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朋友友刚才告诉我说，已经看到，我写的小诗《假如，我的心能这样》和另外一首忘了标题的小诗，在刚出版的（今年第五期）《读者》(原创版)发表了。
于是，我上街找了处报刊亭，买回了一本这一期的《读者》(原创版)。
我从来不是什么的“诗人”也没想过要当什么“诗人”，但当年却疯疯傻傻地写过好几大本子诗。因为那恰好是一个诗歌泛滥的“桃花汛”时代，大凡认得几个汉字的年轻人，似乎百分之百的都在读诗、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都在写诗。大环境如此，我自然也就随了大流……
《假如，我的心能这样》，就是“随大流”的结果之一。这首小诗写于1979年底，第二年——也就是1980年，这首诗还曾闹出了一点小小的“动静”……
1980年春天，《山东文学》第三期“青年诗页”专栏，集中发表了几十篇全国青年诗人的诗作。我的组诗《绿色的歌——献给八十年代第一个春天》，也忝列该专栏，且以头题发表。
诗歌编辑桑恒昌先生在寄来样刊的同时，给我写了封热情的鼓励信，并鞭策我今后多写些诗。我在复信中，讲到了自己当时的心境：虽然“文革”已然过去，但种种余悸余恨余伤余痛，犹历历在心耿耿然挥之不去……我当然希望自己能从那些灰色的阴影中彻底挣脱出来，但一时怕也不易办到……
就在这封回信中，我随手写下了《假如，我的心能这样》这首小诗，目的只是为了表明自己当时的那种心境。没想到，桑先生竟然把它从我的信中摘出，誊写到了稿纸上，并填写了编辑意见和发稿笺，打算在《山东文学》上予以发表。
后来，在稿子送审时，这首小诗被时任《山东文学》社长的王希坚同志(王愿坚先生的胞兄)给卡下了。
不久，山东省的一些文学刊物编辑和部分诗人，在济南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我当时恰好在济南，诗友于艾平带着我溜进了会场，使我得以坐在角落里，悄悄旁听。
王希坚同志的重点发言中，不点名地把我那首《假如，我的心能这样》，当成了“思想不健康”的反面典型，进行了严肃批评；苗得雨同志也在发言中，对这首小诗的“艺术性”表示了否定性意见(有趣的是，我的一首写于七十年代的小诗，今年居然在“中华得雨杯短诗短文征文大赛”中获了奖还收进了集子里。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山不转水转”？一叹！)；但也有以孔孚老师为首的那么与会者，却毫不含糊地表态说，《假如，我的心能这样》是首好诗，无论从思想性还是和艺术性上看，都是好诗！
结果，天生喜欢激动的文人们，为此争了个面红耳赤。
事后，王希坚同志的发言，在《山东文学》上刊出，《假如……》自然再也没机会出笼了；不过，我的其它若干首风格与《假如……》相近的诗，却由在那次会上结识的毕四海作主，以“横笛偏吹”为通栏名，整页整页地发在了由他主编的文学刊物《抱犊》上(说实话，当时我还真的私下发过些“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之类的慨叹来着)——这些诗，是毕四海向我约的稿，后来他在来信中跟我说，“橫笛”本来就是“偏吹”的嘛，要是竖着吹，就是簫啦……
很庆幸认识毕四海这样的编辑。前两年，从报刊上得知，四海的长篇小说荣获茅盾奖。真为他高兴！不过这也是意料中事，因为金子，早晚都会发光的。
还记得当年孔孚老师，曾多次邀我去他府上喝茶品诗，吃饭饮酒(当时，孔老师头上还没有戴大得吓人的“中国当代山水诗人”的桂冠，甚至还没有大部头的诗集出版。但那会儿他的诗歌却已然扬波天下了)。他常常把自己已发表和未发表的诗，一首接一首地读给我们听，兴奋得就像个孩子……
如今孔老师已作古多年。回首往事，不禁令人嘘唏。
事隔四分之一个世纪，小诗《假如……》终于在《读者》(原创版)发表了。嗯，时代终究在发展，社会毕竟是进步了……
2005年10月8日写于杭州
2020年1月30日校于杭州
閱讀更多 克庸真善美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