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清代到了康熙、乾隆時期，詩學發展迅速，且發展側重點發生變化。從康熙到乾隆中間詩學發生的嬗變，經歷了從王漁洋神韻詩學被揚棄到袁枚性靈詩學逐漸主導詩壇之歷程。這中間關鍵的契機是葉燮詩學被它的門人沈德潛和薛雪傳播並進一步發揮，在江南詩壇產生了重大影響。
而以薛雪、吳雷發、黃子云為代表的江南詩論家把葉燮詩學中自成一家的思想更加向前推進，並且查為仁及桑調元等另外一些詩人則又激活了古老的性靈概念，在雍正至乾隆初期的這段時間裡，為性靈詩學的發展造出更好的輿論聲勢，奠定了理論準備。這些人物和袁枚都有著不同程度的關係，其詩學也是袁枚所熟悉的。身作為性靈詩學的前驅，從詩學史的角度對其歷史意義加以重新認識是很重要的。
康、乾時期講學鼎盛
背景情況概說
作為乾隆期間影響最大之詩學流派，性靈派詩學一直被學者的注意力所關注，出版出了數量不菲之論著。這些論著往往都將性靈派作為一個既定事實去接受，雖然也從乾隆間社會現實到詩壇風氣之變化去加以考察，但梳理清初詩學與乾隆詩學間的演進過程並不多見，因此也就不能深入揭示其藝術觀念真正的變化、實際起作用的人物及動因。
性靈詩學自然不是朝夕間就能勃發、突然盛行於詩壇的。深入考察康熙末期至乾隆初期詩學之演進，能夠清楚地看到此一王漁洋詩學頻遭貶斥，而葉燮詩學被門人加輩光大並以沈德潛為代表逐漸居於主流地位之消長過程。葉燮詩學在被沈德潛引入正統化道路的同時，其強烈的獨創品格也為薛雪所發揮，在江南詩家中傳播，並在吳雷發、黃子云的詩論中發展為強烈的自我表現傾向，且和天津查為仁及杭州桑調元等人標舉性靈者相互呼應，為性靈詩學的盛行奠定了理論準備。
此一過程歷史上雖有學者論及，但沒有模糊影響之說。本文擬就個人研究之心得，把這段詩學史的基本線索進行一番梳理， 並且由此對性靈派的發生提出一些自己的觀點。
康、乾詩學傳本
一、 王漁洋詩學的命運
要討論乾隆詩學則首先不能不提到王漁洋神韻詩學之結局。郭紹虞先生曾表示過，漁洋詩學"雖然也聳動一時，而身後之人詆娸他的亦頗不少，生前勁敵遇到秋谷，而身後評騭又遇到隨園，於是神韻這派在幹、嘉之後，就不聞繼響了"。嚴格地講，此地所講的"乾嘉以後"如果指的是嘉慶之後，也許還逄符合事實; 若包括乾隆在內，就不夠精確了。這是由於彼時"國朝諸家選本，惟王士禎書最被學者所傳" 。漁洋詩學也被其門弟子輩廣泛地傳播發揮，於乾隆詩壇也是佔有重要位置的。
到了康熙後期，王漁洋是位尊望隆，執詩壇牛耳，有人稱之為"他的門人佔天下一半，凡是在朝以詩為名的，無不是他的門下士"。他本人因為歷來掌管劇曹，職位日益重要，不再有如往日優遊郎署，詩歌的創作也就逐漸減少了。倒是他的門人一輩則都嶄露頭角，成了京師風雅的主流，看看查慎行、王式丹、湯右曾、宮鴻歷、惠周惕、何世璂等人所出詩集，就能清楚這些詩人聚會唱酬活動是怎樣的頻繁。
逮雍正、乾隆初，主當朝文柄或著聞一時之詩人，如果不是漁洋門人就則是再傳弟子，門人如查慎行、蔣廷錫、何世璂、黃叔琳，再傳弟子如翁方綱( 師從黃叔琳)、厲鶚( 見賞於湯右曾) 、商盤( 師從何世璂)等。直至乾隆中期，王漁洋詩仍被諸多詩家所宗法。可見，說王漁洋詩學在乾隆前期依舊佔據詩壇的主流地位，則一點都不誇張。
而與此同時，王漁洋詩歌理論同樣被門人們所傳承併發揮。比如田同之《西圃詩說》便是在乾隆期間承傳並擴大漁洋神韻詩學影響之詩話。張元序對此說過: "詩道之所以日蕪，而迄無所底者，......舍是說其誰屬哉? "師門的淵源對漁洋詩學傳承之影響，甚至被波及兩代以上。出生於長洲詩人顧詒祿，是漁洋門人張大受外孫，他對漁洋懷有親切感，在其所著的《緩堂詩話》兩卷裡，屢屢論及漁洋詩作及詩學，對其極其推崇。
王漁洋臘像
其他詩論家，比如杭世駿，其所編撰的《四庫全書總目》裡，寫道："其持論以王士禎為宗，故如馮舒......欲以仿士禎諸雜著"。類似情形例子眾多，難以枚舉。
雖說是這樣，我們也能看到，漁洋詩學在乾隆初確實就開始遭到了批評。此前批評史的研究都注意了此點，最近的曾守正又透過《四庫全書總目》說出王漁洋詩學在乾隆間的擴散及背離效應，此現象緣自於持不同立場的詩家對於漁洋詩學的反應。田同之所著的《與沈歸愚庶常論詩因屬其選裁本朝風雅以挽頹波》一詩中寫道: "山姜花謝蠶尾傾，野狐怪鳥齊爭鳴。泛泛東流視安德，狺狺尨吠集新城。"
而屈復所著的《論詩絕句》同樣寫過: "文章生死判升沉，......披 沙 那 肯 揀 黃金? "彼時詩壇似有躁動一股對康熙詩風之逆反情緒。對此胡天遊說過，"前人比如王士正、朱彝尊的詩文，遍摭其疵痏無完者 "。南朱北王竟然同時遭到強烈地擿撻，此意味弒父式的反叛開始萌動了。
考察彼時詩家之批評，漁洋詩學之遭厭棄，主要原因在於膚廓而缺乏真性情。此種批評始於趙執信，此後很被詩家所認同。到了乾隆年間，對漁洋的批評遂漸集中於太過貴族氣、而缺乏真性情上。對此邊連寶寫道:
"阮亭所取總不離'神韻'二字的宗旨，餘所取的是大風捲水，林木為摧耳......此'神韻'二字為達官顯貴藏身處也。"按謝臻的《四溟詩話》裡面寫的: "今之學子美者，處富有而言窮愁，.....殊非性情之真也。"真性情指的就是抒情性而言的，真面目指的則是風格化，由真面目到真性情正是清初詩學向乾隆詩學轉捩之關鍵。
王漁洋記念館
二、 乾隆詩學的基本格局與葉燮的影響
神韻詩學產生的趣味化傾向難以避免導致了風格單一和性情淡化，其流弊在康熙後期到雍正間的詩歌創作中逐步顯露出來，使當時有見識的詩家再次感受到類似清初詩人面對明代格調派的模擬復古所產生的不滿與憂慮。針對神韻詩風所帶來的另外這一種千人一面的結局，求變與獨創性要求再度被提了出來。到了康熙後期，就能從林鳳崗這樣的不很出名的詩人筆下，看到了"自率其性情，直書一事一時之契會"。
到乾隆初期它就漸漸形成為詩壇普遍的意識。惲敬所著《堅白石齋詩集序》裡說: "自乾隆以來，凡能詩者，......博徒淫舍以為縱麗，然後推為不蹈襲， 不規摹。"眾人自闢畦徑、各尊壇坫，意示以往的那種奉某家之說為宗旨，或以某種風格為理想目標的創作方式已被詩家們所放棄，即惟蹈襲、規摹是避，不管寫出的風格是什麼，都需要出自獨創。此正是性靈詩學思潮要義之所在。
袁枚性靈詩學的核心理念就是，詩歌之目的唯有一個，即人生體驗之深刻表達。為此其反對一切預設的規範有技法，排斥一切妨礙上述目的之方式與習氣，同時將詩學所關注之中心由外在藝術目標或者技術手段轉移至內在才性上來。
袁枚
性靈詩學之興起自然不可避免地相關於乾隆朝的社會及文化環境，然而就詩學內部的發展趨勢來看，卻更多地與神韻詩風的流弊直接相關，其解構傾向與藝術目標皆為身為神韻詩風的反撥確立起來的，矛頭直接指向神韻派末流之膚廓不切之風。
此時正如藝術史學者所指出的，"歷史並非簡單的古裝遊行，唯有深刻地理解推動歷史發展的力量才能真正理解歷史"。藝術之歷史從來不是有目的去進化，而只不斷地變化，推動變化的力量則是源自世人觀念的轉變。從康熙到乾隆間，詩學的變化亦源自詩家觀念的轉變，其中核心在於放棄審美理想有藝術典範的預設。當然但此變化既不是一蹴而就，也不顯示為趨向的整體性及單一性。結果上，不變之因襲總是佔據明顯的主流，變革創新通常只是局部的暗流湧動。
一旦把葉燮和他門人的詩學引入我們的視野，性靈派詩學的興起就不僅是個反撥神韻詩學之問題，而又要和葉燮詩學的傳承及影響聯繫了起來。這是由於我們清楚地看到在袁枚與葉燮的詩論中間，他們是有一脈相承淵源的。葉燮詩學的視野開闊，具備多方面的理論成就。不過就其輻射力而言，自成一家的觀念最值得重視。
自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自周勳初老師所著的《中國文學批評小史》後，批評史、詩學史著作對，但對葉燮《原詩》的理論價值都給出很高的評價。而相關討論大多集中在詩史觀念、詩人資質論及創作論方面。曾經專門地論述過清代性靈詩學話語形成的過程的李劍波，在其所著的
《清代詩學話語》裡，僅僅舉出錢謙益、黃宗羲、尤侗標舉性情的議論，就直接去談袁枚了，書中沒有注意到葉燮和薛雪以及其他一些江南詩人對於性靈詩學的話語之形成所起到直接的作用。下面，筆者擬對此作一番補充性的論述，讓我們對前輩語焉不詳的這一問題有個清晰的認識。
性靈派詩作
三、 乾隆初性靈詩學的先聲--薛雪
自清初以來江南之地一直是詩學最發達與活躍的地區。雖然在康熙後期吳喬、葉燮、汪琬等下世後，也曾一度略顯得沉寂，但是到了乾隆前期後又湧現出一批有成就的詩論家。此後葉燮的影響逐漸顯露了出來，儘管他的門人沈德潛的名聲尚沒後來那樣大，然而他與薛雪都是江南詩壇引人注目的詩論家。除此外較為活躍的還有黃子云及吳雷發等人。他們有共同傾向，就是面對神韻詩學之流弊，希望找到解決之道。首當其衝的代表人物是薛雪。
薛雪(公元1681 —公元1770 ) ，江蘇省吳縣人。在公元1736年，他和袁枚同膺博學宏詞的推薦，但沒有參與考試。他的學問涉獵頗為廣闊，不過他論詩的宗旨，相比師說同中有所差別。葉燮論詩重視宋詩，而薛雪獨尊唐人，不喜愛宋詩。從他對韋應物、溫庭筠、李商隱、劉長卿及晚唐諸家詩的評論，可以看出他學習晚唐詩用功極深。
清代詩人薛雪
薛雪沒有沈德潛如此高深的文壇和政治地位，難免被身份所侷限，總能端著正統的架子。他日常以名醫的身份行走於世間，藉醫道之名，能與一些政界和詩壇的重要人物相往來，最終成為眾所尊重的詩壇名角。他不能像沈德潛那樣承傳葉燮詩學的格調與基因，而是發揮了其自成一家的性靈傾向。
薛雪在雍正十年( 即公元1732年) 到十三年( 公元1735年 ) 期間與他有著頻繁的唱和。到了公元1736年， 李馥啟程回閩時，薛雪作詩《送隴西公還閩》相送，詩中說"廿載相依處，論才不論官"。其中可見相交之深。薛雪從葉燮詩學的多種可能性中只取了和性靈詩學相近的一部分，是可以確定的。如今的研究者看起來更注意他與沈德潛格調派之相通的地方，並未意識到他與格調派詩論的出發點並不相同。
首先，薛雪繼承葉燮力主自成一家之觀念。葉燮在其所著的《原詩· 內篇上》裡寫道: "大抵古今之作者，卓然而自命，必以他的才智和古人相互抗衡，不肯稍有依傍，......故寧甘作偏裨，自領一隊，正如皮、陸等諸人是也。" 這樣一來，性靈詩說和葉燮詩學說是一脈相承之軌跡就再清楚不過了。
葉燮詩學核心理念在於崇尚獨創性，用自成一家作為指歸，因而反對任何前設的藝術目的，擯棄所有固定的法則與技巧。然而薛雪尚沒有走到這一步， 他僅具備性靈詩學的那些基本要點，
葉燮作品
四、 其他江南詩論家的性靈鼓吹
"性靈"無論作為概念或是觀念都非新鮮事物。從鍾嶸、劉勰再到庾信、杜甫之後到王世懋及李維楨等人，論詩探討"性靈"，僅限於描繪它在主體意念中之地位。而到了公安派之標舉的性靈，開始了反對一切的定法，所有主張皆向性情之自由表現去傾斜。迨清初時期賀貽孫推崇唐詩，標舉了"性靈"，其主張"做詩當寫性靈"，更是和反傳統、反規範之意識關聯了起來。
到了清代中期，不單是性靈，甚至包括神韻、格調等具為詩家習用的概念，我們難以從這些概念的使用去判斷詩論家們的理論歸屬，唯有去具體考察他的論詩的旨趣。實際上，"性靈"在乾隆期間被用來命名詩歌的流派，也是由於它標榜此種概念，事實則在於主張自攄的感觸、而不管其依傍的詩歌觀念。這就像惠棟所稱的吳企晉寫的"以其性靈發為詩歌"，結果卻為"卓然自成一家"。用這一標準去衡量，活躍於乾隆初期的吳雷發、黃子云等皆為持有上述觀念的江南詩家。
從解構典範角度看來，黃子云也是性靈詩學的前驅。黃子云閱歷十分豐富。詩名甚著，晚清批評家朱庭珍把他和吳嘉紀、張錫祚、徐蘭並推崇為本朝四大布衣。他的著作有《野鴻詩稿》、《四書質疑》、《長吟閣詩集》、《詩經評勘》及詩話《野鴻詩的》。巨川江序說他的詩作
"有不可及者，不傍前人牆壁......有凌轢古今之意"。他雖然和沈德潛有交往，但是二人的論詩主旨卻不相同，袁枚曾說過，他"以論詩忤沈歸愚，故吳人多擯之"，這暗示了他的詩論同沈德潛是格格不入的。在傳統的問題看法上，他的主張是學而能化，不用具體的人物和風格作典範，說過: "學古人詩，不在乎字句......然後縱筆揮灑，卻語語有古人面目。" 文中說的古人面目並非擬似前人家數，而是要能夠得到古人意味神理。從師法的角度上看，他除了推崇杜甫，並不確定具體對象，反而更加主張有針對性地去學習，獲取前人之所長 以補自家之不足。這些主張無疑全都傾向性靈派詩人的主張，故而他頗得袁枚之稱讚。黃子云論詩主旨同薛雪相似，那麼二者趣味會相對接近吧？而事實卻並非如此。薛雪詩學得力處在於晚唐，黃子云得力處則在於六朝及杜甫，二者入手的地方完全不同; 而且，兩人雖然同是布衣身份，薛雪正統色彩不多，而黃子云正統觀念十分濃厚，二人顯示出有趣的差異。
清代江南詩作
五、 江南以外的性靈詩論
假如唯有江南幾位詩人之鼓吹，性靈詩學可能並不足以造成席捲天下的局面，風靡詩壇之思潮通常有著比起我們所知的更加廣大的社會基礎。如此當然需要更廣泛細緻的文獻考察，此處筆者只能舉例性地提出兩個值得關注的人物。一個是查為仁，另一個則是桑調元，前者是有影響的詩人及評論家，後者也是詩人和學者，但則名氣小一些。
查為仁是雍正到乾隆期間有著真實影響批評家，他在天津水西莊時，曾是聞名天下的文藝沙龍的主持者。他對於論詩並無門戶之見，對開國來有名詩人都有過好評，他既推崇王漁洋，也並不菲薄趙執信，詩話裡提到過沈德潛，也是非常推崇的。由此我們可以理解在乾隆前期裡，他是使用並傳播"性靈"概念的一位很重要的詩家。
桑調元則較少被人們關注，更加沒有人把他當做詩論家來看待，然而他詩歌的主張卻明顯有著與性靈詩學相通的傾向。他的性靈與真誠是密不可分的。比如說，他稱朱嵩齡的詩文時寫道："磊砢不群，流真摯於行間，讀者可想見其人"。由此，他與查為仁皆應被看作是乾隆初期傳播性靈概念的詩人。
查為仁
六、 袁枚與幾位前輩詩論家的淵源
文學史的經驗證實了，一個文學思潮之興起，總有需要經歷一段時間去醞釀，有些作家在觀念上或許以創作實踐做好了鋪墊，有另外一些作家在概念上已經為新思潮的命名做好準備。像查為仁及桑調元這類使用了概念之先行者，則較為醒目; 而那些觀念及創作的奠基者，就不顯得那樣一目瞭然了，需要後人做一番細緻的知識考古工作。
袁枚和薛雪的交往，最早見諸於材料《小倉山房詩集》卷七里的《病中謝薛一瓢》一詩，創作在公元1750的》隨園詩話》裡記錄薛雪"公卿延之不肯往; 而予有疾，則不招自至"，言下之意頗引以為自矜。下一年五月，當時 35 歲的袁枚以後輩中髦俊的身份廁身在薛雪宅同許廷、虞景星、李果等老名士詩酒唱和。
這些前輩或者對袁枚有恩，或者是袁枚由衷欽服的對外，對於他們的著作，袁枚者很是熟悉，他們的詩論影響了袁枚或者作為理論資源被袁枚所汲取是不難想見的。仔細地梳理袁枚的詩論，和性靈說有關的議論其實都是源自於前賢的議論 。對此，筆者今後希望能另文專論，這裡就不去展開了。
清代詩人袁枚
結語
文學觀念之變化與消長不外乎分為革陳求新、扶衰返盛及救弊趨正三種情形。王漁洋詩學原具兼綜包容之傾向，並且有有格調詩學之底色，但是其神韻又側重於審美效果之追求，乃為印象主義詩學; 其對傳統、對才性、對言情體物的全盤主張，
雖然能顯示出較高的美學追求，然而終究陳義過高，普通人難以把握，因此盲目學之，常常買櫝還珠，流於空虛膚廓。這種狀況引發乾隆期間詩學界對其流弊的反思與救治。被命名為格調、肌理、性靈的三派詩論盡皆以此出發。神韻詩學之流弊，在沈德潛眼裡是風格的單一化，故而用以兼綜古今的多元風格去挽救，此就是革陳派之求新; 而在袁枚眼裡則是無真性情，故用性靈的自由抒發去挽救，此就是所謂的救弊趨正; 在翁方綱眼裡看來是流於空腔膚廓，故用肌理切實之旨去挽救，這就是擴所謂的扶衰返盛。此三類詩學之對峙與交融，終迎來了古典詩學一個全面總結的時期。
李劍波:《清代詩學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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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全書總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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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同之: 《西圃詩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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