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生命中有两位重要的女性：母亲黄逸梵与姑姑张茂渊。这两位女性不仅浓墨重彩地在张爱玲的人生里刻下烙印，也在她的作品中不断被书写。
她人生的最后一部小说《小团圆》既讲述自己，也讲述了母亲黄逸梵和姑姑张茂渊。
张爱玲1975年动笔写这部小说。
“《小团圆》是写过去的事，虽然是我一直要写的，胡兰成现在在台湾，让他更得了意，实在不犯着，所以矛盾得厉害，一面补写，别的事上还是心神不属。”
顾虑到胡兰成这个身在台湾的无赖人，《小团圆》迟迟没有面世。
1981年胡兰成去世，种种顾虑本该烟消云散。张爱玲对是否出版却很暧昧。1992她在写给友人宋淇的信中表示，要销毁这本小说；1993年在与台湾皇冠两位编辑（平鑫涛的出版公司）的书信中又表示正在修订《小团圆》，并期待出版。
这部小说让她如此纠结，是顾虑身后是非、斯人形象，还是对小说的艺术形式耿耿于怀？
小说当然是虚构，但也是作家的自我想象、自我满足和自我审视。
０1
娜拉之女的视角
《小团圆》中的母亲蕊秋和姑姑楚娣延续了《私语》中的母亲和姑姑的形象。
不过《私语》是散文，《小团圆》是小说。写《私语》的时候张爱玲24岁，写《小团圆》的时候张爱玲已经55岁。
岁月不一定能愈合所有的伤疤，但岁月会赋予作者审视生活新的角度。
人生的暮年，张爱玲这个现代娜拉的女儿，重新审视了自己的母亲和姑姑。
《玩偶之家》中的娜拉，三个孩子的母亲，一个幸福的家庭主妇，伪造签名的借贷事发后，娜拉发现了自己温暖舒适的家的冷酷的一面。
娜拉的丈夫海尔茂病重时，娜拉伪造父亲的签名贷款供丈夫出国疗养。
娜拉的丈夫升为银行经理后，这桩伪造签名的把柄成了别人要挟海尔茂仕途的把柄，也成了考验娜拉夫妻感情的契机。
考验的后果极其惨烈，娜拉的丈夫得知真相后对娜拉面目狰狞，危机度过后又试图照旧生活。娜拉却洞察了自己生活的真相。
表面上看来娜拉之所以需要伪造签名，是因为她没有自己的工作，没有经济来源，哪怕她借款后一直按时还款，她也没有资格向银行贷款。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她是第二性，和儿童一样需要被男性监护。
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她在父亲的家里，是父亲的玩偶；在丈夫的家里，是丈夫的玩偶。
她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唯独不是自己。这是父权制社会大多数女性的悲剧。于是她离开家门发现和寻找“我对自己的责任”。
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被许多评论者视为现代娜拉。她缔结了门当户对的婚姻，生儿育女后，离开家庭。
离开家门后的娜拉会怎么样？鲁迅先生给过答案：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黄逸梵的出走是幸运的，因为嫁妆的丰厚，她有足够的金钱留学、旅游、冒险、恋爱，寻找真正的自我。《小团圆》中的蕊秋便是黄逸梵的化身。
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左二),母亲黄素琼(右二)
她的美，她的勇敢，她的时尚，她的交游广阔，让她成为女性传奇。
她身边不缺男性爱慕者，也不缺女性崇拜者。
九莉听到母亲离婚的决定时：“替她母亲庆幸，也知道于自己不利，但是不能只顾自己，同时也得意，家里有人离婚，跟家里出了个科学家一样现代化。”
小姑子楚娣崇拜仰慕她，年轻的时候甚至愿意为了掩饰蕊秋的私情和身孕，打算嫁给蕊秋的情人，“是真像爱上了她一样”。
她娘家的侄女们视她为神仙教母。
她的前夫对她恋恋不舍。离婚后“搬到蕊秋娘家住的弄堂里，还痴心指望再碰见她”。
她情人很多，“不知道打过多少胎。”
这位娜拉就像《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萨比娜一样。“背叛父亲，背叛爱情，背叛国度，生命中还有什么可以背叛？”
蕊秋摆脱了父母之命的婚姻，瞧不起楚娣为了几十块的薪水战战兢兢做个办公室白领，但支撑她经济自由的仍然不过是她父亲的遗产。
她曾追求事业，学习油画，做过印尼总理姐姐的秘书，还曾在英国的工厂做女工的制皮包，不过似乎都没有成功。
她曾追求爱情，可“他们不作长久之计，叫她忠于谁去？”
她对女儿有爱，离婚时争取了女儿教育的话语权，虽然大都托付楚娣。九莉逃离父亲家后，她对女儿的教育也曾无比上心，希望女儿可以避免自己这一代女性的人生遗憾。
九莉生了病，“蕊秋楚娣替换着来，带鸡汤来。蕊秋总是跟看护攀谈，尤其夸赞有个陈小姐好，总是看书，真用功。她永远想替九莉取得特殊待遇。”
虽然也曾因被迫委身医生诅咒女儿：“你活着就是害人！像你这样的人只能让你自生自灭。”
年华老去时，她对女儿说：“我这辈子已经完了。其实我都已经想着，剩下点钱要留着供给你。”
这口吻倒有几分无私母亲的口吻，可说到底，不过对自己人生的绝望罢了。
青春的步伐已经远去，留下了一眼可见的灰暗未来，孩子的未来就成了父母的期待。
不过蕊秋终究还是更爱自己，牌桌上输掉了女儿导师赠送的学费，也输掉了女儿对自己最后的感情。
０２
轻与重的悖论
欧战结束后重回上海的蕊秋遭遇到了虚空的反噬。
那时候的她容颜老去，情人离散，四面楚歌中守着一点温暖的回忆。“倒像那‘流浪的犹太人’”，永远徘徊在寻找家园的路上。
她也如同“一般父母一样，对子女的成就很容易满足”。
可故乡已是异乡，亲人已是亲戚，成年的女儿试图用黄金偿清摆脱这层母女枷锁。
黄奕梵晚年的书信
九莉恨母亲吗？
她说：“我从来不裁判任何人，怎么会裁判起二婶来？”母亲丰富的情史不是道德审判的理由，让母女俩终成陌路是那些“琐屑的难堪”。
九莉对母亲的决绝公平吗？
“她从来不想要孩子，也许一部分原因也是觉得她如果有小孩，一定会对她坏，替她母亲报仇。”可见，九莉终究是心怀愧疚。
即便如此，那些毁掉的爱，也回不来了。
九莉的父亲“守旧起来不过是为了他自己的便利”，九莉的母亲呢？她的求新到最后是不是也只为了自己的便利？
这样的爱，细细想来，真是千疮百孔。
九莉的姑姑楚娣，人生似乎狼狈得多。
没有安全感极度吝啬的寡母，粗暴的异母兄长，成年后的楚娣既缺钱也缺爱。
15岁那年，嫂子蕊秋进门后，楚娣的生活迎来了曙光。为了出国，她们和大房闹翻。
为了蕊秋，她愿意嫁给蕊秋的情人。
为了九莉和九林的教育事宜，她姑代母职，为侄儿侄女争取权益，被自己的哥哥打破相。
因为喜欢表侄儿“绪哥哥”，也为了救表侄儿的父亲表大爷，她自己省钱不说，还和异母兄长打分家官司，甚至挪用蕊秋的钱去做投机。官司失败，投机亏空，分家所得祖财也卖得七七八八，“找到七八十块钱一个月的事”，兢兢业业，终于还清了蕊秋的债务。
也许姿态狼狈，也许曾经心冷，对爱的渴望让她负重前行。
绪哥哥为人不堪，与堂嫂“维嫂嫂”通奸。他临走，楚娣“跟他讲开了，还是感情很好的朋友。不讲开，心里总是不好受。”
这爱沉重得有些卑微，结果却还是荒凉。
不过楚娣的爱虽然沉重，却不曾迷失自我。她为人处事颇有情侠风范。爱的时候义无反顾，牺牲的时候毫不将就，分手之后也干净利落。
这样的姿态其实在张爱玲对胡兰成的爱情中也能见到。相识的时候张爱玲不介意胡兰成的汉奸身份以及日后可预见的凄惶远走，分手的时候张爱玲付出了三十万的买断费，分手的决定也要等胡兰成脱离困境才正式宣告。
这样做，并非是因为绪哥哥或者胡兰成值得，只是因为希望自己的感情能有一个美好的收尾。
张爱玲说：“我在《小团圆》里讲到自己也很不客气，这种地方总是自己来揭发的好。当然也并不是否定自己。”
九莉的形象是如此，蕊秋与楚娣的形象也是如此。
揭发并不是为了否定，只是走向衰老的作者梳理生活的姿态。
《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
全然不求自己的益处，是否会迷失遗忘了自己？爱得轻了，不断舍弃，最后剩下的全是自己；爱得重了，越过了边界，最后迷失了自己。
人生大概就在轻与重之间兜兜转转。
刘洋风：文艺学博士，高校老师，爱生活，爱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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