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天津條約》簽訂後，我們知道，咸豐皇帝是不滿意的，希望修改條約。但是，列強索取到手的東西，怎麼肯在讓出去，想當然地遭到了拒絕，並要求清廷儘快批准，互換批文。
在咸豐帝希望改約的期盼中，1859年初，英、法、美三國的外交機構都作出了人事調整。英國政府任命普魯斯為駐華公使，法國再次任命了強硬派布爾布隆為駐華公使，美國任命華若翰為駐華公使。
本文根據《晚清外交七十年》修改
英國公使在赴任之前，巴麥尊給他下達了指令，要求他排除一切阻止他前往北京的企圖，並在北上時要帶上一支“足夠的海軍力量”。這樣的訓令，充分顯示了《天津條約》如果不能順利互換，如果遭到清政府的阻撓，不惜再戰的姿態。
咸豐帝希望修改《天津條約》的心情很迫切，也料定不會一帆風順，甚至也擔心列強會再借端生事。因而，他一面諭令僧格林沁等官兵要做好大沽口的戰備工作，敵人來了也不要輕易開槍，要曉以利害，使其知難而返。咸豐帝同時諭令新任直隸總督恆福，與英、法兩國公使約明：“不準隨帶多人，執持軍械，驚擾民人，方合和好之意。”指定由北塘登陸，再到天津夷館。這個要求再次遭到了英、法兩國公使的拒絕。恆福發出的照會他們看都不看就退回來了，清軍以示友好，給他們送食物，也遭到聯軍的拒絕。聲稱“定行接仗，不走北塘”，[1]堅持要從大沽口經白河進北京換約。
這些情況使咸豐帝感到，希望改約的願望是很難實現了，因為，列強已態度蠻橫地要求儘快互換《天津條約》，根本不願與大清官員在公使駐京問題上糾纏。1859年6月初，英、法、美三國新任公使抵達上海。還沒有到達上海之前，他們就通過在華官員通知清廷官員，希望在北京呼喚條約。
6月6日，英國公使普魯斯到達上海，他一到上海就發出了一個氣勢凌人的照會，對於《天津條約》，“本大臣立意毫不更改，仍擬不日進京交換條約，……迫查看條約各款……毫無缺簡之形，始克出都，設令有涉懷疑之處，則本大臣非釋疑之日，亦斷刻不暫離。”普魯斯在給英國政府的報告中，還說：“我們不得不在天津給予中國政府另一次教訓，……我一定要使清朝皇帝及其大臣相信：一旦我提出要求，就定要把它索取到手，如不順從我的要求，我已準備憑藉武力威脅來索取。” [2]
在普魯斯發出這個照會之前，主持和局的桂良也是抱有一絲改約的希望的，對於條約文本的批准書的互換，他也希望在上海進行。可是，桂良沒想到，普魯斯根本不予理會，而是在法國公使布爾布隆也抵達上海後，一起率艦北上了。這使桂良感到形勢不好，也趕緊回京了。
美國駐華公使華若翰進京與清廷互換《天津條約》
桂良回京後，向咸豐帝報告了三國公使要進京的意圖。咸豐帝見改約、在上海換約的願望都難以實現，便又退了一步。表示，三國公使的兵船到大沽後可駛入瀾江沙，公使需由北塘登陸進入北京換約。咸豐帝為什麼要做這樣的安排呢？
咸豐帝知道，大沽口已經有障礙物的設置，即便是敵人挑釁，也有所防範。再者，北塘一路歷史上都是藩屬國進貢的“貢道”，選擇這樣一條路線，多少可以使大清朝保持一些“天朝上國”萬邦來賀的尊嚴。
咸豐帝的願望挺美好，可是就在咸豐帝發佈諭令的前一天，1859年6月17日，英侵華海軍司令何伯已率先行艦隊來到大沽口外，狂妄地要求三天之內撤去口內的木筏鐵戧。咸豐帝的諭令來得太晚了。6月20日、21日，英、法、美三國公使也陸續到達大沽口外，英國公使命令何伯用武力清除大沽口內的水中障礙。6月23日，直隸總督恆福照會英國公使，告知在北塘登岸。6月24日，何伯向大沽口的清廷守軍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他們讓路，使英軍通過。
英軍攻擊珠江上的清軍水師
英軍的要求遭到了大沽口守軍的拒絕。當夜，英軍艦船強行闖入大沽口，向大沽口炮臺發起了進攻。大沽炮臺守軍在大沽人民的支持下，進行了英勇的反擊。當時，前往大沽的聯軍軍艦有13艘，6艘遭受重創，4艘被擊沉，聯軍士兵被擊斃擊傷400餘人，這是鴉片戰爭以來清王朝在對外戰爭中獲得的第一個勝利。這次戰鬥由於得到人民群眾的積極支持，使得當時的直隸總督恆福事後也感慨地說，“民情可用，於此益信”[3]。
大沽口保衛戰的勝利，作為主帥的僧格林沁對於敵人的失敗也隱隱露出擔心。他在給咸豐帝的奏摺中分析了英法聯軍在這次戰敗的心理：“他們必定積怨已深。河上大多數夷人炮船都已被毀壞。他們必定要回到廣州和上海，聚集（更多）戰船，圖謀報復。” [4]僧格林沁還說，大沽口之戰，英國損失最大，再來報復是有可能的，但也應該防範法、美作為同盟國，他們再次聯合起來發動大規模報復行動是有可能的。
僧格林沁的擔心也是咸豐帝所擔憂的，對於列強，他不想與他們打仗。咸豐帝希望在與他們的交往中維護自己的尊嚴，但是他把這種尊嚴寄予在對敵人的羈縻上，通過恩惠來使他們感恩戴德，比如說，關稅全免這樣的事情。他還認為，即便是大清朝不懼打仗，但也不能天天打仗。更何況，太平天國叛亂還沒有平復，對於夷人他仍然寄望於安撫。而條約批准書的互換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因此，咸豐帝認為仗雖然打勝了，但條約的互換還是要進行的。既然列強不肯修改天津條約，也不肯在上海換約，那就答應他們的要求，在北京換約。如此，不正是恩威並舉一張一弛，讓敵人感恩戴德之道嗎？
懷著這樣的思想，咸豐帝連連給直隸總督恆福下達諭旨，讓他想辦法勸說英、法、美三國公使進京換約，甚至讓美國公使代為向英方說和。可是，英法聯軍在大沽之戰中吃了癟，怎肯就這樣心甘情願同意換約。他們對清廷的要求不理不睬，而是如所預料的蓄謀準備對清軍再次作戰。
英、法兩國拒絕換約，咸豐帝又很希望一個樣板，尋找一國的公使進京互換批准書。既然英法兩國不答應，那麼讓誰做這個換約的榜樣呢？他思來想去，把目光瞄向了美國。說老實話，美國人一直都是跟著英、法的屁股後邊撿漏兒，此刻如果英、法兩國公使不提出與大清互換批准書，美國公使華若翰根本不好意思提。咸豐帝讓直隸總督告訴華若翰是否願意從北塘進京換約時，華若翰幾乎沒有任何考慮就答應了。
額爾金勳爵在檳榔嶼登船前往中國
咸豐帝聽說美國公使答應進京換約，自然是喜出望外。當時，大清還沒有嚴格意義上的與西方開展外交，能夠供外國人暫時居住的地方很少。為此，咸豐帝讓順天府遍找北京城中適合老外臨時居主的地方。順天府找來找去，選中了國子監、老君堂、馬家廠這三處地方。按照咸豐帝的要求，將這三處地方進行了修繕，添置了“木器、銀器、銅器、瓷器、鋪墊、燈綵各物”，準備供英、美、法公使居住。
要進京換約，選擇哪條路線呢。恆福發出的照會仍然是要求外使從北塘登岸到北京換約。這樣的要求，咸豐帝與恆福很擔心華若翰也會拒絕。可是華若翰竟然答應了。
美國公使華若翰答應從北塘登岸進京，咸豐帝很高興，這等於為英、法樹立了榜樣，也等於天朝有了顏面，便決定將美國公使暫時的駐棲地安排在老君堂。
這畢竟是一個榜樣，因而在接待、居住等問題上都做了精心安排。7月12日，咸豐帝要求順天府將房屋收拾乾淨，一應物品準備齊全。到京後的開銷，也備足了銀兩。儘管此時，大清國連年打仗已經掏空了國庫，連起碼的兵餉都無力支付。但咸豐帝還是按照舊制，無償供應來京的外國使者。咸豐帝和大清的官員都不知道美國公使到京後會居住多久，因而就準備了4000兩銀子，並告知順天府，如果不夠在行撥給。
安排了生活、居住問題，美國公使該怎樣進京呢？早在7月8日，美國公使華若翰與直隸總督恆福在北塘首次會晤。華若翰見接待的官員僅為其準備了車馬，沒有轎子，不願意乘騎。他說，來的時候自帶了綠呢轎、藍呢轎各一頂，要求恆福幫助找來轎伕為其抬轎。但是，按照大清體制，外國人是不準乘轎的。公使要來京換約，對於這個問題，咸豐帝還專門有交待。為此，奉命在北塘接引華若翰的天津道博多宏武、候補知州曹大綬只得編了個謊，告訴華若翰：“此間海口偏僻，並無轎伕，現自總督起，文武各員均系乘馬。”
前往中國的英國艦隊
華若翰聽到這樣的解釋，只好騎馬來到北塘館舍拜見了直隸總督恆福。7月9日，美方翻譯衛三畏與清方博多宏武、曹大綬會面。美方再次提出坐轎，清方回答：“各國到京，向不乘轎。”
這樣的說法，美方不能接受，說，那些不乘轎的的使節都是清國的屬國，美國怎麼可以同他們一樣呢？清方再答以：“俄羅斯在京，皆系坐車，並不乘轎，該國（美國）與俄國事同一律，似亦未便兩歧” [5]。經過這樣的交涉，美方只得乘車。對於這一重大的外交“勝利”，總督恆福很得意地向咸豐帝作了彙報。
7月20日，美國公使進京了。華若翰進京之時，身邊有隨員29人，這大大超出咸豐帝之前說的不能超過十人的要求。但是，咸豐帝很需要一個順利換約的榜樣，那就特事特辦吧。他要求對華若翰從寬接待。既然進京，一切都按照“天朝”的規格從優寬待。不準坐轎，代為安排了騾車；不願行跪拜禮，便由大學士桂良接受了國書。
華若翰此行，很希望通過互換條約批准書以及向中國遞交國書的時候，得到咸豐帝的接見。但是他不願意磕頭，這個願望也只能落空，桂良代為接受國書後，華若翰雖然沒有得到咸豐帝的接見而有些遺憾，但畢竟互換了條約，遞了國書，也算是功德圓滿可以給他主子覆命了。
這次北京換約，華若翰十分滿意，他把這視為一次旅行，說：“在各方面都是滿意的，在北京也備受尊敬。[6]”
在華若翰與中方換約的同時，英法聯軍正在準備發起新的戰爭。圖為聯軍的帳篷。圖片來源：《從鴉片戰爭到八國
華若翰在京換約，咸豐帝也是滿意的，因為他找到了一個榜樣。打破了英、法與美國的同盟。這次北京換約，咸豐帝之所以能夠接受，華若翰答應從北塘入京。在他看來，並沒有破壞天朝體制，所以他也認為這是一次外交上的勝利。
這種獨特形式使得《中美天津條約》批准書得以互換。咸豐帝雖然找到了樣板，但英、法兩國公使仍然不肯就範。咸豐帝不知道，大沽口戰事失利後，英、法公使被迫退回上海，已在為其發動新一輪戰爭作積極地準備。但是，受大沽口之戰的勝利和美國公使華若翰互換條約這些事件的影響，咸豐帝對英、法兩國公使做出了錯誤的判斷。他認為英、法公使不作任何抗辯便南下，是失敗者的心緒和無奈。1859年8月1日，他諭令兩江總督、欽差大臣何桂清宣佈中英、《中法天津條約》“作為罷論”，英、法若“自悔求和”，只能按照《中美天津條約》另訂新約，而且只能在上海互換！很可能咸豐帝此時對以往只是草草閱過的條約仔細地進行了研究，他發現《中美天津條約》只不過多開放了兩個口岸（臺南、潮州），沒有開放長江，沒有內地遊歷，沒有賠款，更沒有公使駐京。咸豐帝感到自豪起來了。
顯然，咸豐帝高興得太早了。侵略者怎麼能吃這個癟呢？他們已經決定不惜全力一戰了。咸豐帝不知道一場更大的災難正在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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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徐立亭：《咸豐、同治帝》，第124頁，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6月版。
[2]丁名楠等著：《帝國主義侵華史》第1卷，第148頁，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版。
[3]王紹坊：《中國外交史：(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時期1840—1911)》，第90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
[4]（美）特拉維斯•黑尼斯三世等著，周耀榮譯：《鴉片戰爭：一個帝國的沉迷和另一個帝國的墮落》，第260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版。
[5]茅海建：《近代的尺度：兩次鴉片戰爭軍事與外交》，第206、207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
[6]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第160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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