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鑑》敘述1362年戰國至唐末五代的歷史，以“三家分晉”為起點，司馬溫公雖未言明原因，但筆者認為可能因為這幾個方面：
- 其一，上接《春秋》經傳之末
要論編年體，《通鑑》雖然最為著名，但是首開先河的則是孔子，孔子退而修《春秋》，微言大義，左丘明等繼而寫《傳》來註釋，最終傳承為儒家經典，溫公自然是充滿崇敬之情，文不加點，“增一筆則多、減一筆則少”，沒有必要再寫一遍戰國之前春秋的歷史。
- 其二，下啟人心不古的現實
歷史的表面是寫事件，其實本質寫的是“人性”。春秋雖無義戰，但春秋之時，人們還算“講理”，人性沒有徹底變壞，戰爭也並非僅僅為了利益，有時還會為崇高的理想，有“君子之爭”的義戰。但三家分晉、田代齊姜、越滅三吳之後，人們變得赤裸裸地為了利益，不擇手段地暴力征戰。三家分晉，就比如現在有個城市有三個流氓頭子，他們各自控制了自己的地盤，然後他們討好並讓政府承認他們是當地的市長、區長，然後政府還承認了，你說這有道義可言嗎？
- 其三，明確禮法失敗的後果
說到禮法很多人要笑話儒腐，很多人批評司馬光開篇的“仁義”評論，以為拘泥。筆者曾也如此以為，不過細讀之後發現，其所謂的禮法，並非是程朱誤解的“三綱五常般的愚忠”，實質上，其要提倡的禮法是一整套“社會組織方式”，通過有層次、有約束地方式來組織社會，國家才能和平穩定，失去這種組織，社會就要亂套。
不能以什麼“人人平等”、“民主自由”的現代思想來推論古人見解正確與否，明確感受社會現實，穿越到古代，代位到古人，設身處地，推理人性，才可盡最大可能地還原到“歷史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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