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叶一剑（方塘智库创始人）
如果没有这次疫情的话，今年的春节也会像往年一样，随着大量返乡人群的回归，会出现大量关于乡村记录和观察文章，这些文字大多充满对乡村故事的细节化描写，善于将个体叙事和命运与国家和时代的宏大变革进行关联式思考，以表达作者对自己家乡剧烈变迁的忧虑、欣喜、思考甚至诅咒。因为每年春节期间都会集中出现，又多为返乡群体所写，所以被形象的称为“返乡体”。
这些“返乡体”文字，虽然未必符合专业的学术规范，对一些乡村故事和个人命运的记录也未必准确，有的甚至是道听途说，叙述起来也显得过于夸张，但是，透过这些文本，还是可以看到一部分剧烈变革中的中国乡村的时代画像和切面，已经是观察中国乡村社会变迁、治理体系构建和治理能力提升的一个窗口，尤其是考虑到这些文章背后所体现出的流动性、全球性、历史性以及与城乡比照性视角。
今天的中国，包括乡村在内，已经共同处在一个大流动时代，城乡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而且，这种大流动，不仅表现为官方统计的每年超过2.4亿的流动人口规模，也不仅体现为每年超过60亿人次的旅游人口数量，还表现为一系列看到的和看不到的人口、信息、消费、物流、文化等要素的流动，以及这些要素流动所带来的潜移默化但真实存在的社会性建构，并共同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流动图景，在图景背后则是复杂的利益和权利的博弈，以及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态以及政治的运行逻辑重塑。
一场突发的疫情以及由此而起的来自国家和地方的疫情防控布局，作为一个突然的强势触发性变量，就像一个大石头丢进了一个本来就泛起波澜的湖面，给春节的中国乡村带来了非常规的运行变化，让那些潜移默化的变迁，更加显著的集中呈现出来。
通过疫情防控的触发场景为乡村振兴战略带来新的思考
虽然我们对中国乡村的快速变化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尤其是在国家明确提出乡村振兴的整体性战略以后，但通过这些疫情防控的触发场景，还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思考。
1、中国乡村治理中的旧传统与新世相
在我所在的北方农村，大年初一本来不是走亲戚的高峰，但考虑到手机里越来越多的关于疫情的信息，已经开始让很多从城里回到乡村过年的年轻人感到形势的不同寻常，虽然很多人没有想到从第二天开始会严格到封村堵路，但也开始动员家里人提前把亲戚走了，有的直接在初一一大早电话拜年的时候，就开始商定暂时取消了一些原定的聚会和走动。
不过，在初一的时候，农村的街上还是行人不断，不时会有三三两两的人聚在一起聊上一会，在一些乡村麻将场里，热闹的氛围依然不减，每年春节期间，打麻将几乎成了北方乡村最重要的娱乐形式，而且，因为很多回归的年轻人的参加，使得赌注不断升级，输赢之间所涉及的数额突然间变大，也就使得春节的麻将场变得更具欣赏性，更何况，因为突然发生的大额的金钱输赢，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些家庭矛盾，更是让麻将场成了乡村故事发生地。人就是这样，有人来是因为有人来，还有很多人纯粹的是出于热闹而来到这里，与同村的人打个招呼，互相递支烟，聊聊彼此在外面的见闻，以及最近发生的热点事件，当然，也包括手机里传递出来的疫情。
当然，无论是那些从手机中不断刷着疫情信息的年轻人和返乡的城里人，还是街上聚在一起聊天和麻将场上的村民们，都还没有人戴口罩，虽然，前两天很多家庭都买了口罩，甚至是高价买的口罩。不过，不带口罩的原因有所不同，对前者而言，虽然有些紧张，但如果戴上口罩，多少会担心被周边的人“笑话”，“说你活得爱惜”，或者被别人理解为是“对人的不信任”。至此，疫情的紧张形势和带来的紧张情绪，对乡村而言，还仅仅停留在手机里的媒体报道中，以及一些家庭的微信群中，好像离乡村还很遥远，也被认为基本上就是一次每年都会发生的流感而已，乡村还是安全的。
转折点发生在1月25日也就是大年初一的晚上。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关于疫情防控“再研究、再部署、再动员”的新闻已经通过手机让乡村的很多人知道，一些敏感的返乡人员从中开始读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当地主流的官方媒体也开始发出了本地关于疫情防控的一些动员信息和通知，春节前就已经出台的一些关于关停景区和集会的信息被广泛的转发和传播，这也让大家突然意识到，其实本地关于疫情防控的行动和消息一点都不少，疫情可能不仅在武汉，随着人口流动，传染源可能已经来到了本地。
一些经历过2003年非典的人，开始将这次的疫情与当年进行比较，在当晚的家庭聚会上，有些村民也开始回忆起当年非典时期在乡村发生的一些事情，不过，在这些回忆和讲述中，看不出有什么恐惧和紧张，而更多是做为轻松的历史记忆故事被谈起。而这个时候，村干部的微信朋友圈里，开始晒出了关于疫情防控的乡镇动员会的现场照片，很显然，在乡镇给村干部开会之前，市里和县里肯定已经有专门的布局和动员了。
于是，有些返乡的年轻人开始更加坚定的推动家里的长辈取消初二开始的更加频繁和大规模的家庭聚会。从后来媒体的公开报道中可以看到，有人取消了走亲戚，有人取消了订婚宴，有人取消了一年一度的家庭大聚餐。
在关于要不要聚会和聚餐的决策中，年轻人和返乡人员与家里的老人之间一开始还出现了分歧，老人们觉得一年也就这几天团聚的时间，还是希望能够走动一下，交换一下礼品，吃个饭，给小孩发个压岁钱，不然的话，下次亲戚见面怎么好意思呢，而年轻人则认为，疫情可能比想象中还要严重，出于安全起见，还是减少聚会和走动比较好，而且，现在交通那么发达，尤其是高铁开通以后，返乡的便利性今非昔比，如果真的要见，机会还有很多。
不过，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二早上，大家发现，这样的争议和分歧已经意义不大了，因为村里的大喇叭和宣传车已经开动，村干部明确告知，来村里走亲戚的人尽快离开村子，本村的人尽量不要外出，村里的主要道路很快就要封闭了。而此前关于要不要戴口罩的分歧也消失了，因为身边村干部的直接而强力的动员，大家不仅意识到了风险的巨大和问题的严重性，甚至开始有些恐慌了。
至此，中国乡村的疫情防控迅速升级，几乎是在一天之内，道路关闭、条幅悬挂、入户调查、体温检测等措施全部到位，让每一个乡村都瞬间变成了一个疫情防控的“孤岛”，并通过基层组织对当地的了解和渗透，完全可以精准到户和到个人，还可以实现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动态监控。
后来，从媒体的公开报道中可以鲜明的体会到，针对乡村疫情防控的内容报道，不但数量巨大，而且，可谓是五花八门，很多案例还上了热搜，被广为传播。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官方主流媒体，还专门发布了关于乡村疫情防控宣传条幅的内容，那个面对村里的无人机监控一脸萌态的老奶奶，以及面对微服私访的江苏省委书记做出硬核回答的老大爷，更是成为热点。
由此也让我们意识到，面对这次突发的疫情防控，在中国的乡村，大喇叭、宣传车、创意条幅、封村封路等传统的动员和组织不但没有失效，而且比以前更加的高效了，而包括无人机、微信群、新媒体在内的新的管控和动员工具也开始被使用。
在国家整体的治理体系构建中，乡村成了样板工程
不仅如此，与针对乡村更加全面和现代的组织和动员模式同时存在的是，针对乡村疫情防控之下的社会形态的信息采集也前所未有的成熟，在互联网和主流媒体平台上，来自乡村的信息数量和质量丝毫不逊于城市，在关于疫情防控的舆论场上，乡村不但不是盲区，还是很多冲突性极强的信息和事件的主要发生地，无论是外部信息对乡村的抵达，还是乡村事件在外部的传播，今天的中国乡村都越来越高效地完成了与开放互联网的无缝对接，在国家整体的治理体系构建中，乡村已经不再是被遗忘的角落，甚至成了样板工程。
2、“个体既社会”与中国乡村治理的新逻辑
当然，关于乡村治理的观察，也并非只有这一种结论，在官方强大的基层动员能力和精准的渗透能力背后，在这种城乡之间越来越平等化的信息采集和传播格局之外，一些新的变化也正在发生，并对官方既有的看似强大和有序的管控布局提出了挑战。
比如，随着互联网和智能终端的普及，乡村社会其实已经越来越碎片化、个体化、互联网化和虚拟社群化了，不仅接受信息的渠道已经无限多元，而且，对外交流的通道也无限多元。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在基层组织的人员配置、技术设施虽然也强化了很多，但仅仅依靠这种层级化的治理对接模式，已经很难适应这种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终端以及无限多元的资源配置通道所形成的乡村社会格局的变化，随着乡村的发展，国家在乡村的基层组织的定位和工作方式也面临新的挑战。
比如，针对乡村疫情情况的所谓的谣言防控中，无论是对所谓的谣言的发现还是做出最终处罚，以及处罚所依据的法规，都是基层组织所不了解和熟悉的，也是基层组织所无法掌握的，甚至在具体的执行过程当中，也不需要基层组织的参与，而是由当地网信部门和当地的公安部门直接处理。
在我们看来，对于包括基层组织在内的中国乡村治理的规划者、决策者和执行者而言，在乡村空间，看似面对的是一个乡村社会，其实，乡村社会早就不是纯粹的乡村社会了，而是一个城乡不分的以一个个个体为单元的“个体既社会”和一个个社群为单元的“社群既社会”，无论是面对疫情防控这样的公共危机的时候，还是面对乡村振兴这样的发展战略的时候，这些个体和社群的利弊取舍、观点表达、资源配置、生活方式等，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但问题是，就是这些决定成败的关键个体和社群，基层组织可能根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时候会作出什么行动——当个体（或社群）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取舍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的基础单元，基于城乡二元结构的专业分析框架不但不再适用了，而且，既有的针对乡村社会治理的机构设置、机制安排和资源配置也不再适用了，而要扭转这种局面，可能是一个比传统乡村社会治理中“最后一公里”还“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但乐观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比如，随着互联网和智能终端的普及，这些乡村社会个体，尤其是大部分八零后以及绝大多数的九零后们，通过主流的互联网平台和互联网渠道，已经被编织进了新的社会网络，无论是宣传需要，还是动员需要，如果方法得当，完全可以实现更加精准的抵达。
通过这次疫情防控可以看出，这在乡村治理中已经是一个比较迫切的问题了。正是因为在乡村社会和空间的信息获取其实已经是互联网化了，信源就不仅仅是身边的基层组织和村头的大喇叭，更多的是来自互联网上的，但由于信息甄别能力客观上存在的差异，也使得很多明显具有虚假性质的所谓的疫情信息，竟然可以在乡村社群中广泛传播。在这些的所谓的虚假信息传播背后，并非是传播者存在明显的恶意，而很可能是受制于这些传播者个人知识的短缺，无法判断这些在相对高素质的人看来可笑甚至是荒谬的信息是不是虚假信息，而且，这些人也缺乏信息核实的意识和能力，对传播这些信息的危害性和所谓的违法性也缺乏基本认知。
乡村社会信源更多的是来自互联网
而且，如果说这次疫情防控直到目前的性质都还属于起始于武汉这种大城市，随着流动性波及到包括我所在的北方乡村的话，那么，在未来我们还将看到和需要思考的是，在中国的公共危机管理中，还将有可能遇到一些发生在看似边缘的乡村社会但瞬间蔓延到全国并构成重大公共危机的事件。
在大流动社会，乡村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社会，乡村与乡村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都是一体的，其交流性和互动性丝毫不会因为是乡村而有太大的差别。无论是发生在哪个角落的突发性危机，可能都不仅仅是角落里的危机，而且，这种危机不仅是停留在信息平台上，依托大交通体系和真实的人员流动，同时表现为现实生活空间中，这种情况下，乡村社会相对薄弱的医疗水平，较强的人情关系主导下的交往模式，甚至是最朴素的“让人笑话自己活得爱惜”这样的简单认知，都可能成为错失危机防控的机会窗口的风险所在。
所以说，在大流动时代和互联网时代，我们不仅要意识到中国的乡村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乡村，更要意识到今天的中国乡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乡村，这是我们建构新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基础和前提，也是一个更具本质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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