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又一次因拒絕解鎖iPhone和美國政府站在了對立面，而這一次的對手不僅是美國司法部，美國總統特朗普也親自出馬，怒噴蘋果不配合警方調查。幾天之後，儘管蘋果依舊堅持不解鎖iPhone，但也作出了讓步：

在這一次蘋果取消加密的背後，是蘋果和美國政府長達數年的博弈。

上鎖iPhone：美國政府的眼中釘

2016年，在南加州恐怖襲擊案中，蘋果曾拒絕FBI的要求——解鎖與槍擊案嫌犯有關的iPhone，FBI希望蘋果製作無加密版本的iOS，以便FBI可以訪問設備上的內容。蘋果拒絕安裝後門，庫克還發布了公開信重申立場，這最終導致蘋果陷入長達數月的法律訴訟。最後FBI找到了一家可以幫助其解鎖手機的第三方，才撤回訴訟不了了之。

無獨有偶，在去年12月佛羅里達的一家海軍培訓基地裡，一位沙特空軍少尉持槍衝進訓練教室襲擊，導致3人死亡8人受傷。該槍手曾在推特發佈了反美和以色列的極端主義內容。槍手被擊斃之後，他的兩臺手機——一臺 iPhone 5和一臺iPhone 7都處於鎖定狀態。而美國司法部花了一個月時間都沒能從iPhone獲取數據，便聯繫蘋果要求協助。

蘋果向FBI提供了槍手的iCloud賬戶資料，但再次拒絕解鎖槍手的iPhone， FBI的首席律師正式發函要求蘋果解鎖恐怖分子的iPhone，也遭到了蘋果的拒絕。在之後，美國司法部部長巴爾也表達了對蘋果的不滿，他表示，蘋果並未提供“實質性幫助”來解鎖嫌犯的兩部iPhone。

而隨著事態不斷升級，特朗普也坐不住了，他發文炮轟蘋果，“我們一直在貿易和許多其他議題上幫助蘋果，但是他們卻拒絕解鎖殺人犯、毒梟以及其他暴力犯罪分子使用的手機。現在，他們必須開始行動，幫助我們這個偉大的國家，讓美國再次偉大。”

實際上這不是特朗普第一次就解鎖iPhone和蘋果產生衝突，四年前的南加州恐怖襲擊案中，特朗普就公開呼籲抵制蘋果，“我現在同時使用蘋果和三星手機，如果蘋果不把恐怖分子信息交出來，我就一直使用三星手機。”

網絡時代下的“獨狼”恐怖襲擊

很不幸的是，隨著互聯網的發展，恐怖主義也搭上了這輛快車。ISIS就積極地通過Facebook和Twitter分享自己的激進思想，甚至上傳處決俘虜的視頻。除了這些公眾社交網絡平臺，恐怖主義也開始滲透進加密通信平臺，首當其衝的的就是Telegram，甚至一度面臨下架危機。為此Telegram不得不主動打破自己“崇尚絕對自由”的方針，封禁了數百個ISIS頻道和交流群。

而更麻煩的在於，這些宣傳往往對本土二代移民很有效，這些移民後裔生活在封閉社區裡，不融入社會，很容易被網絡上的極端主義感染。布魯塞爾連環爆炸案、南加州襲擊和奧蘭多槍擊案的兇手，都是移民後裔，且是“獨狼”式襲擊（Lone Wolf）。

和“911”的團體襲擊有很大不同的是，“獨狼”意味著沒有具體的時間和地點，也沒有任何的徵兆，甚至不需要精心的策劃便能夠實施行動。所以對於美國政府而言，兇手的iPhone就代表著聯絡網、遠程行動策劃以及協助的親友，甚至還可能有在本地誌同道合的“同志們”，也不外乎FBI為何要如此堅持解鎖iPhone。

iPhone真的那麼“完美”？

實際上，iPhone並不如蘋果所宣稱的那樣不可破解。

就算是蘋果自稱不斷升級的“安全手段”，也敵不過專業人士的猛攻。五年前的南加州槍擊案，就是FBI找到了一家以色列的第三方公司，花費130萬美元破解了嫌犯的iPhone，最終不了了之。

為了補救，蘋果在更新中拉長了密碼輸入時間，杜絕了暴力破解；特地增加了Lightning接口的限制，如果想要iPhone與USB連接，那麼必須保證該iPhone是沒有鎖屏的，或者輸入解鎖密碼，才能實現數據連接，一週之後需要重新驗證，徹底杜絕了“黑盒”的破解。

但根據線報，FBI還是找到了繞過iPhone的工具，而且就是通過“黑盒”。據《福布斯》報道，FBI已在近期利用使用了GrayKey成功解鎖了最新的iPhone 11 Pro Max，並且將之用在了嫌犯的身份認定。而蘋果也拒絕對GrayKey進行回應。

蘋果的隱私工作也不能說做得盡善盡美。在最近幾個月內，蘋果就被曝光了兩起隱私問題：一是Siri將用戶錄音片段自動發送至第三方，為此蘋果還專門致歉；二是iPhone 11中原本用來進行室內定位的超寬帶芯片（UWP），在定位功能關閉後仍會記錄地理位置。被曝光後，蘋果也特地在更新iOS版本內做了全局屏蔽。

嚴格來講，蘋果完全有技術做到破解自己的手機。只要蘋果在後續版本的iOS中，親自簽發通過軟件校驗，既可以保證繞過鎖定，在手機上安裝“後門”。而且在FBI與蘋果的訴訟文件中，法院也明確認定蘋果可以定製破解軟件，且僅在涉案iPhone上執行。

蘋果的“不解鎖”聲明，更多是申明公司的價值觀，而不是在技術上無法實現。

在稜鏡門之前，蘋果一直都在和司法部門積極合作。

“隱私不可侵犯”真的是政治正確？

蘋果的兩次解鎖事件，都引發了科技界的強烈反彈，Google、微軟、Facebook都紛紛站出來力挺，而美國的民眾也大多都傾向於蘋果。儘管最終iPhone還是被破解了，但蘋果也賺足了民望。

不過美國的所謂“民意”，實際上也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哪怕是作為立法者的美國國會，也會被突發事件引發的情緒所左右。在“911”時間的六週後，美國國會就火速通過了給予執法機構更大權力的《愛國者法案》。

《愛國者法案》法案沒有經過聽證會的討論和斟酌就交予表決，但還是以眾議院357票贊成66票反對，參議院僅1票反對的壓倒性優勢通過。時任美國司法部長約翰·阿什克羅夫特還聲稱：更多的恐怖主義襲擊還會到來，誰反對《愛國者法案》，誰就是為敵人提供幫助和安慰。

隨著時間的推移，群情激奮的民眾也開始冷靜下來。他們注意到，《愛國者法案》對於執法人員的權限界定寬鬆，執法部門的監聽調查權被無限擴大。而之後的關塔那摩、稜鏡門等事件，都開始讓人們反思美國政府在“反恐”的名號下濫用職權，侵犯個人權利的行為。2015年，《愛國者法案》在國會的激烈博弈下終止，新的《美國自由法案》對國安局的監聽權限進行了嚴格控制。

但《愛國者法案》作為一個典型案例告訴我們，人的認知往往會隨著客觀世界的變化而變化。倘若再來一次震驚全美的恐怖襲擊，相信民眾“把隱私部分讓渡給政府”的呼聲又會高漲。

我們究竟該擔心什麼？

實際上，儘管以微軟為首的一眾科技公司都聲援蘋果，但作為微軟創始人的比爾蓋茨卻表示，FBI要求解鎖iPhone是一個特殊的案例，政府在特殊情況下訪問特定的信息，這並不是向公眾伸手。並且他補充道：“相較於政府能夠訪問任何信息，我覺得是否需要選擇建立這樣的保障措施才是更為重要的，也是值得我們討論的。”

小雷同意蓋茨的看法，公眾安全和個人隱私並不是二元對立的關係。恐怖主義是人類的天敵，不僅是美國，我國也深受其害。為了公眾安全，一切企業與個人有必要配合政府工作，更遑論兩案中的嫌疑人都是確鑿無疑的恐怖主義者。如果是恐怖分子相關親屬或同事的設備暫且不提，FBI在案件餘波未平的情況下，要求蘋果解鎖恐怖分子手機尋找可能存在的共犯，小雷認為特事特辦、無可厚非。

但庫克也在四年前就說過，“美國政府暗示後門只會在這次調查中使用，但事實並非如此，一旦開設後門，這種技術就會被一次次地使用，涉及不可估計的設備。”如何通過相關法律或者第三方機構有力制約公權力，才是這場隱私之爭的根本。

不過小雷認為，這種倫理兩難問題終歸還是少數。對於美國政府而言，就算真的無法解鎖iPhone，憑藉其豐富的執法資源和技術，在網絡上找到恐怖分子的蛛絲馬跡並不困難，過度沉溺於“假想敵”的討論未免有些空中樓閣。

但對於個人而言，在生活中，軟件廠家的隱私竊取才是對我們影響最大的。大數據宰客、調用通訊錄名單、還有陰謀論的“錄音推送”，無不是指向以BAT為首的軟件大廠，近幾年硬件廠商和軟件廠商如何鬥智鬥勇已經可以寫一本教科書了。但公眾往往在國家機器上耗費過多心思，反而忽視了這些“貼心”的智能推送。如果真的有人能精確勾勒出你的生活畫像的話，小雷相信以這些廠商掌握的信息，其描繪速度只會比美國政府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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