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我们知道，咸丰皇帝是不满意的，希望修改条约。但是，列强索取到手的东西，怎么肯在让出去，想当然地遭到了拒绝，并要求清廷尽快批准，互换批文。
在咸丰帝希望改约的期盼中，1859年初，英、法、美三国的外交机构都作出了人事调整。英国政府任命普鲁斯为驻华公使，法国再次任命了强硬派布尔布隆为驻华公使，美国任命华若翰为驻华公使。
本文根据《晚清外交七十年》修改
英国公使在赴任之前，巴麦尊给他下达了指令，要求他排除一切阻止他前往北京的企图，并在北上时要带上一支“足够的海军力量”。这样的训令，充分显示了《天津条约》如果不能顺利互换，如果遭到清政府的阻挠，不惜再战的姿态。
咸丰帝希望修改《天津条约》的心情很迫切，也料定不会一帆风顺，甚至也担心列强会再借端生事。因而，他一面谕令僧格林沁等官兵要做好大沽口的战备工作，敌人来了也不要轻易开枪，要晓以利害，使其知难而返。咸丰帝同时谕令新任直隶总督恒福，与英、法两国公使约明：“不准随带多人，执持军械，惊扰民人，方合和好之意。”指定由北塘登陆，再到天津夷馆。这个要求再次遭到了英、法两国公使的拒绝。恒福发出的照会他们看都不看就退回来了，清军以示友好，给他们送食物，也遭到联军的拒绝。声称“定行接仗，不走北塘”，[1]坚持要从大沽口经白河进北京换约。
这些情况使咸丰帝感到，希望改约的愿望是很难实现了，因为，列强已态度蛮横地要求尽快互换《天津条约》，根本不愿与大清官员在公使驻京问题上纠缠。1859年6月初，英、法、美三国新任公使抵达上海。还没有到达上海之前，他们就通过在华官员通知清廷官员，希望在北京呼唤条约。
6月6日，英国公使普鲁斯到达上海，他一到上海就发出了一个气势凌人的照会，对于《天津条约》，“本大臣立意毫不更改，仍拟不日进京交换条约，……迫查看条约各款……毫无缺简之形，始克出都，设令有涉怀疑之处，则本大臣非释疑之日，亦断刻不暂离。”普鲁斯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还说：“我们不得不在天津给予中国政府另一次教训，……我一定要使清朝皇帝及其大臣相信：一旦我提出要求，就定要把它索取到手，如不顺从我的要求，我已准备凭借武力威胁来索取。” [2]
在普鲁斯发出这个照会之前，主持和局的桂良也是抱有一丝改约的希望的，对于条约文本的批准书的互换，他也希望在上海进行。可是，桂良没想到，普鲁斯根本不予理会，而是在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也抵达上海后，一起率舰北上了。这使桂良感到形势不好，也赶紧回京了。
美国驻华公使华若翰进京与清廷互换《天津条约》
桂良回京后，向咸丰帝报告了三国公使要进京的意图。咸丰帝见改约、在上海换约的愿望都难以实现，便又退了一步。表示，三国公使的兵船到大沽后可驶入澜江沙，公使需由北塘登陆进入北京换约。咸丰帝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安排呢？
咸丰帝知道，大沽口已经有障碍物的设置，即便是敌人挑衅，也有所防范。再者，北塘一路历史上都是藩属国进贡的“贡道”，选择这样一条路线，多少可以使大清朝保持一些“天朝上国”万邦来贺的尊严。
咸丰帝的愿望挺美好，可是就在咸丰帝发布谕令的前一天，1859年6月17日，英侵华海军司令何伯已率先行舰队来到大沽口外，狂妄地要求三天之内撤去口内的木筏铁戗。咸丰帝的谕令来得太晚了。6月20日、21日，英、法、美三国公使也陆续到达大沽口外，英国公使命令何伯用武力清除大沽口内的水中障碍。6月23日，直隶总督恒福照会英国公使，告知在北塘登岸。6月24日，何伯向大沽口的清廷守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让路，使英军通过。
英军攻击珠江上的清军水师
英军的要求遭到了大沽口守军的拒绝。当夜，英军舰船强行闯入大沽口，向大沽口炮台发起了进攻。大沽炮台守军在大沽人民的支持下，进行了英勇的反击。当时，前往大沽的联军军舰有13艘，6艘遭受重创，4艘被击沉，联军士兵被击毙击伤400余人，这是鸦片战争以来清王朝在对外战争中获得的第一个胜利。这次战斗由于得到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使得当时的直隶总督恒福事后也感慨地说，“民情可用，于此益信”[3]。
大沽口保卫战的胜利，作为主帅的僧格林沁对于敌人的失败也隐隐露出担心。他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分析了英法联军在这次战败的心理：“他们必定积怨已深。河上大多数夷人炮船都已被毁坏。他们必定要回到广州和上海，聚集（更多）战船，图谋报复。” [4]僧格林沁还说，大沽口之战，英国损失最大，再来报复是有可能的，但也应该防范法、美作为同盟国，他们再次联合起来发动大规模报复行动是有可能的。
僧格林沁的担心也是咸丰帝所担忧的，对于列强，他不想与他们打仗。咸丰帝希望在与他们的交往中维护自己的尊严，但是他把这种尊严寄予在对敌人的羁縻上，通过恩惠来使他们感恩戴德，比如说，关税全免这样的事情。他还认为，即便是大清朝不惧打仗，但也不能天天打仗。更何况，太平天国叛乱还没有平复，对于夷人他仍然寄望于安抚。而条约批准书的互换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此，咸丰帝认为仗虽然打胜了，但条约的互换还是要进行的。既然列强不肯修改天津条约，也不肯在上海换约，那就答应他们的要求，在北京换约。如此，不正是恩威并举一张一弛，让敌人感恩戴德之道吗？
怀着这样的思想，咸丰帝连连给直隶总督恒福下达谕旨，让他想办法劝说英、法、美三国公使进京换约，甚至让美国公使代为向英方说和。可是，英法联军在大沽之战中吃了瘪，怎肯就这样心甘情愿同意换约。他们对清廷的要求不理不睬，而是如所预料的蓄谋准备对清军再次作战。
英、法两国拒绝换约，咸丰帝又很希望一个样板，寻找一国的公使进京互换批准书。既然英法两国不答应，那么让谁做这个换约的榜样呢？他思来想去，把目光瞄向了美国。说老实话，美国人一直都是跟着英、法的屁股后边捡漏儿，此刻如果英、法两国公使不提出与大清互换批准书，美国公使华若翰根本不好意思提。咸丰帝让直隶总督告诉华若翰是否愿意从北塘进京换约时，华若翰几乎没有任何考虑就答应了。
额尔金勋爵在槟榔屿登船前往中国
咸丰帝听说美国公使答应进京换约，自然是喜出望外。当时，大清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与西方开展外交，能够供外国人暂时居住的地方很少。为此，咸丰帝让顺天府遍找北京城中适合老外临时居主的地方。顺天府找来找去，选中了国子监、老君堂、马家厂这三处地方。按照咸丰帝的要求，将这三处地方进行了修缮，添置了“木器、银器、铜器、瓷器、铺垫、灯彩各物”，准备供英、美、法公使居住。
要进京换约，选择哪条路线呢。恒福发出的照会仍然是要求外使从北塘登岸到北京换约。这样的要求，咸丰帝与恒福很担心华若翰也会拒绝。可是华若翰竟然答应了。
美国公使华若翰答应从北塘登岸进京，咸丰帝很高兴，这等于为英、法树立了榜样，也等于天朝有了颜面，便决定将美国公使暂时的驻栖地安排在老君堂。
这毕竟是一个榜样，因而在接待、居住等问题上都做了精心安排。7月12日，咸丰帝要求顺天府将房屋收拾干净，一应物品准备齐全。到京后的开销，也备足了银两。尽管此时，大清国连年打仗已经掏空了国库，连起码的兵饷都无力支付。但咸丰帝还是按照旧制，无偿供应来京的外国使者。咸丰帝和大清的官员都不知道美国公使到京后会居住多久，因而就准备了4000两银子，并告知顺天府，如果不够在行拨给。
安排了生活、居住问题，美国公使该怎样进京呢？早在7月8日，美国公使华若翰与直隶总督恒福在北塘首次会晤。华若翰见接待的官员仅为其准备了车马，没有轿子，不愿意乘骑。他说，来的时候自带了绿呢轿、蓝呢轿各一顶，要求恒福帮助找来轿夫为其抬轿。但是，按照大清体制，外国人是不准乘轿的。公使要来京换约，对于这个问题，咸丰帝还专门有交待。为此，奉命在北塘接引华若翰的天津道博多宏武、候补知州曹大绶只得编了个谎，告诉华若翰：“此间海口偏僻，并无轿夫，现自总督起，文武各员均系乘马。”
前往中国的英国舰队
华若翰听到这样的解释，只好骑马来到北塘馆舍拜见了直隶总督恒福。7月9日，美方翻译卫三畏与清方博多宏武、曹大绶会面。美方再次提出坐轿，清方回答：“各国到京，向不乘轿。”
这样的说法，美方不能接受，说，那些不乘轿的的使节都是清国的属国，美国怎么可以同他们一样呢？清方再答以：“俄罗斯在京，皆系坐车，并不乘轿，该国（美国）与俄国事同一律，似亦未便两歧” [5]。经过这样的交涉，美方只得乘车。对于这一重大的外交“胜利”，总督恒福很得意地向咸丰帝作了汇报。
7月20日，美国公使进京了。华若翰进京之时，身边有随员29人，这大大超出咸丰帝之前说的不能超过十人的要求。但是，咸丰帝很需要一个顺利换约的榜样，那就特事特办吧。他要求对华若翰从宽接待。既然进京，一切都按照“天朝”的规格从优宽待。不准坐轿，代为安排了骡车；不愿行跪拜礼，便由大学士桂良接受了国书。
华若翰此行，很希望通过互换条约批准书以及向中国递交国书的时候，得到咸丰帝的接见。但是他不愿意磕头，这个愿望也只能落空，桂良代为接受国书后，华若翰虽然没有得到咸丰帝的接见而有些遗憾，但毕竟互换了条约，递了国书，也算是功德圆满可以给他主子复命了。
这次北京换约，华若翰十分满意，他把这视为一次旅行，说：“在各方面都是满意的，在北京也备受尊敬。[6]”
在华若翰与中方换约的同时，英法联军正在准备发起新的战争。图为联军的帐篷。图片来源：《从鸦片战争到八国
华若翰在京换约，咸丰帝也是满意的，因为他找到了一个榜样。打破了英、法与美国的同盟。这次北京换约，咸丰帝之所以能够接受，华若翰答应从北塘入京。在他看来，并没有破坏天朝体制，所以他也认为这是一次外交上的胜利。
这种独特形式使得《中美天津条约》批准书得以互换。咸丰帝虽然找到了样板，但英、法两国公使仍然不肯就范。咸丰帝不知道，大沽口战事失利后，英、法公使被迫退回上海，已在为其发动新一轮战争作积极地准备。但是，受大沽口之战的胜利和美国公使华若翰互换条约这些事件的影响，咸丰帝对英、法两国公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认为英、法公使不作任何抗辩便南下，是失败者的心绪和无奈。1859年8月1日，他谕令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何桂清宣布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作为罢论”，英、法若“自悔求和”，只能按照《中美天津条约》另订新约，而且只能在上海互换！很可能咸丰帝此时对以往只是草草阅过的条约仔细地进行了研究，他发现《中美天津条约》只不过多开放了两个口岸（台南、潮州），没有开放长江，没有内地游历，没有赔款，更没有公使驻京。咸丰帝感到自豪起来了。
显然，咸丰帝高兴得太早了。侵略者怎么能吃这个瘪呢？他们已经决定不惜全力一战了。咸丰帝不知道一场更大的灾难正在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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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徐立亭：《咸丰、同治帝》，第124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6月版。
[2]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148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版。
[3]王绍坊：《中国外交史：(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1840—1911)》，第9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
[4]（美）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等著，周耀荣译：《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第26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5]茅海建：《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第206、20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6]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第16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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