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葉一劍（方塘智庫創始人）
如果沒有這次疫情的話，今年的春節也會像往年一樣，隨著大量返鄉人群的迴歸，會出現大量關於鄉村記錄和觀察文章，這些文字大多充滿對鄉村故事的細節化描寫，善於將個體敘事和命運與國家和時代的宏大變革進行關聯式思考，以表達作者對自己家鄉劇烈變遷的憂慮、欣喜、思考甚至詛咒。因為每年春節期間都會集中出現，又多為返鄉群體所寫，所以被形象的稱為“返鄉體”。
這些“返鄉體”文字，雖然未必符合專業的學術規範，對一些鄉村故事和個人命運的記錄也未必準確，有的甚至是道聽途說，敘述起來也顯得過於誇張，但是，透過這些文本，還是可以看到一部分劇烈變革中的中國鄉村的時代畫像和切面，已經是觀察中國鄉村社會變遷、治理體系構建和治理能力提升的一個窗口，尤其是考慮到這些文章背後所體現出的流動性、全球性、歷史性以及與城鄉比照性視角。
今天的中國，包括鄉村在內，已經共同處在一個大流動時代，城鄉之間、區域與區域之間、城市與城市之間，而且，這種大流動，不僅表現為官方統計的每年超過2.4億的流動人口規模，也不僅體現為每年超過60億人次的旅遊人口數量，還表現為一系列看到的和看不到的人口、信息、消費、物流、文化等要素的流動，以及這些要素流動所帶來的潛移默化但真實存在的社會性建構，並共同構成了前所未有的流動圖景，在圖景背後則是複雜的利益和權利的博弈，以及前所未有的社會、經濟、文化、生態以及政治的運行邏輯重塑。
一場突發的疫情以及由此而起的來自國家和地方的疫情防控佈局，作為一個突然的強勢觸發性變量，就像一個大石頭丟進了一個本來就泛起波瀾的湖面，給春節的中國鄉村帶來了非常規的運行變化，讓那些潛移默化的變遷，更加顯著的集中呈現出來。
通過疫情防控的觸發場景為鄉村振興戰略帶來新的思考
雖然我們對中國鄉村的快速變化有著充分的心理準備，尤其是在國家明確提出鄉村振興的整體性戰略以後，但通過這些疫情防控的觸發場景，還是可以給我們帶來一些新的思考。
1、中國鄉村治理中的舊傳統與新世相
在我所在的北方農村，大年初一本來不是走親戚的高峰，但考慮到手機裡越來越多的關於疫情的信息，已經開始讓很多從城裡回到鄉村過年的年輕人感到形勢的不同尋常，雖然很多人沒有想到從第二天開始會嚴格到封村堵路，但也開始動員家裡人提前把親戚走了，有的直接在初一一大早電話拜年的時候，就開始商定暫時取消了一些原定的聚會和走動。
不過，在初一的時候，農村的街上還是行人不斷，不時會有三三兩兩的人聚在一起聊上一會，在一些鄉村麻將場裡，熱鬧的氛圍依然不減，每年春節期間，打麻將幾乎成了北方鄉村最重要的娛樂形式，而且，因為很多回歸的年輕人的參加，使得賭注不斷升級，輸贏之間所涉及的數額突然間變大，也就使得春節的麻將場變得更具欣賞性，更何況，因為突然發生的大額的金錢輸贏，以及由此引發的一些家庭矛盾，更是讓麻將場成了鄉村故事發生地。人就是這樣，有人來是因為有人來，還有很多人純粹的是出於熱鬧而來到這裡，與同村的人打個招呼，互相遞支菸，聊聊彼此在外面的見聞，以及最近發生的熱點事件，當然，也包括手機裡傳遞出來的疫情。
當然，無論是那些從手機中不斷刷著疫情信息的年輕人和返鄉的城裡人，還是街上聚在一起聊天和麻將場上的村民們，都還沒有人戴口罩，雖然，前兩天很多家庭都買了口罩，甚至是高價買的口罩。不過，不帶口罩的原因有所不同，對前者而言，雖然有些緊張，但如果戴上口罩，多少會擔心被周邊的人“笑話”，“說你活得愛惜”，或者被別人理解為是“對人的不信任”。至此，疫情的緊張形勢和帶來的緊張情緒，對鄉村而言，還僅僅停留在手機裡的媒體報道中，以及一些家庭的微信群中，好像離鄉村還很遙遠，也被認為基本上就是一次每年都會發生的流感而已，鄉村還是安全的。
轉折點發生在1月25日也就是大年初一的晚上。當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關於疫情防控“再研究、再部署、再動員”的新聞已經通過手機讓鄉村的很多人知道，一些敏感的返鄉人員從中開始讀出了問題的嚴重性；當地主流的官方媒體也開始發出了本地關於疫情防控的一些動員信息和通知，春節前就已經出臺的一些關於關停景區和集會的信息被廣泛的轉發和傳播，這也讓大家突然意識到，其實本地關於疫情防控的行動和消息一點都不少，疫情可能不僅在武漢，隨著人口流動，傳染源可能已經來到了本地。
一些經歷過2003年非典的人，開始將這次的疫情與當年進行比較，在當晚的家庭聚會上，有些村民也開始回憶起當年非典時期在鄉村發生的一些事情，不過，在這些回憶和講述中，看不出有什麼恐懼和緊張，而更多是做為輕鬆的歷史記憶故事被談起。而這個時候，村幹部的微信朋友圈裡，開始曬出了關於疫情防控的鄉鎮動員會的現場照片，很顯然，在鄉鎮給村幹部開會之前，市裡和縣裡肯定已經有專門的佈局和動員了。
於是，有些返鄉的年輕人開始更加堅定的推動家裡的長輩取消初二開始的更加頻繁和大規模的家庭聚會。從後來媒體的公開報道中可以看到，有人取消了走親戚，有人取消了訂婚宴，有人取消了一年一度的家庭大聚餐。
在關於要不要聚會和聚餐的決策中，年輕人和返鄉人員與家裡的老人之間一開始還出現了分歧，老人們覺得一年也就這幾天團聚的時間，還是希望能夠走動一下，交換一下禮品，吃個飯，給小孩發個壓歲錢，不然的話，下次親戚見面怎麼好意思呢，而年輕人則認為，疫情可能比想象中還要嚴重，出於安全起見，還是減少聚會和走動比較好，而且，現在交通那麼發達，尤其是高鐵開通以後，返鄉的便利性今非昔比，如果真的要見，機會還有很多。
不過，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二早上，大家發現，這樣的爭議和分歧已經意義不大了，因為村裡的大喇叭和宣傳車已經開動，村幹部明確告知，來村裡走親戚的人儘快離開村子，本村的人儘量不要外出，村裡的主要道路很快就要封閉了。而此前關於要不要戴口罩的分歧也消失了，因為身邊村幹部的直接而強力的動員，大家不僅意識到了風險的巨大和問題的嚴重性，甚至開始有些恐慌了。
至此，中國鄉村的疫情防控迅速升級，幾乎是在一天之內，道路關閉、條幅懸掛、入戶調查、體溫檢測等措施全部到位，讓每一個鄉村都瞬間變成了一個疫情防控的“孤島”，並通過基層組織對當地的瞭解和滲透，完全可以精準到戶和到個人，還可以實現一天二十四小時的動態監控。
後來，從媒體的公開報道中可以鮮明的體會到，針對鄉村疫情防控的內容報道，不但數量巨大，而且，可謂是五花八門，很多案例還上了熱搜，被廣為傳播。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官方主流媒體，還專門發佈了關於鄉村疫情防控宣傳條幅的內容，那個面對村裡的無人機監控一臉萌態的老奶奶，以及面對微服私訪的江蘇省委書記做出硬核回答的老大爺，更是成為熱點。
由此也讓我們意識到，面對這次突發的疫情防控，在中國的鄉村，大喇叭、宣傳車、創意條幅、封村封路等傳統的動員和組織不但沒有失效，而且比以前更加的高效了，而包括無人機、微信群、新媒體在內的新的管控和動員工具也開始被使用。
在國家整體的治理體系構建中，鄉村成了樣板工程
不僅如此，與針對鄉村更加全面和現代的組織和動員模式同時存在的是，針對鄉村疫情防控之下的社會形態的信息採集也前所未有的成熟，在互聯網和主流媒體平臺上，來自鄉村的信息數量和質量絲毫不遜於城市，在關於疫情防控的輿論場上，鄉村不但不是盲區，還是很多衝突性極強的信息和事件的主要發生地，無論是外部信息對鄉村的抵達，還是鄉村事件在外部的傳播，今天的中國鄉村都越來越高效地完成了與開放互聯網的無縫對接，在國家整體的治理體系構建中，鄉村已經不再是被遺忘的角落，甚至成了樣板工程。
2、“個體既社會”與中國鄉村治理的新邏輯
當然，關於鄉村治理的觀察，也並非只有這一種結論，在官方強大的基層動員能力和精準的滲透能力背後，在這種城鄉之間越來越平等化的信息採集和傳播格局之外，一些新的變化也正在發生，並對官方既有的看似強大和有序的管控佈局提出了挑戰。
比如，隨著互聯網和智能終端的普及，鄉村社會其實已經越來越碎片化、個體化、互聯網化和虛擬社群化了，不僅接受信息的渠道已經無限多元，而且，對外交流的通道也無限多元。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在基層組織的人員配置、技術設施雖然也強化了很多，但僅僅依靠這種層級化的治理對接模式，已經很難適應這種通過互聯網和手機終端以及無限多元的資源配置通道所形成的鄉村社會格局的變化，隨著鄉村的發展，國家在鄉村的基層組織的定位和工作方式也面臨新的挑戰。
比如，針對鄉村疫情情況的所謂的謠言防控中，無論是對所謂的謠言的發現還是做出最終處罰，以及處罰所依據的法規，都是基層組織所不瞭解和熟悉的，也是基層組織所無法掌握的，甚至在具體的執行過程當中，也不需要基層組織的參與，而是由當地網信部門和當地的公安部門直接處理。
在我們看來，對於包括基層組織在內的中國鄉村治理的規劃者、決策者和執行者而言，在鄉村空間，看似面對的是一個鄉村社會，其實，鄉村社會早就不是純粹的鄉村社會了，而是一個城鄉不分的以一個個個體為單元的“個體既社會”和一個個社群為單元的“社群既社會”，無論是面對疫情防控這樣的公共危機的時候，還是面對鄉村振興這樣的發展戰略的時候，這些個體和社群的利弊取捨、觀點表達、資源配置、生活方式等，才是決定成敗的關鍵。
但問題是，就是這些決定成敗的關鍵個體和社群，基層組織可能根本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他們在什麼時候會作出什麼行動——當個體（或社群）的生活方式和行為取捨已經成為社會治理的基礎單元，基於城鄉二元結構的專業分析框架不但不再適用了，而且，既有的針對鄉村社會治理的機構設置、機制安排和資源配置也不再適用了，而要扭轉這種局面，可能是一個比傳統鄉村社會治理中“最後一公里”還“最後一公里”的問題。
但樂觀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比如，隨著互聯網和智能終端的普及，這些鄉村社會個體，尤其是大部分八零後以及絕大多數的九零後們，通過主流的互聯網平臺和互聯網渠道，已經被編織進了新的社會網絡，無論是宣傳需要，還是動員需要，如果方法得當，完全可以實現更加精準的抵達。
通過這次疫情防控可以看出，這在鄉村治理中已經是一個比較迫切的問題了。正是因為在鄉村社會和空間的信息獲取其實已經是互聯網化了，信源就不僅僅是身邊的基層組織和村頭的大喇叭，更多的是來自互聯網上的，但由於信息甄別能力客觀上存在的差異，也使得很多明顯具有虛假性質的所謂的疫情信息，竟然可以在鄉村社群中廣泛傳播。在這些的所謂的虛假信息傳播背後，並非是傳播者存在明顯的惡意，而很可能是受制於這些傳播者個人知識的短缺，無法判斷這些在相對高素質的人看來可笑甚至是荒謬的信息是不是虛假信息，而且，這些人也缺乏信息核實的意識和能力，對傳播這些信息的危害性和所謂的違法性也缺乏基本認知。
鄉村社會信源更多的是來自互聯網
而且，如果說這次疫情防控直到目前的性質都還屬於起始於武漢這種大城市，隨著流動性波及到包括我所在的北方鄉村的話，那麼，在未來我們還將看到和需要思考的是，在中國的公共危機管理中，還將有可能遇到一些發生在看似邊緣的鄉村社會但瞬間蔓延到全國並構成重大公共危機的事件。
在大流動社會，鄉村不再是一個封閉的社會，鄉村與鄉村之間，城市與城市之間，城市與鄉村之間，都是一體的，其交流性和互動性絲毫不會因為是鄉村而有太大的差別。無論是發生在哪個角落的突發性危機，可能都不僅僅是角落裡的危機，而且，這種危機不僅是停留在信息平臺上，依託大交通體系和真實的人員流動，同時表現為現實生活空間中，這種情況下，鄉村社會相對薄弱的醫療水平，較強的人情關係主導下的交往模式，甚至是最樸素的“讓人笑話自己活得愛惜”這樣的簡單認知，都可能成為錯失危機防控的機會窗口的風險所在。
所以說，在大流動時代和互聯網時代，我們不僅要意識到中國的鄉村已經不是原來的那個鄉村，更要意識到今天的中國鄉村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鄉村，這是我們建構新的鄉村治理體系的基礎和前提，也是一個更具本質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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