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怀琳
题主提的是一个历史题，不应三农创作者回答，但吃猪肉多少在任何朝代不仅反映国民生活状况，更反映了农村经济发展好与坏，农民生活究竞过的怎么样，所以我越界来回答。
民国至今只有107年，其中民国只有37年，虽说民间找不到详实的数据，作为在民国度过孩童的我略知一二，现将民国，改革开放前以及现在农村居民吃猪肉的真实情况举例说，我要说明的所例举是本地的真实情况，可能与其它地区不符。
一，民国时期以本自然村为依据，全村23户，地主，富农为9户，小土地出租丨户，上中农及中农13户，在当时农村算富裕的村看看他们人年均吃猪肉多少斤，还要说明他们的水准不能代表所有农村的生活水准。
1，本村23户含地主富农在並非天天有猪肉吃，除了家里有红白喜事外，平时根据本地的习俗只有九次猪肉进门，如传统节日，端午，中秋，祭祖等，每次1斤一3斤不等，按3斤计算全年为27斤，过年〈春节〉腌腊肉和鲜肉8一15斤按15斤计算，全年共计42斤，当年的家庭人口最少有6，7人最多的10几个人按6人计算，人均吃猪肉7斤，其中包括招待亲友，请人帮忙。
2，以我爷爷为例，他不是地主，继承了父辈几十亩田，他是当地最舍得吃，又开明的人，不仅平时买肉比别人多，每年进了腊月宰二头，当年猪不大毛重只有150斤左右，先宰一头请赏伙计，腊月二十四伙计散工后杀一头自已吃，现在算一下二头猪，折肉为210斤，平时与别人一样9次，每次按5斤计算是45斤，自家13人，伙计4人共计17人，人均年食猪肉15斤。
3，实际上改革开放前与民国时农村生活改变不是很大，吃猪肉仍是比较困难，许多家庭猪肉一年难进几次门，在我村刘村生产队，一位吴姓老党员，他当年调查本队吃猪肉情况，全队大多数家庭一年猪肉只4次进家门，即，春节，端午节，七月半祭祖，中秋节，而且每次都只象症性割斤把肉，春节稍多一点。
4，今天以我老俩口吃肉为例，我不爱吃大块肥肉，喜欢廋肉串汤，现在10元钱吃三天，每天约2两半肉，每个月为7斤半，按10个月计算是75斤，人均37，5斤，因为冬天吃汤少，不含排骨，大骨头之内的。
二，猪肉民间称之江南的小人参，村民食猪肉的多少，不仅能了解生活水平的好，也能了解农村经济发展如何，在一个世纪多的时间内国民吃肉问题一直到国家推行了改革开放才得以解决，现在不仅随时想吃，随时去买，而且由过去想吃肉，成了怕吃肉，过去吃肥肉，现在吃廋肉，过去猪骨头不值钱，现在高于肉价的新现象，隨着经济的发展，生活会越来越好。
蒋山老徐
呵呵，民国一家人一年吃多少肉？这个还真不清楚。我是六零后，我妈妈在肉联厂，爷爷在当涂大桥镇水产食品站，所以小时候家里经常吃肉。每次吃肉，富农家庭出生的外公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 过去地主家除掉过年也吃不上几回肉啊。看来解放前肉不是谁家都能经常吃的吧。民国是动荡的年代，听老人说的最多的就是，鬼子来的时候，共产党要渡江的时候，都是些什么情况。 老百姓都是爱好和平的，有产阶层更是这样，基本要打仗了，就只能跑。
博浪的水手
我是六零后，民国诞生于1912年，事实上消亡于1949年，那时候还没我。只说说我童年吃肉吧，第一，一般的日子没有肉。第二，不一般的日子肉不够吃。我说的不一般的日子不包括家人的生日，只算重要的节日，春节，中秋，冬至，以及重要的客人来家。所以我那时很期盼有人来家做客。第三，肉的品种少，主要是猪肉，很少羊肉，基本没有鱼和牛肉。
都说新中国成立人民当家做主，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吃肉犹如此，推断暗无天日的民国，老百姓根本就吃不到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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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答问题时我们还必须要有一个假设，就是每个家庭的人数。根据1947年7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布的数字,平均每户5.34人，所以我们的计算以每户五人为标准。然后我们可以根据各阶层月收入和猪肉价格确定每户猪肉消费量。
民国时期各阶层收入
官员是比较有钱的，国务总理月俸为1500 元，各部总长1000 元。省县地方行政官员的俸给也有详细的规定从800元到科员、技士等最低等级的官员的50元。
知识分子群体的收入水平，大学教员收入也很高，参考下图，月收入从600元到50元。
大学薪酬
中小学教员的收入则要少很多。1922 年以前一般为每小时5 角至2 元。1922 年实行学制改革后，初中一般每小时1元至一元2 角5 分，高中一般每小时1 元7 角5 分或2 元。以直隶省（河北省）的小学教员收入为例，据统计，初高等小学教员最多月薪36 元，最少者6 元，平均21 元；初等小学教员月薪最高21 元，最低5 元，平均13 元；乡村小学教员，每月不过四五元而已。
除了教师阶层还有其他知识分子，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白领。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一书中曾对民国初年报界编辑、记者等群体的收入做过系统总结：报馆总理月薪约在300 元左右，总编辑（总主笔）在150 至300 元之间，编辑长约150 元，编辑长之下有要闻编辑、地方新闻编辑和本埠编辑等，均为80 元左右，副刊编辑则在60 元左右。普通访员则在10 至30 元之间；此外，缮译人员50 至80 元，校对、译电人员在20 元左右。
然后还有工人阶级。1920 年5 月1 日，《新青年》推出劳动节纪念号，详细记载了对各地各行业工人的调查情况。一般来说，高级技工每月收入为数十元，工头为20 元左右，而普通工人基本处于日入三四角，月入10 元左右的收入水平。
至于农村，据浙江大学农学院在上世纪30年代初的调查，皋塘、会堡一带的农村，每个农户每年平均支出393. 44 元，其中饮食占62%，穿着占22%，交租占8%，肥料占5%，其他占3%。每个农户花在吃上要240 多元，保守估计，每个农户五口人，每人每月4 元钱，除了粮食而外，几乎没有其他食物。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记载，出身于一个日趋破落的富户家庭，年幼的夏衍住在杭州城外的严家弄，儿时杭州城外难得吃到肉。看来地主家也真没有余粮。旧中国的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住在乡下是很难吃到肉的，所以平均起来，全国每户家庭，每年平均吃猪肉的数量应该极低，甚至可能要用两来计算。
城里人每年能吃多少猪肉？
根据1921 年《约翰年刊》的《曹家渡调查》，一个五口之家每月最低消费21.34元（参考表2），必须双职工家庭才能供养这么一家。和农村一样，平均每人每月4 元钱，除了粮食而外，几乎没有其他食物，一年难得吃一次肉。一般底层民众的家庭收入不高，仅能维持温饱生活，难有结余。
五口之家消费组成 按照收入来看，高级技工、中学教师、报社编辑、记者以及一些政府科员等人群可以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这些人有成为肉食者鄙的潜质，但也不可能天天吃猪肉，这个还需要看猪肉的价格和社会是否安定。
北上广也没有多少人吃得起肉
即便是大城市如北上广，猪肉也不是一般人饭桌的首选。
民国十四年北京的除了中产阶级的官员，老师技工们，普通市民家庭月收入15元，汽车司机20元，纺织女工16元，人力车夫旺季15元。让二师兄感觉高兴的是，按表2的支出分配比例，1元虽然可买8斤猪肉，普通家庭还是很难吃得起猪肉。
二师兄
而上海则是猪的乐园，民国时期上海，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资不过20多元，工龄长、技术好的每月可得40 — 5 0元，至于小工和临时工，从八九元—十一二元不等。陈明远通过对大量资料的搜集，梳理出民国初年上海地区猪肉每斤平均1 角2 分至1 角3 分钱，1 银元可以买8 斤猪肉，价格虽然和北京一样，但部分人的工资更低，吃得起猪肉的人更少。
不过猪的天堂其实在广东。以民国二十年为例，广州市政府各局的第一科科长月薪在50 — 70元之间，普通的二等科员月薪在20—30元之间，等级最低的收发员月薪在16元上下。公办学校教师的收入则稍高于普通公务员，最低级教员每月30元工资，最高级教员每月125元工资。虽然高薪阶层比北上高薪，但是猪肉的绝对价格则比北上贵。民国元年，广州每斤猪肉平均售价是0.28元，一元只能买不到四斤猪肉。相对而言羊肉每斤0.25元，牛肉每斤0. 15元。牛羊肉比猪肉还便宜，可以肯定大家吃牛羊肉的概率比较多，广州确实是二师兄的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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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习社
1942年9月19日，在昆明教书的沈从文给弟弟写信，提到昆明难民拥挤，物价暴涨：
鸡蛋1.31元一枚，猪肉20元一斤，男短袜45元一双，女长袜100元一双。……日子过得紧些，惟不补充衣鞋，收入全用在过日子费用上。
沈从文说，猪肉每斤涨到20元，他指的是法币。那时候，法币已经严重贬值，教师和公务员的实际收入比抗战前下降了十倍以上，他每月只有1300元工资和200元的房租补贴，加起来总共1500元，如果全部拿来买猪肉的话，只能买75斤。
同样还是在1942年，在满洲国治下的东三省，猪肉也在涨价，长春市政府发布《新京日用品零售价目表》，猪肉每斤0.7元，鸡蛋每个8分。这里的元和分都是伪满货币。当时在新京（即长春）国立第一中学教书的老师，月薪仅有伪满币20元，假设全部拿来买猪肉，一个月工资只够买28斤，还不如在昆明教书的沈从文。
我手头有一本《那些伤过痛过的往事：1946-1956中国最后一个秀才家庭的千封家书》，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0月，法币继续贬值，物价继续飞涨，在江西赣州，猪肉每斤1200元，而赣州大公染织厂的经理，月薪只有7700元，仅够买几斤猪肉。
1947年2月9日，猪肉每斤涨到1万元，大公染织厂经理的月薪则涨到5万元，作为高级白领，一个月工资只够买5斤猪肉！
整体来说，民国时代人民生活还不如清朝，民国后期的人民生活又不如民国前期。从1928年国民党政府在名义上统一全国之后，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那十年间是民国老百姓生活较好的黄金十年，但是论生活水准，大约与清朝中叶相当。
1930年，德国汉学家斯特·复特在苏北农村做过调查，236户小农家庭，平均每户在一年当中吃猪肉的机会不到10次，每次购买猪肉不到1斤。
不过在这个时期，教授和作家的收入普遍高于平均水准，吃猪肉的机会会多得多。例如1932年春节，北大教授吴虞在成都老家过年，一次性购买牛肉21斤、猪肉60斤、猪油24斤。当时吴虞月薪260元（大洋），他只需要拿出4元（大洋），就能买到这么多东西。
开周说宋
民国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一段必不可少的记忆，虽然有很多不堪入目的屈辱，但也有昙花一现的辉煌。1927——1937年全面抗日战爆发时期，史学上有一种评价叫“黄金十年”，指国民政府在此期间，经济取得高速的发展，工业成长高达9.3%成为奇迹。
在民国经济繁荣时期，按照现代学者对当时人均GDP的统计，平均每家每年有5斤左右的猪肉购买能力。“黄金十年”北京、广州、上海按当时的经济情况在整个亚洲都首屈一指。
战争爆发后，整个民族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金融崩溃工人失业民不聊生，更是没有能力去消费肉食品了。再说炮火连天硝烟四起，养殖业基本没有了，就算有点消费能力也不一定有购买门路。
总的来说不管在任何时期都存在贫富差距，而物价与国民收入之间的系数都会得到当时决策者的调控，所以就算在困难的民国时期有一定收入的民众还是有很多机会吃到猪肉的。
光头梳历史
这个问题必须分地区和时间来看。
首先，由于习俗和长期经济影响，全国肉类消费量从近代到现代一直是北方少于南方，北方像山西，陕西，河北等省，即使是并不穷困的地主家庭，也把吃猪肉当成一件大事，只有在过年时才会吃肉，其他时间里吃肉被视为败家子，这种观念据说到现代也有遗留。而像四川，重庆等地，传统上哪怕是穷人有条件也会千方百计的吃肉。
要说民国时代猪肉的消费情况，我们先说说现代。2017年全国人均猪肉消费量是39.76千克。如果按民国时期，每户五口人计算，等于每户消费猪肉199公斤。
在1938年，当时调查川东地区的8个县农民的饮食情况，得到的结果是每人每年平均消费8.5公斤，每户5人每年消费猪肉42.25公斤，大约是今天中国平均水平的1/5。
而城市呢，其实吃肉比农村更少一些。城市居民吃的蔬菜更多，但肉蛋消费反倒较少，这其实也正常，从2015年的情况来看，北京上海的猪肉消费都不是最高的。
1929年4月至1930年3月, 上海市社会局运用家庭记账法对该市305 户工人(主要是工厂工人尤以纺织业工人为多 占被调 查人数的 60.26% )家庭的生活状况进行了一年的调 查。
发现305户工人家庭的主食费主要为大米费用, 占到主食费用的 80 % 以上, 其次是蔬菜，然后是肉蛋鱼消费较少。肉类品种主要有鲜猪肉、 鲜牛肉、 咸猪肉等, 其中尤以鲜猪肉为多, 平均每户年消费41斤，也就是20公斤左右。
当然以上数据都是抗战还没开始的时候，在进入战时时候，物价上涨已经超过了极限，每年物价上涨10倍都属于正常，1945年的重庆，一般人已经完全见不到荤腥，甚至连政府开的招待会上，一般官员们见到猪肉都眼神发绿。陕甘宁边区当时军人能保证一个月两斤猪肉供应，已经算很了不起的成绩了。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民生问题研究》
《抗战时期重庆城市工人生活水平的量化分析》
《建国前后上海工人工薪与生活状况之考察》等
闭家锁的红枫
我母亲生前（如果健在今年94岁）告诉我，我姥姥家是北方农村一富农家庭，民国时期，除了家里来客人或者老人过寿，一年吃肉日子如下：
第一，春节，自不必多言
第二，端午节，家里炖肉
第三，拔麦子的时候，请帮工，炖肉，但是加粉条
第四，八月十五，像模像样的炖肉一次
然后就是等春节了。平时，除了我姥爷喝酒偶尔自己吃几块猪头肉外，家庭其他成员伙食不见肉腥。
浭水之子
要说在民国时期那时候的事，我也只是知道一点点。说到吃猪肉，一般人家一年到头想都别想。记得我奶奶是大概1900年左右出生的，她八岁左右就做了童养媳，是她哥哥逃荒落难到的我爷爷家。其实在那个年代，南来北往逃荒的人还不少呢。要是能吃上一顿饱饭就已知足不过了。即使乡下地主家一年到头吃猪肉也是有数，只是逢年过节吃顿肉罢了，跟那些官宦人家是无法比的。还曾记得我小时候，有时会看到姥姥总是挠她的膝盖，看着都很痒。问她才知道，为了能填饱肚子，她从小时候就开始到河里摸田螺，打鱼摸虾的。嗯，想想那个年代的穷人老百姓猪肉还真是吃不起。但有些人靠自己的双手逮老鼠，蛇，刺猬，野兔，野鸡，野鸭，鱼，虾等野味……。能吃上这些肉也算是不错的了。还有太多的人连饭都吃不上，更何况是吃猪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