他們身上不當榨取 的“高利貸利息”。不如此做的僅僅是——除了異教徒或被視為有危險傾向的人之外——那些在心理上已從傳統中解放出來的城市商業貴族。不過，即使是懷疑論者與非教會人士通常也總是會藉著大筆捐贈來討好教會，因為面對死後的不確定狀況，這不啻是個保險的好手段，而且確實也因為（至少根據流傳得相當廣泛的寬鬆看法）僅只是表面服從教會的誡命就足以保證天上的福分。就此，正好清楚顯露出當事者本身認為自己的行為乃是自外於道德的甚或是反道德的。那麼，從道德上頂多是被容忍的這種行徑如何能轉變成富蘭克林那種意義的“天職”呢？再者，在當時世界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核心，十四與十五世紀的佛羅倫薩，也是所有列強的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裡，營利被視為道德上可議的或頂多是被容忍的，然而位處邊陲的北美賓夕法尼亞州，於十八世紀時仍是小市民的社會狀態，經濟上光是由於貨幣的短缺就經常要被迫退縮回以物易物的手段，大型的工商企業猶不見蹤影，銀行還在起步階段，但在此，營利卻被視為一種道德上可稱讚的，而且毋寧是必須遵循的生活樣式的內涵；對此，該做何歷史解釋呢？——於此，要說成是“物質”狀態之“反映”在“精神的上層建築”上，就真的是無謂至極。那麼，外表上純粹以贏得利潤為目標的那種活動，之所以被歸屬為個人懷有義務感的“天職”的範疇，到底是源於何種思想氛圍呢？因為，正是這樣一種思想為“新式”企業家的生活樣式提供了倫理的基礎與支撐。
賓夕法尼亞州的田園風光
人們一般都認為“經濟的理性主義”是近代經濟整體的基調——特別是桑巴特對此做了明智且影響深遠的闡述。若這話所指的是：從科學觀點來重組生產過程，用以解除生產過程里人類天生自然的“生物的”限制， 從而使勞動生產力得以擴大，那麼，這無疑是對的。在技術與經濟領域上的這個理性化過程如今無疑也決定了近代市民社會“生活理想”的一個重要的部分；為人類的物質性物資供應的一個理性組織而服務勞作，無疑 也總是成為縈繫於“資本主義精神”代表人物心頭上的畢生事業的指針。人們只消看一看富蘭克林為費城的市政改善所做努力的描述，就自然會明白這個極為理所當然的事實。為許許多多的人“提供工作”、協力促成家鄉城市的經濟“繁榮”一一與資本主義相結合、以人口及貿易量之增長為取向的經濟繁榮——所感受到的喜悅與驕傲，所有這些明明白白全是近代企業家階層特有的人生喜悅，而且被認為無疑是“理想主義的”。同時， 在嚴密精算的基礎上進行理性化，對致力追求的經濟成果進行妥善計劃且清醒冷靜的運籌帷幄，實乃資本主義私人經濟的一個根本特色，與農夫只圖餬口的生活、古老行會工匠依恃特權的陳腐老套、以政治機會與非理性投機為取向的“冒險家資本主義”正相對反。
因此，將“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看做是理性主義整體發展的部分現象，似乎是最好理解的，而且此種精神應該是從理性主義對於終極人生問題的原則態度衍生出來的。如此一來，基督新教唯有被當作只是扮演了純粹理性主義人生觀的一個“初熟果”的角色時，方才成為歷史觀察的對象。只是，當我們認真地試圖這麼做時，立即顯示出這樣的解題辦法根本是行不通的，因為理性主義的歷史顯示出它在各個人生領域裡絕非平行應和地向前發展。例如私法的理性化，如果我們將之理解為法律素材在概念上的單純化與編整，那麼達到至今為止最高程度的，是古代末期的羅馬法，而在一些經濟最為理性化的國家裡，私法的理性化程度卻是最為落後的，特別是在英國，羅馬法的復興因為當時有勢力的法律家行會的作梗而失敗，反而是在南歐的天主教國家，羅馬法往往保持支配性的優勢。十八世紀時，純粹現世本位的理性哲學盛行之處，並不僅限於，甚或主要是在資本主義最高度發展的國家。伏爾泰思想迄今仍是拉丁語系天主教國家裡廣大的上流階層與（實際上更重要的）中產階層的共同財產。不僅如此，如果將“實際的理性主義”（praktischer Rationalismus）理解為：有意識地把世界上的一切連接到個我的現世利益上，並且以此為出發點來做判斷的生活樣式，那麼這樣的生活形態過去是、現今仍是諸如意大利人與法國人那種骨子裡深植著“隨心所欲”的民族真正典型的特色；藉此，我們已可說服自己，此種理性主義絕非資本主義所需的那種人以“職業”為使命的關係得以滋長茁壯的土地。人們正可從最為不同的終極觀點、循著相當歧異的方向來“理性化”生活——這個簡單卻又常被遺忘的道理，應當放在任何有關“理性主義”的研究的開端。“理性主義”是個歷史概念，其中包含著無數的矛盾， 所以我們理應加以研究的是，那個曾經是而且至今一直都是我們資本主義文化最特色獨具的構成要素，亦即 “天職”思想與為職業勞動獻身——一如吾人所見，這從享樂主義的利己觀點看來是如此的非理性——得以從中滋長茁壯的那種“理性的”思考與生活，到底是何種精神孕育出來的？在此，讓我們感興趣的，正是存在於此一“天職”觀（如同存在於任何“職業”概念）當中的那個非理性的要素，到底從何而來的問題。
圖源丨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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