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注：2012年），承担的科研课题即将结项，忙得什么也顾不上了。
刚刚完成了结项，打算出去走走，就接到来自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的电话。打电话的是个年轻人，他告诉我：同学的朋友找到他，说有个来自邻国的留学生，打听谁认识杨镰，怎样能与杨镰联系上；同学后来知道他认识我，就找了他。于是我告诉昌吉的年轻朋友：请将我的联系方式转告对方。
最终，留学生直接来了电话。留学生来自越南，叫黄中坚。他先问：杨老师，您是不是写过越南难民黄公缵流放，以及在新疆乌鲁木齐寻找黄公缵墓地的文章？我听了一愣，说，对，文章叫做《乌鲁木齐四季》。他告诉我，这篇文章已经翻译成越南文与英文，在越南报刊转载。他说，他就是越南难民黄公缵的直系后裔。
听到这儿，我坐不住了，这个电话我等了整整二十年！
黄中坚接着说，他在广西留学，将来北京见我。他们黄氏家族要前往乌鲁木齐祭扫黄公缵墓。
几天后，我在北京家中接待了年轻的越南朋友黄中坚。
这一切发端于1991年春天。
业余时间，我收藏钱币，重点是先秦钱币。在新疆常去邮票钱币市场，主要驱动是“捡漏”，关注点在不常见的钱币。一天中午，我在乌鲁木齐钱币市场“淘宝”。一个意外情况引起我的注意：市场上出现了批量的越南古币。直到二十世纪初，越南等邻国的货币与中国“圆形方孔”铜钱形制相同，沿海贸易可以通用。但乌鲁木齐出现相距颇远的越南国钱币，毕竟是个新闻。这些越南钱币分属“景兴”、“永寿”、“永盛”、“嘉隆”等通宝，那都是越南国年号，时期与清前期大致相当。当时我并没有预见到在邮票钱币市场的消闲，竟然引动了长达十年的追索和思考，并且带我回到乌鲁木齐始建城垣的年代，使我与飘零异域的流放者并肩巡行在塞外新垦地的垄亩、渠道和林带之间。
从此，乌鲁木齐与邻国越南的牵系，成了我的研究课题。
当时，新疆地名研究引起普遍关注，《乌鲁木齐晚报》刊登了几篇关于安南工的文章。乌鲁木齐市西郊三坪农场有个生产队叫“安南工”。这个地名则揭示：清乾隆中期有一批安南人（越南人）曾流放乌鲁木齐，在与昌吉交界的头屯河地方垦荒，所以就留下了“安南工”这个地名。
通过进一步的探索获悉，近来越南钱币在乌鲁木齐附近屡有出土，都是乾隆年间流放乌鲁木齐并安置在头屯河垦区安南工村的，以失位王族黄公缵为首的越南黄氏带来的。而三坪农场正在头屯河区。这要是巧合，可就太离奇了。
有了“黄公缵”这个名字，有乾隆这个时期，尽管《清实录》卷帙浩繁，通过阅读“长征”，终于在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五月丙午”纪事，见到皇帝面谕军机大臣的一段话：
前有安南国民黄公缵等，携眷内附，经总督彰宝查办，请将黄公缵等及其眷属一百余人，全行移向乌鲁木齐安插……其解至甘（肃）省时，该督抚预行知会乌鲁木齐办事大臣，酌量拨给地亩房间，令其耕种自赡。
从此，黄公缵等二十二户、一百余口越南难民便成为乌鲁木齐新垦地的定居者、垦殖者。
明清之际，邻国安南处在皇统更替过程。康熙、乾隆年间，安南国王后裔莫元清仅保有高平一郡，黎维禧代之而起，成为安南国王。莫元清死后，莫氏被黎氏攻灭。莫元清后裔逃往山南，改姓黄。乾隆初，莫氏之后黄公质割据反抗黎氏，自1751年至1769年，持续十余年。1769年，黄公质死，黎氏军队进逼，其子黄公缵率余部退入中国境内。乾隆帝考虑到与莫氏的历史渊源，便准其政治避难。
从黄公缵安置在中越边境的中国一侧，安南国王多次要求将其引渡回国，因为黄公缵在越南民间颇有号召力，即便在国境外仍然是黎氏王朝的隐患。黄公缵和部属在中国避难时，又与当地土司为小事纷争。于是，乾隆帝指示军机大臣答复安南国王：黄公缵等途穷来归，皇上不可能听任他们回国引颈受诛。同时，为维持中越关系，将黄公缵等从边境中方一侧的难民营远徙新垦地乌鲁木齐。直到十一月，黄公缵等已安置在乌鲁木齐，安南国王仍坚持要求引渡。然而乾隆帝决心已下，指示臣属对此不必理睬。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黄公缵等抵达乌鲁木齐，陕甘总督奏报有关事宜：“查迪化城（即乌鲁木齐汉城）所属土墩子地方，地肥水足，堪资生计。即将乌鲁木齐招垦之地每户拨给三十亩，并借给农具、种子、马匹、房价，责成头屯把总弹压。得旨：如所议行。”从此，安南人成为乌鲁木齐的屯垦者。避难王孙黄公缵有了新身份：头屯所土墩子地方安南人的乡约（头人）。他带来的二十二户亲族，共认耕了六百六十亩处女地，并向当地政府借支了农具、房价以及来年的种子、马匹，以难民身份安顿下来。
除乌鲁木齐，奇台县也出现了批量的安南古钱。乌鲁木齐集市发现的安南钱币，景兴、永寿、永盛等钱币都铸造、流通在黄公缵流放新疆之前，无疑出自他们出关携带的行囊。只有“嘉隆通宝”始铸于清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时在黄公缵等流放乌鲁木齐三十余年后。他们安家置业，落地生根了，第一代在乌鲁木齐出生的安南籍垦殖者也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也许又有新的难民乡亲投奔安南工村，并带来了家乡战乱频仍的信息吧。
从不同角度弄清楚了基本史实，我多次前往安南工实地调研。现在安南工村（三坪农场一队）的居民，都是回族，是近百年间迁居于此的，再早的老户或其后裔均不存在。安南工村附近的农田，原有个占地数亩的正方形坟圈子，坟圈子里一大一小两座坟丘相连，大的前面立着一块石碑。老辈人称那一带叫“石碑子”。1958年“大跃进”平整土地，拖拉机把坟头坟圈都平了，石碑下落不明，据说有人在建房时挖出了“宝贝”，后来追查，只见到陶罐、铜钱。在2000年调研过程中，找到了石碑，已经作为水渠上的小桥。以上内容，不但载入考察纪实《乌鲁木齐四季》，新疆电视台还拍摄了电视专题片《天山之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则发表了我的论文《清代新疆屯戍与越南人》。
据《清实录》记载，到达乌鲁木齐的头屯所仅六年，黄公缵就去世了。那一大一小两个坟，无疑就是黄公缵夫妻墓地。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奏报了黄公缵死讯，并就后事请旨。
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乙未，乾隆下达谕旨：
黄公缵等内附，安插该处，本与齐民无异。但伊有眷属一百余人，如其平日尚有头人名色，藉以约束，而所属仍有盼其子孙为头人之心，索诺木策凌不妨就近查明伊子，再袭头人一次，以资约束。如其属下不欲必得头人管约，即可无庸办及。
乾隆帝就这个极具体、细微的事件作了详尽指示，这更激起我想弄清乌鲁木齐聚落城市后的新垦地安南工开垦者下落的决心。
据当地老户介绍：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安集延”入侵（指阿古柏入侵与索焕章等叛乱），越南后裔和头屯其他屯戍者合力死守头屯，与乌鲁木齐、玛纳斯相互支援。由于势单力孤，守不住村寨，便举族到玛纳斯避难。刘爵帅（指刘锦棠，他受封为侯爵，故称“爵帅”）入疆打跑了“安集延”，在安南工建了回屯，召来十几户回族，发给牛、种子，新垦殖者便安居于此。
从此，安南工原住民——越南黄氏难民便下落不明。实际上我曾希望，他们在越南的亲族与他们应该有联系，也许会知道他们的下落。
……
黄中坚告诉我：目前越南的黄氏家族，是黄公缵直系后裔。自离开越南后，由于信息阻断，在家族族谱中黄公缵便下落不明，新建的家庙中不得不虚位以待。通过《乌鲁木齐四季》，了解到我对黄公缵与族人的关注，特别是知道了黄公缵去世地点，以及黄氏这一支在中国乌鲁木齐的始末，希望能去黄公缵的去世地——乌鲁木齐安南工祭奠。同时，希望了解黄氏二十二户族人离开安南工后的处境与遭际。
同治三年六月十二日，乌鲁木齐汉城（迪化）失陷，清军坐困满城（巩宁）。六月十四日，绥来（即今玛纳斯）南城陷落。清军在民团协助下，死守绥来北城，曾得到附近垦地的流放犯、垦殖者的援助，坚守到九月三日，乌鲁木齐四乡新垦地的群众虽屡次被劫，仍为乌鲁木齐守军“输挽未绝”。九月三日，乌鲁木齐满城失陷。
乌鲁木齐及附近州县一一倾覆后，全靠以当地原始居民、原流放犯、内地实边垦殖的民户及其后裔组成的民团，为汉、满、蒙等民族（包括越南籍难民）百姓提供庇护。除赵兴体、李兆熊，最有名的还有活动在南山的徐学功及孔才民团。同治九年，民团又与当地回民讲和，开始共同抵御阿古柏占领军。直到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左宗棠部将刘锦棠收复乌鲁木齐及附近州县，情况得到改变。
在《乌鲁木齐四季》中，我曾说：
安南工的创立者和垦殖者们虽然没有回到安南工，我也失去了有关他们下落的线索，但他们无疑已经与付出过汗水、泪水及鲜血的西域大地融为一体。他们被迫离开家乡、祖国，在第二故乡耕耘收获、休养生息了几代人，得到了应该得到的：为当地居民认同，保有劳动、生活、生息的权利。也付出了必须付出的：他们垦殖已久的热土又一次荒芜了，挖掘的引水工程——仅以“安南渠”留名地方文献，家园在犁庭扫穴式的战火中毁坏殆尽。今天重新提起他们，是到了在历史上记上一笔的时候了。
我相信，我奢望，我会找到安南工创建者的后裔。只要有这一天，我一定能够写出新疆的《飘》。
——那是我欠读者的，那是我对自己良心的许诺！
结识了黄中坚，我决心为安南工创建者在乌鲁木齐与昌吉的生活树碑立传。据史籍提供的背景，使我领悟到安南工的越南难民和当地人——回、汉等民族融为一体，有共同命运、共同处境。赵兴体、徐学功等民团能经历战乱而立于不败之地，其中包含有安南工民众为保卫家园及亲眷献出的汗水、泪水与血水。
利用到乌鲁木齐工作的机会，我两次去昌吉追踪有关线索。
2011年7月29日，《回族文学》杂志社安排车辆，接我前往呼图壁，寻找越南难民下落。在马桥古城，重访了遗迹。这应该是新疆面积最大的“古城”，古城的结构相当特殊：实际上分成了若干居住区，来自不同区域的难民仿佛居住在原来的村镇，但受到同一座城墙的屏护。古城因穿城而过的马桥河得名。
前往马桥古城时，道路曲折，几乎迷路，路边的瓜农（来自河南驻马店）主动为我们带路，而且说什么也不要报酬。回到他的瓜地，我们买了西瓜，我切了一牙，送给在路边休息的几个回族妇女。他们带了一个孩子，我问多大了，说“一岁两个月，只会说两句话：爸爸、妈妈”。看着我，孩子突然脱口而出：“爷爷！”他奶奶高兴地说：“看！会说第三句话了！”孩子虽然小，但是对大人们的关爱有与生俱来的感悟和期盼。通过此行，可知徐学功保护的各民族百姓及其后裔基本落户在芳草湖区域。徐学功其人将是我的新题目：保境安民，以实力弃绝战乱，意义深远。
在马桥古城，我的直觉是：黄公缵族人还在。
2011年12月16日，在昌吉市调研，《回族文学》主编买玲、副主编王勇和我一同前往二六工镇。在一个老住户家访谈，据他所知，二六工镇没有黄姓家族或来自广东的家族。午后，前往奇台，参加了与奇台文化人的座谈。当地的钱币收藏家邱德美说，他有几十种越南古钱。它们的来历显然与乌鲁木齐的开发者、垦殖者越南黄氏有关。
12月17日，上午，在奇台调研，前往离县城不远的碧流河乡。这里有个村落，名叫“黄村”。参观乡史馆时，“土著汉族文化”使我深受感动。一幅相片，是盛氏家族老宅正门，如同山西、陕西的老宅（“大院”）的门户。人们说，这个老宅还保存着原状。我要求去看看，路不远，几乎就在同村。见到老宅住户盛氏（族长）夫妻，宅门依旧，便于远近前来认祖归根的族人留下深刻记忆。还立有“盛氏老宅”（“盛家大院”）碑志。每年10月4日这一天，远至昌吉市、乌鲁木齐市的盛氏后裔，纷纷前来祭祖，今年有三百多人。这恐怕是新疆仅有的。在奇台，没有发现黄姓与越南人有关联。“黄村”之名，来源是“黄土之村”。但“盛家大院”是社会和谐、人情丰厚的例证。
这两次调研，尽管没有找到越南黄氏下落，但每次都有相当大的收获。结合到2007年以来在昌吉十次调研，我真切感受到，昌吉回族自治州是绿洲垦殖者、丝路经行者、草原牧场的游牧者的共同家园。回族、汉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善良诚恳，友好相处，是衔接过去、现在与将来的坚实基础。即便由于个人眼界与经历所限，一时找不到黄氏明确的线索，但天山脚下是我广阔的课堂，从1968年开始，我是名副其实的“天山之子”，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包容，是天山的证词。
目前，我正在整理行装，即将再次前往昌吉回族自治州的玛纳斯、呼图壁、吉木萨尔等地寻找来自越南的黄氏家族遗属。我将再次感受和谐包容的风土民情，相信我能在天山脚下，与黄公缵族人相逢。迁徙、战乱、期待、企盼成为历史，与昌吉各民族共同创建美好新家园的过程中，他们的收获远远超过付出。关爱家乡亲族的越南黄中坚兄弟们不会失望！（作者：杨镰，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已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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