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來，針對湖北省、武漢市一些地方的紅十字會的質疑聲不斷，而紅十字會各級組織的解釋說明卻總“不盡如人意”。疫情當前，本該居於幕後傳遞愛心的地方紅十字會，就這樣又一次被推上風口浪尖，實在是讓人“深感痛心”。
回顧歷史，但凡有戰爭、有災荒的地方，都會有紅十字會的身影，歷史上曾積累下很好的聲譽。在戰爭中，紅十字會以其堅定而又偉大的力量彰顯著人類的悲憫與良知。
△瑞士日內瓦國際紅十字會博物館內展品——國際紅十字會之父亨利·杜南雕像。
●戰爭中成立的紅十字會
19世紀中葉的歐洲，大國爭霸，戰事頻繁。
1859年6月24日，拿破崙指揮法國軍隊與奧地利軍隊在意大利北部索爾弗利諾激戰，死傷者達4萬餘人。路經此地的瑞士商人亨利·杜南，望著遍地的屍體，以及在烈日下痛苦掙扎的傷殘士兵們，心生慈悲，立即組織居民搶救傷兵、掩埋屍體。同時，一個偉大的設想在他心中萌發了——他向國際社會呼籲，制定一條國際法律，對交戰雙方的戰俘實行人道主義救助；一旦發生戰爭，應不分國籍、民族和信仰全力救助傷員。瑞士日內瓦公共福利會很支持亨利·杜南的提議，1863年2月在日內瓦召開了首次會議，選舉亨利·杜南等人組成五人委員會，至此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前身成立。
1863年10月26日，歐洲16國的代表在日內瓦召開了外交會議，一致通過了《紅十字決議》，決定在各國建立救護團體，為了表示對瑞士的敬意，其標誌定為“白底紅十字”（瑞士國旗為紅底白十字）。1864年8月，《紅十字公約》簽署。至此，亨利·杜南理想中的救護團體“紅十字會”正式誕生了。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歐、亞、美三洲的大部分國家都相繼成立了紅十字會。
“一戰”爆發後，國際紅十字會與各國紅十字會緊密配合，派出大量的全科醫生、戰地護士和戰場搜救犬加入到歐洲各參戰國軍隊的醫療服務工作中，全力營救傷殘士兵。同時成立了國際戰俘局，共轉發約2千萬份信件、190萬個包裹，募集了約1800萬瑞士法郎，捐贈給所有受戰爭影響的戰俘。此外，通過紅十字會的協調，各國交換了20萬名戰俘，使200萬名戰俘的身份得以確認。
在“二戰”中，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再次積極行動起來，並且通過與納粹德國的交涉，保護了大量被關押在集中營的戰俘和平民。在戰爭末期，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還向那些受戰爭影響最為嚴重的國家提供救濟援助。
在國際法中，有專門的戰爭行為準則（即《國際人道法》）。其背後的法律邏輯就是紅十字會創立時定下的3個基本原則：
一、戰爭是國家間的事情，士兵與士兵在戰場上互相殺戮是沒有錯誤的。
二、自動或者被迫退出戰爭的士兵已經沒有傷害他人的能力，因此應該保證其生命安全和接受治療等最低限度人身權利。
三、戰爭儘管非常殘忍，但是應該盡一切可能避免過度的殺戮和傷害。
△創立於戰爭中的紅十字會。
●嚴格的賬目公開制度
中國第一次注意到這個組織是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當時中日兩國在發生衝突，上海的《申報》與《字林西報》討論了傷兵救助問題。
光緒二十年（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在華的西方外交官、傳教士、商人等自發組織了紅十字醫院。清軍體制還處在前現代，軍中缺少專門的醫療機構，因此這些外國人擔負起了軍醫的職責。東北遼陽地區的聯合長老會在營口創建紅十字會醫院，開始時中國士兵不知道他們是做什麼的，心存疑慮，但看著自己的同伴一個個從醫院痊癒，使得越來越多的傷兵主動來向外國醫生們求助。到後來，清軍甚至和紅十字會醫院建立了聯繫，為後者提供必要的幫助。
曾在東北救助傷兵的戴理醫生統計，1894年12月營口僅有紅十字醫院一家，但到了第二年4月，這個數字就上升到四家，前後治療中國傷兵上千名。營口率先行動後，煙臺和天津等地也都建立起紅十字會醫院，收治從東北撤下來的傷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紅十字會組織“赤十字社”隨軍出征，他們不僅治療日軍，也在中立的原則下，對中國軍人和百姓施以救助。
甲午戰爭以中國的失敗結束，但讓中國人第一次感受到了紅十字會的作用。
紅十字會在中國紮根是源於另一場戰爭，即光緒三十年（1904年）爆發的日俄戰爭。中國雖在這場自己國土上的戰爭中宣佈“局外中立”，但炮火無眼，東北百姓流離失所。如果中國政府施以援手，那就有破壞中立的嫌疑，因此需要一個在政治上處於超然地位的組織出面，紅十字會恰好滿足了這個條件。
時為上海記名海關道的沈敦和曾留學劍橋大學，熟知西方事務，他率先倡議以“萬國紅十字會例，力籌賑救北方被難民人之策”。1904年3月，沈敦和、施則敬等二十餘人發起建立了“東三省紅十字普善會”。這個組織雖以“紅十字”為名，卻是中國人自己掛牌子的山寨機構，沒有國際紅十字會的承認，日俄兩國都不買賬。
沈敦和於是找到在晚清負有盛名的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請他幫忙。後者出面邀請在上海的各國士紳，拉起一個國際性的組織，使交戰不能不給予其中立地位。“東三省紅十字普善會”由此改為“上海萬國紅十字會”，中、英、法、德、美五國代表都參與了進來，在全部45名董事中有中國人10名，外國人35名。
有關資料顯示，上海萬國紅十字會通過收容、遣送、治療、賑濟等手段，共救助難民“467000餘人，全部募捐收入銀641900兩，支出銀597400兩，餘下銀44500兩，招商局及電報局捐送運費、電報費計銀5000兩，又洋60餘萬元尚未計算在內。”（《抗戰時期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研究》第40頁，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出版）這說明中國紅十字會在起步階段就奉行了嚴格的賬目公開制度。
清政府對上海萬國紅十字會是支持的，不僅曾撥銀十萬兩，還命駐英使臣張德彝在瑞士日內瓦簽署了《日內瓦紅十字會公約》，以政府名義加入國際紅十字協會，獲得了正式創辦紅十字會的資格。
△抗戰中的紅十字會救護總隊。
●在天災人禍中穿梭
1912年9月15日，中國紅十字會召開了首屆會員大會，公推大總統袁世凱、副總統黎元洪為名譽總裁，呂海寰為會長、沈敦和為副會長，同時制定了《中國紅十字會章程》。
兵災之外還有天災。1917年的大水災波及中國十幾個省，其中北京和直隸地區受災最為嚴重，以致災民們“田禾淹沒，顆粒無收”。直隸督軍曹錕、紅十字會天津分會都致電上海，要求中國紅十字總會展開救助。副會長沈敦和親自北上主持救災，紅十字會一面在各大報紙刊登廣告，募集捐款；一面準備治療痢疾、瘧疾等疾病的藥物運往災區。紅十字會還用以工代賑的方法實施救災，召集北京附近12個縣的難民2萬餘人修路，一個人每月可以得到五元工錢，另外還給棉衣一套。
1918年2月，廣東潮州等地發生地震，有十分之六七的房屋坍塌。潮梅鎮守使劉志陸向紅十字會上海總會求助，沈敦和聞訊後即撥款2000元，然後一面讓汕頭分會在當地募集善款，一面以總會名義登報募捐。也是在這一年，浙江的寧波、紹興一帶發生瘟疫，有的地方甚至“十室九空”。紅十字會命醫療隊攜帶“濟生丹”3000瓶到災區，治癒了數千名患者。
對於外國的災難，中國紅十字會也都及時地伸出了援手，如1906年美國舊金山發生地震，上海紅十字會捐助白銀2萬兩；1919年“十月革命”後，俄國出現大量難民，中國紅十字會捐助舊軍衣1500套和白銀7700兩。1923年，日本關東大地震後，中國紅十字會即派出救護隊趕赴災區。事後日本政府遣外交使團來華答謝，稱“此次貴國人民，對於敝國震災所給予偉大之同情，與貴會派遣醫隊之協助，特足使敝國上下一致感動”。
中國紅十字會當年信譽卓著，籌款相對容易。周秋光在《紅十字會在中國》一書中列舉了紅十字會經費的七個來源，即一些團體的常年捐、會費、中央及地方政府撥款、官紳捐款、華僑捐款、外國紅十字會捐款和所謂“寶塔捐”（由人挨戶勸捐，無論捐款多少，都會登報鳴謝）。因為可堪信任，所以大家才肯將錢交給紅會去行善。段祺瑞、徐樹錚、張鎮芳這些政要的夫人都曾因慷慨解囊而登上《申報》。
△1938年8月，日軍對廣州狂轟濫炸，一個紅十字會的學生志願者站在廢墟上。
●創造救助史上的奇蹟
在“九一八”事變已經爆發，中日全面開戰只是時間問題的時候。1943年，由國防最高委員會通過、立法院批准《紅十字會戰時組織條例》，規定紅會的正副會長，理事、監事等都由政府委派，而紅會赴地方的救助隊則要聽從所屬戰區司令長官的命令。在政府中具有相當地位的戴季陶、翁文灝、宋子文等人都成為紅會常務理事。
後來，紅十字會確實在抗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為此付出了慘烈的犧牲。戰爭中，日軍時常不顧紅十字會的中立地位，對其人員發起進攻。1937年8月，設在上海東南醫院的一個救護隊被日機轟炸，醫院裡的圖書室、大禮堂等都被炸燬，擔架隊長張松林被炸死。僅僅幾天後，還是在上海，又有三名護士死於戰火。1940年10月，日機在浙江、湖南等地散佈鼠疫桿菌，紅十字會的醫護隊長劉宗歆在義烏一帶從事防治時染病，最後不治身亡。1945年，紅十字會護士梅碧芳在廣東一個小鎮上被日軍包圍，吞藥自盡……戰後編有《中國紅十字會抗戰期間遭受日軍危害行為調查》，記錄下了這些犧牲者的事蹟。
紅十字會在四次長沙會戰和南京大屠殺中的作為尤其令人尊敬。
1939年9月，第一次長沙會戰打響，紅十字會救護總隊趕赴湘北前線，救護隊員立下誓言：中國部隊所能到的地方，我們救護人員也應該能到。當時，軍中士兵深受傷寒、迴歸熱等傳染病之苦，生病人數比傷兵還多。
據救護總隊第九大隊隊長林竟成回憶，他們將滅蝨站設置在距敵人僅五里地的戰壕裡，通過飲水消毒、清潔廁所等一系列措施，成功降低了天花、瘧疾等疾病的發病率。
在第二次長沙會戰中，救護總隊冒著敵機轟炸和湘江水雷的危險進行救護，隊員們不僅沒有一個人掉隊，還能預判傷兵的必經之路，他們的英勇引起了美國援華醫藥協會主席柯爾波的注意，他在視察前線部隊時，對衛生環境的優良大為驚歎。
四次長沙會戰，救護總隊始終隨軍進退，時而搶運價值萬元的醫療器材，時而開設診所為軍民預防注射。其中，遠赴陝北的第23醫療隊在800天完成大小手術3000多例，傷員無一死亡，創造了紅十字會救助史上的奇蹟。
△林可勝。
●鮮為人知的傳奇人物
抗戰中的紅十字會救護總隊贏得大家的信任和稱讚，這就不得不提到一個人——時任中國紅十字會總幹事、救護總隊隊長、中國生理學之父林可勝。
抗戰期間，林可勝發揮自身國際影響力，募集了大量資金和物資，僅美國各界人士捐獻給救護總隊的款項就達6600萬美元，並悉數用於救護事業。在林可勝的感召下，一大批來自波蘭、奧地利、匈牙利和德國的醫生漂洋過海來到中國，以貴陽為基地，奔赴各戰區救死扶傷、轉運援華藥品，與中國人民一起度過了艱難的歲月。
在當時，救護總隊是個高度專業化的組織，它有三大優勢：第一，它的成員大多是國內外名牌大學畢業生，有些還是知名專家學者，所以業務水平很高；第二，它是紅十字會的下屬機構，所以能得到海內外的大力資助；第三，它擁有200多輛汽車，能迅速有效地完成救護任務。
據有關資料統計，1938年1月至1945年9月，林可勝領導的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總計實施手術11.98萬次，內科門診軍人248.16萬人次，平民200.29萬人次，預防接種463萬人。
1942年，林可勝隨遠征軍到了緬甸，擔任史迪威將軍的醫藥總監，並多次受到嘉獎。這一年的美國《時代》週刊有一篇文章談到中國的救護醫學，其中提到兩個名字，一個是白求恩，一個是林可勝。白求恩因為毛澤東的一篇文章而家喻戶曉、婦孺皆知，但是林可勝卻長期被人遺忘。 （來源：新華網 胡星/文、《國家人文歷史》楊津濤/文、《看歷史》石磊/文、《中國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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