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高粱》裡“顛轎”的場景。劉鐵飛/繪
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長篇小說經歷了由激情向沉思轉變的階段，激情似火，沉思如水。
20世紀80年代，當代文學經歷過一場政治動盪的破壞後迎來複蘇。在恢復現實主義本來面目的實踐中，作家們陸續推出了新作。這些作品也是作家們長期文學積累和思想沉澱的結晶，充分證明了共和國70年的文學發展一個完整的歷史流程。
魏巍和劉白羽是歷史的親歷者。魏巍從朝鮮戰場歸來後就開始動筆，幾經磨難，也反覆修改，才有了以中國人民志願軍某英雄團為主線，展現中朝兩國人民進行反侵略戰爭必要性和重要性的《東方》。劉白羽在1949年寫完中篇小說《火光在前》後，就開始醞釀寫一部長篇小說，以實現表達創建新中國深沉內涵的夙願。經過20多年努力，他寫出了描繪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中原、建立新中國宏偉篇章的《第二個太陽》。周克芹“文革”期間生活在農村，廣大農民在極“左”路線下的悲慘遭遇引起了他對農民命運的關注與思考。1978年他正式動筆，很快完成了《許茂和他的女兒們》。
這幾部作品是中國當代文學現實主義強大基石的見證。《東方》和《第二個太陽》是現實主義軍旅敘述的基石，《許茂和他的女兒們》是現實主義鄉土敘述的基石。姚雪垠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開始寫作的《李自成》則是現實主義歷史敘述的基石。只有從當代文學現實主義傳統的延續性和強悍性來認識20世紀70、80年代之交的文學語境，才能理解這些作品的分量。李準的《黃河東流去》也是他幾十年生活積累和思考的結果，蕭克的《浴血羅霄》更是一部前後寫作了40年的小說，小說特殊的戰爭韻味正是因為作者的親身經歷和歷史的浸染而獲得。
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激情燃燒的年代，文學思潮此起彼伏。李國文的《冬天裡的春天》銘刻著從傷痕文學到反思文學轉化的軌跡。張潔的《沉重的翅膀》是改革文學興起時最為精彩的亮相。劉心武的《鐘鼓樓》體現了文學對人道主義的迴歸。
改革，是80年代最強的社會呼聲，也成為80年代文學最重要的主題。柯雲路的《新星》把視角對準了改革開放初期縣城的幹部和百姓，以充沛的激情描寫了改革之年的政治鬥爭，著力塑造了李向南這一改革幹部的形象。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則把目光投向改革浪潮中的平凡人物，尋訪平凡世界裡不平凡的靈魂，作者樸實的現實主義敘述和真誠的寫作姿態，是這部小說長年受到讀者特別是平凡世界裡年輕讀者喜愛的重要原因。
知青文學是80年代重要的文學現象之一。知青文學從整體上說具有理想主義特徵。葉辛的《蹉跎歲月》是較早反映知青生活的長篇，在文壇一片“傷痕”控訴聲中，葉辛內心用對理想和青春的緬懷吟唱出另一種旋律。梁曉聲是一位始終高揚著理想主義精神的作家。他不僅對以往的理想歲月充滿眷戀，而且還希望讓理想能夠在今天這個新的時代得到延伸，這是他寫作《雪城》的深層動機。
20世紀90年代從20世紀80年代的激情走出來。社會對世俗和物質的追逐呈瘋狂的程度，促使人們進入沉思，尋找精神的依託。知識分子發現了民間的價值，將此開闢為一個獨立的敘事空間。張煒將此稱為“融入野地”的精神狀態，並形象體現在《九月寓言》之中。王安憶的《長恨歌》則是一種立足於“都市民間”的寫作。小說以活潑的形式創造了一種都市的民間文化形態。陳忠實的《白鹿原》是90年代隱秘民間“家族史”中的代表，他在小說中構建了一個以“仁義”為基調的宗法文化的坡塬。
新時期文學在逐漸恢復現實主義應有魅力的同時，還朝著另一個向度尋找突破口，即從現代主義思潮中汲取資源。它由此大大拓寬了小說表現的藝術空間。得益於西方現代派的手法，莫言重新處理本土經驗，創造了一種被諾貝爾文學獎評委命名的“幻覺現實主義”，他的《紅高粱家族》就是幻覺現實主義的代表作。韓少功對於現代主義的學習則偏理性，《馬橋詞典》完全採用非小說的敘述結構，以詞典的形式為思想的生長提供了充足的空間。他賦予了語詞以獨立的生命及神秘精神。
經歷了新時期思想解放的洗禮，作家逐漸建立起明晰的政治情懷，使小說緊扣主流政治走向。周梅森始終關注中國當代政治的變化，當經濟改革向著縱深發展後，政治體制上的問題逐漸成為最大的掣肘。於是他寫了《中國製造》，在小說中大膽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張平的政治敏感落在人們普遍關心的反腐問題上，其小說《抉擇》展示了反腐敗鬥爭的艱鉅性和尖銳性。柳建偉敏銳地覺察到軍隊在和平時代的困頓，他的《突出重圍》正是把這種困頓當成真正的敵人從正面出擊。小說描寫了模擬高科技條件下的一場局部戰爭大演習，以極大的思想勇氣直面中國軍隊面臨的嚴峻挑戰。
這一時期，作家們的藝術觸角向更廣泛的領域延伸，在風格上不斷創造出新形態。曹文軒的小說在審美風格上獨樹一幟，《草房子》是他追求優美理想的代表作。小說以優美的文字、純情的童年故事，營造了詩般的藝術情境。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以茶文化為題旨，是一部描繪中國茶人在近、現代史中命運的長卷。小說起承轉合自然圓熟，在家族史敘述上提供了文化敘述的嘗試。藝術風格的多樣性也來自民族文化的相互融合。阿來的《塵埃落定》展現了獨特的藏族風情及土司制度的浪漫和神秘，它以一種新的小說樣式呈現在人們面前，“新”主要體現在思維的悟性、結構的神遊。霍達的《穆斯林的葬禮》講述了一個穆斯林家族六十年間的興衰，旨歸在鑄造多元文化交融、拼撞中煥發出的蓬勃不息的生命意識和平凡偉大的人格。
從20世紀80年代的激情燃燒，到20世紀90年代的冷靜沉思，時代為長篇小說創作提供了更為豐富的內容與背景，同時也展現出一條貫穿始終的當代文學傳統。
（作者：賀紹俊，系瀋陽師範大學特聘教授）
閱讀更多 光明日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