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1716~1797），字子才，號簡齋，錢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中期詩人。袁枚自幼聰穎。年十二，補縣學生。乾隆元年（1736）薦試博學鴻詞，未能中試。四年，考取進士，選庶吉士，因不習滿文而改知江南，又先後調任溧水、江浦、沭陽、江寧。後引疾去官，在江寧小倉山建造園林，名為隨園，優遊其中，以詩文自娛，又暢遊山水名勝，廣交名士，終不復仕。生性詼諧放浪，不拘禮法。詩與趙翼、蔣士銓齊名，稱“江右三大家”。
袁枚
袁枚是清中期詩壇頗有成就的文人之一，這首先是他在詩論方面有重要的建樹。他論詩極力標舉“性靈”：“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不關堆垛。”（《隨園詩話》卷五）實際上將“性靈”當作衡量詩歌高下的重要標準。在這方面，他直接繼承了晚明公安派“性靈說”的論調，並在此基礎上作了一些新的闡發。在袁枚看來，所謂“性靈”，首先表示作者源自於內心的自然真實的性情，“若夫詩者，心之聲也，性情所流露者也”（《答何水部》），“餘以為詩寫性情，惟吾所適”（《隨園詩話》卷三）。
由此他認為詩只有出自作者的真性實情，才能“使人感發而興起”（同上《補遺》卷一），產生感動人的效果，相反，“情從心出，非有一種芬芳悱惻之懷，便不能哀感頑豔”（《隨園詩話》卷六）。而在所講“性情”或“情”中，他尤其強調男女之情：“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答蕺園論詩書》）他因此對於那些表現男女情愛的豔情之作也表示欣賞，認為“豔詩宮體，自是詩家一格”（《再與沈大宗伯書》）肯定了它們的地位。
從“性靈”的內涵看，它除了要求有真性情之外，還注重“靈機”。在《錢璵沙先生詩序》中，袁枚批評“今人浮慕詩名而強為之”的做法，認為是“既離性情，又乏靈機”，事實上將“靈機”當作“性靈”重要的構成部分，所謂“靈機”，主要指作者靈性。出於這樣看法，他要求詩歌在表現作者個人真實情感基礎上追求鮮活靈動的真趣，“味欲其鮮，趣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後可與論詩”（《隨園詩話》卷一），又說“人可以木，詩不可以木也”（同上《補遺》卷五），“木顯然與“靈”相對。與此相聯繫的是，袁枚常以“風趣”、“天趣”、“生趣”、“妙趣”來作為創作的要求其實也在於強調發揮“靈機”，使作品趣味橫生。他還結合天分、才能因素來闡析創作實踐，提出“詩文自須學力，然用筆構思，全憑天分”（《隨園詩話》卷十），“才者，情之發；才盛則情深”（《李紅亭詩序》），“詩人無才，不能役典籍，運心靈”（《蔣心餘藏園詩序》），突出了詩人天賦條件在創作中的重要性。
站在提倡“性靈”的立場，袁枚對沈德潛、翁方綱等人的論詩，主張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針對沈德潛的“格調說”，他指出“詩在骨不在格也”，“須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並借楊萬里、周亮工之口表示“格調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隨園詩話》卷一），“多一分格調，必損一分性情”（《趙雲松甌北集序》），反對因強調“格律”而束縛“性情”的態度。他還對沈德潛“詩貴溫柔，不可說盡，又必關係人倫日用”的傳統詩教說加以斥責，將它說成是“有褒衣大氣象”（《答沈大宗伯論詩書》），並因此舉出孔子論詩“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的說法，認為這一主張已超出了“關係人倫日用”的界限，又提出“孔子論詩，可信者，興觀群怨也；不可信者，溫柔敦厚也”（《再答李少鶴》）。而對於翁方綱的“肌理說”以及相關的詩風，他更譏之為“全仗糟粕，瑣碎零星”（《隨園詩話》卷五），“填書塞典，滿紙死氣，自矜淹博”（同上《補遺》卷三）。
袁枚以“性靈”為內核的詩歌理論，是繼晚明公安派“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主張之後，對抒寫真情、發舒個性的文學立場的重申在某種程度上表明晚明文學新精神在清中期的重新興起。和公安派文學態度相似的是，袁枚詩論也包含許多突破傳統文學觀念的因素，它們在衝擊當時保守、陳腐的創作主張和實踐方面起著一定的作用，代表著文學的進步傾向。袁枚的詩大體反映了他所提倡的“性靈說”精神，不少篇章注重抒寫性情，內容以表現個人生活遭遇中各種真切的感受與趣尚為主，風格上追求自然真率、清俊靈巧。
如《隴上行》為追悼詩人祖母所作，詩中寫到“憶昔童孫小，曾蒙大母憐”的情景，又抒發了作者“反哺心雖急，含飴夢已捐。恩難酬白骨，淚可到黃泉”的慨嘆，表達出對祖母深切的崇愛與懷念之情。《哭聰娘》則以悽婉的筆調寫出對愛妾聰娘亡逝的哀痛：“韋郎兩鬢衰如許，就使相逢已隔生。”又像《自嘲》：“有官不仕偏尋樂，無子為名又買春。”《寄聰娘》：“一枝花對足風流，何事人間萬戶侯。”也都重在表露自己坦率真實的心志。這些作品體現出直抒情懷的共同特點。
在袁枚的詩歌創作中，還有兩類題材較為多見，一類為賞景詠物的遊覽之作如五古《行十里至黃厓再登文殊塔觀瀑》《登華山》七古《同金十一沛恩遊棲霞寺望桂林諸山》《獨秀峰》，七絕《春日雜詩》《山居絕句》等，都是其中的佳作，往往注意即景寓情，詞意清靈秀巧，如《獨秀峰》：“來龍去脈絕無有，突然一峰插南鬥。桂林山水奇八九，獨秀峰尤冠其首。三百六級登其巔，一城煙水來眼前。青山尚且直如弦，人生孤立何傷焉。”
在描繪獨秀峰奇景的同時，坦露了倔傲超俗的志趣。《春日雜詩》：清明連日雨瀟瀟，看送春痕上鵲巢。明月有情還約我，夜來相見杏花梢。”於春日景緻的刻畫中寄託閒適的襟懷。另一類為懷古詠史之作，較有代表性的有七律《秦中雜感》、《澶淵》，七絕《馬嵬》、《謁嶽王墓作十五絕句》等，其發思古幽情，時寓歷史感慨識見於其中，也可略識作者胸臆之一二。當然，由於過分追求率直靈巧的創作風格，袁枚的有些詩作也流於“鄙俚淺滑”，“尖酸佻巧”（朱庭珍《筱園詩話》），這是他創作的不足。著有《小倉山房集》八十卷，《隨園詩話》十六卷、《補遺》十卷，《子不語》二十四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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