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身体不只属于自己，也是高度社会化的产物。
现代健身房和训练项目出现之前，公民的健康体魄往往由国家教导并规训。
在18世纪后期的西方，新兴民族国家为本国公民柔弱的身体而感到不安；20世纪初，中国面对虎视眈眈的外国列强，而忧虑自己的民族体质。
体育馆最初兴起的本意，就是为了锻炼更好的劳动力，训练健壮的士兵，服务国家和社会。
19世纪中叶以来，健身房迅速普及和成熟，成为当时欧洲众多的社会变革之一。
在如今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健身则逐渐发展成为身体景观化、自我与他者隔离的一种体现。
健身房未在中国出现之前
公共锻炼才是时代的风尚
当今最具魔幻色彩的健身画面，莫过于广场舞大妈和公园养生大爷的日常锻炼。
新中国有一套完整的大众体育方针，其初衷与全民健身和国防体育的目标相关，强调了体育为生产、为国防服务。
20世纪50年代，广播体操风行天下，依靠行政手段推广开来，是中国过去几十年中参加人数最多的群众健身活动之一。
不同于健身房的锻炼逻辑，在这种健身运动之中，个人的身体发展和美感诉求不受重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普及的运动都是廉价项目，少有场地的制约，成本低，易于铺展开来。这些项目富有时代感，有不少是随着竞技体育在国际上获得成绩而繁荣发展起来的。
20世纪60年代，乒乓球、游泳健身规模浩大；
70年代，长跑成了群众健身的新潮流；
80年代，群众健身开始讲究科学，小型健身器材不断涌现，运动前热身、运动后的营养等相关知识得到普及。
而中国健身与世界同步的时刻，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到来。
相比如今健身房里的形体塑造，大众体育更强调运动中社会关系的互动和融合。
作为爱好或集体项目的体育运动，既不完全是为了赢，也不完全是为了强身健体，而是某种身体的技艺或游戏。
参与大众体育的个体，经历的是融入动态结构的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要求。
健身房发展简史
从惩罚犯人到自我控制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健身房”要到90年代才开始流行起来，而西方的健身房及健身器械已有120年的发展历史。
19世纪初，英国的犯罪率急剧上升，监狱里人满为患。如何改造顽固罪犯，让监狱头子们苦恼不堪。
1818年，英国工程师WilliamCubitt发明了一种人力驱动的巨型装置，很快就被引入到监狱劳改中。
它的名字叫Treadmill，翻译过来就是跑步机。
长长的滚筒可以容纳20来人同时工作。横杆扶手确保了他们能始终踩在最费力的位置上。犯人们可以轮流休息。最右边的人下来时，全体人员向右移动一格，左边会有人补上。
只要派一两名狱卒看管，就可以完美实现犯人们一整天的劳力输出。同时还能保证劳动量的公平，称得上是一台理想的刑具。
但对于囚犯本人来说，跑步机无疑是个“恐怖引擎”。
有人曾经估算过，每天在上面踩8个小时，运动量相当于爬上海拔4418米的惠特尼山，也就是半个珠穆朗玛峰的高度。
更恐怖的折磨来自于精神层面。“永无止境的枯燥与重复，才是跑步机的最可怕之处。”
1895年，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因性取向入狱，每天要在跑步机上跑6个小时。在狱中，他写下了诗作《瑞丁监狱之歌》：
我们大声唱着赞美诗
在跑步机上汗流不止
但在每个人的心里
恐怖仍然在蔓延
由于运作方式太过残忍，每年都会有过劳死甚至精神崩溃的犯人。因此，1898年英国修改了监狱法案（Prison Act of 1898），宣告禁止使用跑步机。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13年它又重出江湖，装上传送带之后，摇身一变，成了都市女孩的时尚单品。
19世纪50年代，一个名叫古斯塔夫·詹德的瑞典医生提出这样的理论：“循序渐进的抗阻练习有助于促进身体健康。”
这在流行清肠、禁食和放血疗法的19世纪无疑极具前瞻性。
很快，詹德医生就炮制出27台健身器械，并在政府的资助下建立了第一家研究所。
位于斯德哥尔摩的詹德研究所，是世界上第一家健身房。
当时正值工业革命的鼎盛期，诞生了一大批职场白领，每天都要在办公室里久坐。
针对这些新兴白领阶层，詹德指出：无论是久坐不动造成的身体损伤，还是封闭式办公带来的烦躁焦虑，用我的器材，保准你像磕了精神氮泵一样。
移动机械马鞍座，训练核心肌群、锻炼身体平衡，广泛用于治疗消化道等慢性疾病。
自带计程器的动感单车
可调节阻力的划船机。
这些器械在如今看来虽然有点好笑，但在当时，无疑戳中了许多办公室白领的痛点，再加上设备稀缺，价格高昂，只有上层精英才能享受得起。穿西装打领带的绅士，和身披长裙脚踩高跟的淑女们，便成了健身房的第一批常客。
1906年，詹德的健身器械拓展到全球146个国家。随后健身房开始全面覆盖。
三四十年代，美国DC漫画和漫威创造出一批拥有G杯胸肌的超级英雄，肌肉成了新的崇拜。
1968年，KennethCooper博士提出了“有氧健身运动”论，“每天8分钟，一周5次以上的慢跑”开始成为一种绝佳的健身方式。
如今，健身房作为一种自我控制、自我调节的运动方式，已成为都市中产生活的标志。
90年代，中国逐步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人们的消费开始追求个性，以适应自身需求为原则，集体化的大众体育开始黯然失色，健身行业迎来了春天。
不过，早年健身市场上只有器械训练和健美操为主的跳操房，参与健身的人也往往被视为有钱人。
伴随外国风潮的流入和电视的普及，健美操开始流行，标志着中国健身潮的新开端。
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健美操
美国影星简·方达（Jane Fonda）的健美操引入中国后引起轰动，本土的“马华健美操”也一度风靡，在家跟着录像带跳健美操成为了很多人的日常运动。
健美操与今天“健身热”的相似逻辑在于，变美取代了健康，成为了健身的主要目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健身房的真正普及与健身热的到来，是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不断深入而真正展开的，也伴随着健康水平的数据化和形体塑造的科学化而迅速升级。
对于中国人而言，健身房的健身行为作为一种透过计量达成的现代健身方式，并未沾染上世纪布满位置机械的刑房印象，而更接近于一家让你自愿前往的“疗养院”，在这里，“身体就是代表能力的数字的集合”。
尽管公共空间在城市建设扩张中面临萎缩，但在面向大众、具有集体性的廉价体育之外，面向个体的健身房作为一种有效的补充，也被视为国家体育健身产业的重要部分。
1995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颁布；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全民健身日”确立；
2016年“全民健身”作为国家战略的确定；
对于国家而言，无论是健身房运动，还是廉价的公共设施体育运动，对于提高国民综合素质都有着积极的作用，是当代社会之中身体社会化的进一步体现。
《太阳的后裔》剧照。
智能化健身
自我与他者的隔离
而这个时代，平民化的健身选项，除了公共空间的广场舞、太极拳和马拉松，还多了可以在家使用的健身APP。
健身APP降低了健身的门槛和成本，新手可随时享受免费或付费的健身指导。
大众健身往往需要一个组织单位，需要占据大量的公共空间。而健身APP则可以将健身留在私人领域。这正应了汉娜·阿伦特的说法，希腊人在个人和公共世界之间所做的明确区分：
“维持赤裸生命的活动，必须要在其他人的视野之外完成。”
健身的智能化，使得马克·格里夫所说的“人们对基本生物过程的自我控制”不必再暴露于健身房的镜子以及陌生人的非社会性陪伴之中。
健身APP让健身成为私密的事情，进一步取消了身体在公共空间的肉体存在——尽管在社交网络上打卡等行为，依然意味着健身将始终是高度景观化的行为。
如今，健身这件事透露出现代人的生活已经全面内卷，“原子化”是正当且舒适的存在状态，亦符合社会期许，这种无限向内的倾向强调自我和他者的分离，包括把自己的身体也处理为他者。
另一方面，这就进一步要求健身者的自律，要求我们懂得享受自己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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