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白鹅现象，古代早已有之，晚清尤其严重。当时福建的漳州与泉州，是宰白鸭现象最为严重的地方，顶凶案之多反映了清晚期雇人代死的狱政腐败情况。

宰白鸭现象出现的原因并不复杂，一是古代封建社会官场腐败所致；二是参与其中的各方形成环环相扣的利益链，三是社会上有许多难以活命的待宰“白鸭”。

传说，康熙曾在茶楼目睹过一起宰白鸭现象，茶楼老板向他解释说，如今的大户犯了死罪，又不想去世，就花钱买个穷的没法活下去的替身，这叫宰白鸭。

这些当白鸭的人，有些本身就有死罪，以一人死而换得家小有人赡养，有些则是家中出了大事，急等用钱而拿命去换。这种现象的核心因素就是利用需求。

下面我们来看几起案件，可以直观的了解一下宰白鸭现象。清代有一起凶杀案，陈官员从尸检得知，案件并非一人所为，但令他奇怪的抓获的人仅有16岁。

在提审过程中，这位少年对答如流，与案卷所书分毫不差。最后经陈官员耐心劝导，他才哭喊冤枉，于是案件被发回重审，等再提审少年时，他死不翻供。

无奈的陈官在衙门私问少年为何要这样，少年哭着说，他父母把卖他的钱早已花光，如果他翻供，父母就会丢了性命。无力回天的陈官员，只好辞官回乡。

康熙年间，王姓兄弟以把持公仓罪，被判处死刑。一位胥吏对他们说，你们每人如能拿出五百两黄金，我便可让你们活命。兄弟两目瞪口呆的问如何办到？

胥吏便告诉他们如何来找人顶替，一旁的同僚提醒胥吏这是杀头之罪，胥吏说如果此事暴露，我们固然要死，但难辞其咎的审官不会为此毁了自己的前程。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那位胥吏是深谙此道，对当时的绝大多数官员而言，保住权力犹如保命。官场利用环环相扣，没人为两个“白鸭”性命而弄丢乌纱帽。

宰白鸭并非牢不可破，光绪年间就有一起案件中的“白鸭”被救下。据文献记载，光绪年间有个大盗名叫胡体安，此人胆大妄为，竟然敢偷盗当地的首富。

案件很快报到省里，河南巡抚涂宗瀛下令抓捕胡体安。胡体安平日里与一帮胥吏相交甚好，他们商量后准备让胡的家童王树汶来做“白鸭”，替自己入狱。

王树汶当时只有十五岁，在胥吏们的严刑拷打与许诺不死后，他被迫同意顶替来做“白鸭”。胡体安上下打点之后，县令闭着眼将羸弱的王树汶草草定案。

这一案件的原则是“从快从重”，在王树汶被押赴市曹斩首之时，他才知道胥吏的许诺是假的，于是大喊冤枉，结果被不明就里的围观群众打的满脸是血。

群众的疯狂行为，引得拉囚车的骡子受惊而狂奔，这一幕正好被巡抚涂宗瀛看见。他被喊冤的王树汶所吸引，在了解案情后，涂宗瀛下令让所司复审此案。

同时，涂宗瀛发函给邓州知府朱光第，命他将王树汶的父亲王季福找到送来。但在寻找王季福的过程中，一些得到胡体安好处的官员开始出来人为设置障碍。

他们让朱光第不要去找王季福，并且警告他，如果翻案可能会牵连整个官场，没有人能独善其身。但朱光第对此并未理睬，他只说了一句话，民命重于天。

王季福被找到后，在公堂上马上认出了跪在地上的儿子王树汶，父子两嚎啕大哭。而此案并未结束，官场利益链犹如食物链，不能有一环出现断裂的现象。

新上任的河南巡抚李鹤年立即进行干预，他指示属下衙门立即杀王树汶灭口。但案件已经传至全国，一时间舆论哗然，朝廷于是派河督梅启照再次复审此案。

这个梅启照为了官官相护，同样要将王树汶斩立决。梅启照的荒唐行为，引起了御史们弹劾，慈禧下令再审，最终才判决王树汶无罪释放，此案到此才结束。

贪腐的官员中，只有一个县令和知府被革职戍边，其余人毫发未损，而真正的人犯胡体安却逍遥法外。为民请命的邓州知府朱光第，却被罢官，终穷困而死。

在封建社会里，一个人的生死，与他有没有罪毫无关系，决定其命运的，只是与官僚体制的稳定性有关。这些“白鸭”宰或不宰，只看既得利益者饿与不饿。

综上，宰白鸭现象是封建社会的特有顽疾，是专制统治下民不聊生的一种体现，也是黑暗官场腐败的一种映射。在这种背景下，难以活命或者有利益交换的一些人，就甘愿成为待宰“白鸭”，任人发落。

野史也是史

清朝郑板桥曾在担任潍县知县时，遇到过这样“宰白鸭”的情况。

1753年郑板桥刚刚上任，就接手了上一任知县留下的遗案，这是一个强奸杀人案，已经结案了，只需要他去监斩就可以了。

结果郑板桥监斩的恰逆天晚上，就怎么也睡不着，不知道是紧张的还是怎么回事，反正他觉得哪哪都不对。于是到了半夜时刻，他实在躺不下了，就起来决定连夜提审将斩的犯人。

等到犯人被压上来郑板桥一看，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就问他家住哪里，姓名年龄，离被害人家住多远。

凶手回答说他家在黄庄，名字叫王小三，今年刚刚十三岁，离被害人的家有五十里地。郑板桥又问他在家做什么活，凶手回务农。之后凶手交代了罪行，说他当天是去柳河走亲戚的，刚一进村，就看到前面有一个小姑娘长得贼好看，一下子就精虫上脑没控制住，就先奸后杀，以绝后患了。

郑板桥问他用什么凶器杀得？凶手说小刀。郑板桥又问他去亲戚家为什么带小刀。凶手又说为了好玩。之后郑板桥再问他怎么杀的，要把详细过程再重述一遍，结果凶手扔像背书一样，重说无误。

郑板桥看他说的话如背流水账，怀疑是替人戴罪，于是好言对他劝导。结果王小三没绷住，就被郑板桥给说动了，才说出实话。他说自己家中秦琼，母亲还是个哑巴，自己家兄弟九人，结果就剩下他大哥二哥还有他哥仨。

他们县里有一个叫陈富的花花公子，家里父亲是个大员外，整天仗着家里有钱到处为所欲为。哪天他是去寻花问柳的，途中发现柳员外的女儿长得好看，就上前调戏，结果遭到了谩骂。于是陈富强行奸污了她后又害怕告官，就用随身带的小刀将她杀害。

柳员外得知女儿惨死后，就盗县衙伸冤，要求捉拿凶手。陈富也比较害怕，听说了这事后就暗地寻找“替罪羊”。正好这天他碰上了王小三的爹王原中，王原中穷的叮当响，就鬼迷心窍要拿儿子换钱。

等王原中回家和老婆商量后，老婆是死活不同意，王小三挺孝顺，看到了之后就跪在地上要用自己换钱，给他两个哥哥娶媳妇，为王家续后。于是陈富就和王原中签了协定，用五百两银子买命。

王小三按照陈富编好的供词，带上小刀就去自首了。而审案的县官朱球也已经被陈家收买了，所以很快就给王小三定了死罪，决定近日问斩。

王小三还告诉郑板桥，他听村里老人说，只要为人顶罪下辈子就一定会变成富人，穷人穷怕了，都甘愿为人替死。这种事情，村里发生过多次了。民众叫做“白鸭”，被官府处死的就叫“宰白鸭”。

郑板桥反复核实后，上报给了刑部，最后才将陈富缉拿归案。而这之间升任知府的陈球还几次三番阻挠，陈富也派人去王小三的家里威胁他父亲，扬言要杀光他们全家。幸而郑板桥已将生命置之度外，劝说了王小三和他爹王原中，最终案件大白天下。

“宰白鸭”这样的案件在郑板桥时期也就是乾隆时期才开始出现，后来到了道光年间，仅在福建每年因“宰白鸭”而死的就不下百十起案件。

发生这样的问题，有穷人财迷心窍的原因，也有富人与官吏串通一气的原因。而这样的案件在案卷上也看不出丝毫的破绽，不了解的人根本无法断定那些是“宰白鸭”，哪些不是。

邯郸醉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喜欢的话可以关注我。

电视剧《雍正王朝》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江夏镇土豪刘八女杀人犯了死罪，同乡的张五哥顶替刘八女被判了斩刑，幸亏康熙及时赶到，查明了案情，张五哥才得以免死。

这里的张五哥就是宰白鸭，所谓宰白鸭，就是有钱有势的富户犯罪后，花重金找无业游民或者贫寒子弟来顶死，贫寒子弟因为贪利而主动去送死，就像任人宰杀的白鸭。清朝诗人黄霁清曾写过一首《宰白鸭》来讽刺这种行为。

鸭羽何为离离褷，出生入死鸭不知。
鸭不知，竟尔宰，累累死囚又何辜，甘伏笼中延颈时。
杀人者死无所冤，有口不肯波澜翻，爰书已定如铁坚，由来只为香灯钱。
官辟处分图结案，明知非辜莫区判，徒头血漉三尺刀，哀哉性命轻于毛。
劝君牍慎画押，就中亦有能言鸭。

清代宰白鸭盛行于福建、广东两省，当时仅仅泉州和漳州两地，因宰白鸭而死的一年就有上百人。在清人陈其元所著的《庸闲斋笔记》就记录一个宰白鸭的案子。

说当地发生了一起凶杀案，衙役抓到的凶手是为名十六岁的瘦弱少年，而死者竟然是一名年龄很大的彪形大汉。官员就心生疑问，审问少年，少年回答的十分流畅，又问了一遍，少年竟然一字不差的又复数了一遍。官员心里就明白了，这名少年是宰白鸭来顶死的。在官员的开导下，少年是开口说了实话，他果然是名白鸭。官员把案件发回重审，结果没两天，下属就把案件又报上来了，而犯人还是那名少年。少年说，他回到监狱后，衙役就对他严刑拷打，并且他的父母也到监狱来骂他，说卖他的钱已经花完了，你要是翻供，就一定会整死你。少年想了想，认罪也是死，不认罪也是死，那还是不给父母添乱，认罪好了。而那名官员见此情况，也就糊里糊涂的结案了。

杨过的大仙

几十两银子一条命，这对于富人来说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对于穷人而言，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既能够缓解家庭经济压力，同样也是对穷苦生活的一种解脱，如果实在不是迫于无奈，其实也没有人愿意走上这条绝路。

尽管自古以来都有“天无绝人之路”的说法，但是我要明白，真正的罪魁祸首其实是那些藏在幕后的人！

何为“宰白鸭”？

其实说白了，不过就是替人的接受死刑的无辜之人，尽管他们并非罪犯，但却为真正的罪犯履行应尽的义务，如此荒诞的做法，就存在与我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为何就清朝最为盛行，其实就不得不与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挂钩。毕竟我们要知道大清是满族的天下，辖区范围内的其他异族百姓，几乎就等同于砧板上的肉块，几乎丧失了选择的权利。

• 心甘情愿的替别人去死，究竟有何动机？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实际上就是这件事背后的动力源泉，金钱利诱在现如今惯用，同样在那个物质生活远不如现在发达的时期，也同样受用。

或许大家心中更疑惑了，即使替人顶死，那笔钱最终也和“白鸭”毫无关系，毕竟钱财生不带来，死了同样也无法享用，不就是便宜了他人吗？相信大家只要对今天的保险也有所了解，对于当时的那种行为也不难理解。

• 买保险和“宰白鸭”的相关性
  

尽管前者是意外伤亡赔偿，后者是自愿有偿服务，何况保险也是在现如今法律的允许范围内，当时的“宰白鸭”不过是游离在法律边缘的灰色产业。

尽管看似两者背道而驰，实际上也还有相似共同之处，那就是最终受益人，被保险人意外死亡，自然赔偿资金也就流入了最终受益人口袋，可以使死者亲属，配偶，也可以是其他支付保险金的投保人。

• “宰白鸭”的利益分配
  

很显然，最终是直接给死者家庭的，但是也会有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或者是其他在富贵人家从事各种职务的仆人，地位比较低的奴隶，他们自然也就成了最佳的选择，受益者当属他们的主子，毕竟我国古代森严的等级制度，也是主仆关系野蛮生长的沃土。

清朝年间的荒诞故事

作为清朝年间宰白鸭最为盛行的福建、广东省，据相关统计数据表明，仅仅一年要宰杀的“白鸭”，就已经达到了数百人之多，也足见当时的犯罪率究竟有多高。其实也正是由于这种潜在制度的推行，进一步降低犯罪成本，也让富人们敢公然践踏法律，为非作歹，不计后果。

当年一位十六岁的少年，就被父母卖了顶替死罪，这个尚且涉世未深的孩子尽管招供，但是迫于父母压力，最终选择不再翻供，原因就是父母已经花完了那笔钱。

• 隐藏在“宰白鸭”背后的神秘力量
  

并非所有人都对于这样的潜规则熟若无睹，也并非所有“白鸭”都能够心甘情愿，背后不过是“愚忠”、“愚孝”这样的思想道德压迫，为了尽孝，也丧失了基本的选择权，为了给自己的主子尽忠，就那样命丧黄泉。

背后多是心酸与泪水，所有的这一切，不过是人性的利用。既有愚昧无知的父母，同样也有心狠手辣的主子。

尽管我们已经步入21世纪，但同样也有为爱献身的执念之人，究其根本，终究还是摆脱不了人类特有的复杂感情，亲情、友情、爱情可以成为联系我们的纽带。

但同样也会成为一把匕首，深深刺进那个爱你的人心中，还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有基本的理性判断，不要被爱裹挟！

大国布衣

所谓宰白鸭，实际上就是花钱买命。

在清朝，一些大户人家发生特殊命案，也就是当家里有不懂事的子弟杀了人，但杀人的子弟身份比较特殊（如家主的独子）时，家主极有可能会利用钱、权来保其一命。

其中的一种做法是：

花重金收买贫寒子弟或者无业游民，让他们顶替真正的凶手，再到官府认罪伏法。因为这些为了钱财而主动去送死的顶凶者，其行为看起来就好像是因为贪利而被人任意玩弄和宰割的白鸭，于是就称之为宰白鸭。

在清朝，类似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

例如：

康熙年间，有一个叫方苞的散文家因受《南山集》案牵连，被关在了刑部监狱，整整被关了两年时间。出狱后，他将自己在狱中的所见所闻写成一本书——《狱中杂记》。

在这本书中，方苞揭露了清代监狱的黑暗与丑陋。比如：死囚犯只要花一千两，就能通过监狱书吏买到替死鬼，从而逃脱一死。

按该书所说，当时有兄弟两人，因犯抢劫公仓之大罪，被判处斩立决。判决书一下，一个管文书的书吏嗅到了发财的机会，他就找到了兄弟二人，说：“我有办法保住你们的性命，前提是你们要给我一千两银子。”

兄弟两人为了活命，就急忙追问书吏。

书吏微微一笑，说：“这倒不难，到时候我给你们另外准备一份判决书，判决书的内容倒不用改动，只要把判决书后面两个没有亲属的同案从犯换成你们两人的名字。等案文要加封上奏的时候，偷偷换一下即可。”

“予我千金，吾生若。”……曰：“是无难，别具本章，狱词无易，取案末独身无亲戚者二人易汝名，俟封奏时易之而已。”

随行的另一个书吏有些担心，问道：“我们自然能骗到死者，但可瞒不住主审官，到时候等主审官发现后，我们可就活不成了。”

书吏笑道：“如果主审官发现，他必须重新上奏请示，请求重新开判决词，到时候我们固然活不了，但主审官也得罢官走人。但对主审官来说，这只是两个不相干的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主审官是不会深究的。”

结果呢？这兄弟两人真的活了下来。

当时方苞被关在监狱时，还曾见过，同牢房的犯人指着兄弟二人说道：这兄弟两人就是用谁谁谁的命换他们的脑袋的。

之所以出现宰白鸭现象，其实不难理解。

对犯人和犯人的家属而言，自然是希望自己或者自己的亲属能够活命的，所以，他们就会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活命，对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来说，花钱或利用关系保全一条性命，自然就是最常用的手段了。

对官员来说，一部分官员并不知道实情，但普通的命案他们也不会去深究，因为深究后极有可能影响到自己的“业绩”，进而影响到自己的升迁发财之路。而更多的官员其实是收了黑钱的，他们收了黑钱，就和有钱有势的人沆瀣一气，相互勾结而故意错判。

而有些家庭因为穷，人口又多，因实在养不起这么多人，于是就将自己的子女当成禽畜般售卖，后者也就成了宰白鸭的受害者。

金兔历史

话说清康熙年间有个叫方苞的人，他生于安徽桐城县，自幼聪明，读书很好，尤其擅长古文。作为一个文学家他在历史上留下很浓重的印记，开创了颇有名气的散文流派——桐城派，与刘大櫆和姚鼐合称桐城三祖。

按理说这么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书生应该和“宰白鸭”这种下作手段无关，可人间事就是这么搞笑，偏偏就是这老兄第一个把这套业务曝光的。

事情还得从康熙四十一年说起，那一年方苞给老兄戴名世的《南山集》作了一篇序，本来是就文人往来的戏作，方苞很快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其实他在写序的时候就忘了一件重要的事儿，戴名世是个翰林，他是混官场的！

混官场的人少不了构陷同僚，也少不了被同僚构陷，康熙五十年十月，戴名世被同僚给构陷了。都御史赵申乔参他“狂妄不谨”、“语多狂悖”，证据就是那本《南山集》，里面居然敢引用南明的年号，简直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就这样，码字儿不自审的戴名世被砍了脑袋，给他作序的方苞被扔进了监狱。要说方苞这老兄也有趣，进监狱了还继续写稿，蹲两年大狱写了不少东西，大约这老兄也跟吐槽机一样，生活潦倒，靠码字儿混饭吃吧！总之方苞的代表作中最有名的就是那片《狱中杂记》。

《狱中杂记》的好玩之处就是以一个书生的视角，好奇的观摩监狱中形形色色的古怪事，我估计可能是因为这家伙的名气太大，在监狱里没人虐待他，否则他也没心情写那玩意。对于自己不明白的事儿，方苞从来是不耻下问的，所以和一个老胥吏关系不错。

时间长了，这个老胥吏做啥坏事儿也就不背着他了，某日他亲眼目睹了一次“宰白鸭”的过程。那是兄弟两人把持公仓买卖官粮，这绝对比一般民间案件严重的多，所以压根没等秋后，直接判了个斩立决。

老胥吏找到这哥俩告诉他们：“给我千金，我能让你们活！”

那两兄弟也不傻，就问他到底用什么法子。老胥吏答：“这有什么难的？再写一篇案卷，什么都不用改，把案子最后那两个没亲戚的罪人换成你俩的名字就行了。”

老胥吏的同僚有点害怕：“死人能欺瞒，活人咋骗啊？这事要是漏了，咱俩全没命！”

老胥吏哈哈一笑：“我俩固然没命，上官就能跑了？最少是个丢官！你说他会不会替我们遮掩？”

最后这个家伙真的就这么做了，事情也真的成了，主官果然不敢多问。之后方苞又零散记载了很多类似找人顶包的例子，其中就包括花钱买个职业顶包的“白鸭”。

有某姓兄弟，以把持公仓，法应立决。狱具矣，胥某谓曰：“予我千金，吾生若。”叩其术，曰：“是无难，别具本章，狱辞无易，但取案末独身无亲戚者二人易汝名，俟封奏时潜易之而已。”其同事者曰：“是可欺死者，而不能欺主谳者，倘复请之，吾辈无生理矣。”胥某笑曰：“复请之，吾辈无生理，而主谳者亦各罢去。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官，则吾辈终无死道也。”竟行之，案末二人立决。主者口呿舌挢，终不敢诘。——《狱中杂记》

其实找人顶包这种手段由来已久，只是清朝中后期变得公开化而已，说来也一点都不稀奇，古代的刑狱和案件侦破本就漏洞百出。而且在古代通常有限期破案一说，一定时间案子破不了捕快要被打屁股的，随手抓人定罪的事情都常有，这种首尾比较少的“宰白鸭”自然是大家都满意的第一选择喽。

历史吐槽机

其实和那个时代有关系，以前孩子地位很低，有老话说，晚上数一遍数量就不管其他了。原因很简单，孩子数量多，而且夭折率很高，单个孩子都重要性并不高。另外很多家庭经济条件差，以致于养娃如养猪。其实一直到建国后特别是计划生育后，孩子的地位才真正提高到人的地位。某些地区甚至到现在还是把孩子当成父母的附属品，父母家暴以为理所当然。所以当时舍弃一个孩子给全家造福利基本不怎么心疼（现代见惯了死亡的人也容易视人命如草芥）。另外一点，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到了明清时期已经被歪曲，基本所以人都只强调子的义务，父要子死，子必须死。

清风知水

什么是”宰白鸭“呢？根据字面意思来看，就是任人宰杀的白鸭，但其真正含义并非如此。”宰白鸭“指的是人，在古代，有一种为了钱财替人卖命的活，简单一点来说就是”替死鬼“。

为什么会叫“宰白鸭”呢？一般“宰白鸭”都是被雇佣者，他们本身没有犯法，但却冒名顶替认罪伏法，在旁人看来，他们这种行为就像是任人宰割的白鸭，所以叫“宰白鸭”。

“宰白鸭”可不是一般人能雇佣起的，雇佣他的人几乎都是社会上有权有势有财之人，毕竟没有人会平白无故的替人受死，必须要给予相应的报酬。

其实这在以前非常普遍，那时候纨绔子弟比较多，法律也比较松弛，他们在违背道德伦理的时候完全无所顾忌，只要家中有一些钱和关系，什么事情都可以摆平。

“宰白鸭”这种行为最早出现在乾隆年间，那时候离朝廷较远的沿海地区会对民间案情有所懈怠，所以“宰白鸭”也是屡出不穷。

道光时期，这种现象开始出现在广西、湖南、浙江等地，据记载，每年“宰白鸭”都会有几百起。也就是说“宰白鸭”事件的背后，有几百个凶徒仍然逍遥法外。

道光帝曾因“宰白鸭”而暴怒，也整改了一段时间，但是作用却不大，因为朝廷内外腐败之人甚多，根本断绝不了此事件的发生。

有些官员只要收了钱，就会不分青红皂白，快速结案，这样既能提高自己的破案率，还能收到颇为丰厚的钱财，最重要的是能结交到一些权贵人士，所以贪官们何乐而不为呢？

归根结底，“宰白鸭”是当时社会的一种陋习，暴露了人性，更暴露了朝廷官员的腐败昏庸。

理科男读历史

在万恶的封建时代，宰白鸭并不少见，毕竟在一个吃人的时代里，人命在统治者的眼里又能值多少钱呢？

世界文明的发展是有阶段的，以中华文明为例，大约在公元前20世纪，中原的某些部落开始放弃过去的平等制度，改而建立国家，这就是奴隶制王国的诞生，奴隶制的基础是社会财富包括土地等集中在贵族手里，生产力初步发展的经济基础上，后经过商周达到鼎盛，东周时衰弱而在秦朝时被封建制度取而代之，秦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大一统封建帝国

但不管是封建帝国还是奴隶制王国，财富都在少数人手里，而且当时的科技并不发达，迷信遍布，所以古代平民和奴隶的命是不值钱的

具体到了清朝，虽说封建制度已经发展到了顶峰，但它并没有摆脱固有的体制，虽然清朝的法律很完善，但是空子也很多，特别是中、晚清的时候，由于监管不力，宰白鸭的情况屡屡发生。

毕竟如果想免死的话，那些有钱的人家找一个替死鬼去刑场替自己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因为在官员的眼里，生命是可以买卖的，穷人家的孩子根本就没有什么位置，所以很多时分都会被人当作替死鬼。没有人会给你主持公道。

以上就是小编的看法，如有出入还请斧正

關鍵字: 有势 历史 宰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